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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與「二王」有什麼淵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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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與「二王」有什麼淵源關係?

北魏元氏墓誌與王羲之書法的淵源

作者:佚名

關於元氏墓誌:公元386年,鮮卑貴族拓跋珪建立政權,初稱「代」,後稱「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又南遷都城於古都洛陽,大規模推行激進徹底的鮮卑漢化政策。接受漢人同化,改漢姓、著漢服、講漢話、習漢文、行漢制,胡漢文化逐步融合。率先改「拓跋氏」為「元氏」,作為北魏皇家姓氏,成了國姓。元氏墓誌作為帝胄權貴專利,數量龐大,刊刻考究,超越前代。墓誌形制完備,下為志底,上為盝蓋,蓋鐫名號,底刻志文,摞在一起稱作「一合」。志文分成「志」與「銘」兩部分,合稱墓志銘。

王羲之是東晉時期書風變革的代表人物之一。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稱其「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又云:「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他於行書的變化在於用筆及結體不同古法。我們拿傳世王羲之書跡幕本《蘭亭序》、《喪亂帖》等,與元氏墓誌的拓片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在用筆、結字和書寫氣韻等方面有著相同之處。雖然一個是墨跡,另一個是拓本,但由於王的書帖是幕本,不免下真跡一等,元氏墓誌卻保存完好,精拓之下無異於寫稿,因此兩者可作一比。

一、用筆的化用

通過對兩者進行筆畫的比較,墓誌書法的楷書用筆化用了王羲之行書的筆法。下面以《元倪墓誌》為例,把它與《蘭亭序》等王羲之書帖進行用筆的比較。(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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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的用筆在於方筆為主,所作長橫皆露鋒仰管,上傾行而回鋒收筆。豎畫起筆皆下俯出鋒,或逆入折筆帶出筆鋒向下豎寫,頗類王羲之行書的豎畫。點畫起、行、收處用筆的提按轉換法度嚴謹,一絲不苟,單個出現的點均以側取勢,組合的點則氣勢連貫,相互呼應。撇一因大都起筆較重,直送到底,有的嘎然而止,形盡而意無窮,在《元倪墓誌》中,「領」字左旁下撇:有的則循漸而就,意味深遠,如「尉」字,「大」字等.有的則收筆上挑,與起筆下俯相應,出以圓狀,如「使」字。捺畫則出筆酣暢、流利,形狀舒展,使通篇墓誌增添瀟洒活潑之態,如「之」、「愛」、「退」等字。橫折處瞥停頓,換筆痕迹明顯,一改含蓄內斂之態,方直遒勁。通觀《元倪墓誌》的用筆,變化多方,真可謂:「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秒,一點之內殊毗挫於毫芒」。

二、結字的取法

元氏墓誌筆畫多稜角,雖然其中有鐫刻因素的參與,但講究鋒井的這些特徵都可以在二王的行草書里找到根源,有些在結字方面亦規模彷彿。隸書結構扁方,楷書形成之初結構亦較平正,而二王行書的結構形式變化豐富,元氏墓誌書法在學習筆法的同時,也自然地受到結構的影響,因此墓誌書法中楷書的結構變化亦較豐富,姿態優美,有時字中的筆畫甚至不受方格線的束縛而延伸至外。如表二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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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韻致的遷移

王羲之行書開一代風氣之先,南朝謝赫在論及繪畫時有「氣韻生動」之說,正可用來做王羲之書法藝術的註腳。元氏墓誌楷書對王的的行書在用筆和結字方面的借用過程中,將王書的神韻潛移過來,從而使楷書的面貌變得鮮活起來。主要表現在改變筆畫、斜畫緊結和顧盼呼應三個方面,不唯筆畫爽利、字形優美,兼有氣勢的靈韻洒脫,有著較高的審美境界。

1、靈活多變的筆畫:筆畫的靈活多變主要表現在省減、變動筆畫方面,省減筆畫、變動筆畫位置的現象在王行書中較為普遍,這種現象同時也可見於墓誌書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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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蘭亭序局部

2、 斜畫緊結的體勢:王羲之的行書在當時是書風一變,主要特徵便是橫畫斜度的加大,《喪亂帖》、《蘭亭序》等字帖中的字都明顯地左低右高,以歌側之勢獲得峻峭、超拔之態。墓誌書法的楷書照此取法,斜勢分明。這樣的取勢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楷書天真、自然之美,與成熟的漢隸和圓融的晉楷構成了較大的視覺審美差異。

3、筆畫之間的顧盼呼應:行書中筆一因的呼應表現在前後筆畫書寫之間有跡可察的聯繫,即以一種綿延的縈帶來表達連貫的意。而墓誌書法對這種連貫更多的是「意」的呼應,而非「形」的溝通,有時適當地表現為附鉤遊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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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美人墓誌

四、楷書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響。

隸變之後,書寫變得較為快捷,一方面逐漸出現了行書的面貌,另一方面楷書的點畫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東晉時,「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流轉,大行於世」。到了南、北朝對峙時期,王羲之在書法藝術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北魏政權漢化之時,正是王羲之引領一代書風的同時,南、北兩方面同學二王,對北魏貴族及士人階層的書法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造就了北魏墓誌楷書的特定風格。

從用筆方面可看出,元氏墓誌的楷書用筆多作順勢人筆,起筆時,多用露鋒,收筆時多用放鋒,有時甚至讓筆鋒自然停駐,不作提按;在筆畫的轉折處,多用順勢帶過;出鉤時,轉筆即作放鋒。王羲之的行書用筆對楷書的影響從南北朝開始,歷隋、唐至宋、元,在整個楷書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關係。隋朝的《董美人墓誌》,初唐四家的楷書,《等慈寺碑》、《王居士磚塔銘》以及顏真卿的《多寶塔碑》等,宋代蘇軾的楷書直到元代趙孟頫的楷書,元氏墓誌書法可謂開啟先河。

由此可見,王羲之行書之於楷書的作用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張懷理所云:「(羲之書)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鳳靡雅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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