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捐精者需提供個人信息致「精」荒，暗藏隱患引生殖倫理擔憂

據《朝日新聞》11月29日報道，今年夏天，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醫院(Keio University Hospital)停止接收那些尋求通過捐贈人工授精懷上孩子的夫婦。該醫院是日本處理援助案件最多的生育診所。

自從2017年6月醫院修改了同意書的內容,這意味著精子捐獻者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披露個人信息,該機構一直未能找到新的捐助者。

醫院將繼續為已經接受冷凍精子的受者進行手術。但該公司表示，最終將會耗盡庫存，並被迫停止這項服務。

對同意書文案的修訂是基於尊重從人工授精中懷上的孩子了解其遺傳父親的身份的權利，應該受到讚揚。

但慶應義塾大學醫院因這一舉措而面臨的情況，可能會給其他在日本婦產科學協會(Japan Socie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註冊的約12家醫療機構帶來一定的困難。

如果這些機構被迫削減或終止他們的援助項目，許多尋求捐贈精子受孕的不育日本夫婦可能會求助於海外精子庫，甚至是網上捐贈精子。

這種情況將使在該國收集有關援助案件的資料極為困難，並可能導致嚴重的問題。

學術界和醫學界應帶頭討論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在相關問題上建立廣泛的社會共識。

人工授精在日本已經有70年的歷史，已經有1萬多名兒童通過這種生育治療出生。

儘管相關法規未能跟上倫理和其它相關問題的步伐，但美國學術協會在1997年發表聲明，呼籲禁止營利性精子庫和其他提供捐贈精子的企業。

2003年，衛生部理事會的一個處理精子援助相關問題的工作組發表了一份報告，呼籲制定新的立法來規範整個生殖醫學。

但自那以來，沒有出現進一步改善精子援助監管的舉措。

學術協會除了制定一些基本原則外，幾乎沒有做什麼，這些原則包括不應透露捐助者的身份，以保護隱私，以及精子援助案件的記錄應長期保存。

慶應義塾大學醫院採取這一行動，是對面對日益增多的問題而多年不作為的後果作出的反應。

許多使用捐獻精子進行生育治療而出生的孩子在第一次得知真相後，出現了心理和生理問題。相關機構不應該對他們的痛苦視而不見。

要就規範援助案件的規則達成共識，就必須找到一些關鍵問題的答案。是否有可能在尊重兒童了解其來源的權利的同時保護捐助者?其他國家為應對這一挑戰採取了哪些行動?這些行動取得了哪些成效?聽取通過精子受精出生的孩子的意見也很重要。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2003年的報告已經過時了。

例如，該報告將潛在受贈人的範圍限制在合法結婚的夫婦。然而，鑒於近年來公眾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一範圍應該擴大到包括同性伴侶和其他類型的伴侶關係。

在有關援助問題的辯論中不應忘記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努力的重點應始終是保障通過精子受精出生孩子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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