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性戀、情人眾多的殘疾女畫家弗里達：從不畫夢，只畫自己的現實

文｜黃薇

1952年，迭戈與弗里達在迭戈為墨西哥藝術宮創作的大型壁畫 《戰爭的夢魘，和平的夢想前

一字連心眉，淡淡唇髭，滿頭鮮花，墨西哥傳統的特旺納服飾。殘疾，雙性戀，女畫家，與眾多名人豐富的情史。從外形特徵到人生經歷，弗里達順理成章屬於媒體傳播業偏愛的對象，身為「最容易識別的藝術家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她就像女版的格瓦拉，早已LOGO化了。

弗里達生前遠不及同行的丈夫迭戈·里維拉有名，如今她的聲名大大蓋過迭戈。1984年墨西哥宣布她的作品為國家文化遺產，禁止出口；她是拍賣場上第一個突破百萬美元門檻的拉丁美洲藝術家，此後持續打破紀錄；她的生平被拍成好萊塢大片，影響力也跨界到了時尚業，其生活和藝術激發了應接不暇的靈感；複製她形象的芭比娃娃在櫥窗光鮮待售……弗里達的人氣熱度與商業化，引起一些學者和評論家的擔憂，他們認為她的生活許多方面被神話化，大眾熱衷追逐其人生傳奇的一面，而忽視對她藝術的關注。這是泛娛樂時代許多名人在劫難逃的窘境。

弗里達現存的約150幅作品中，1/3是自畫像，大多也是其代表作。在這些畫中，能讀到弗里達最無拘的想像與最隱秘的心聲，彷彿是她在為自己的心靈作傳。她寫道：「我畫自畫像，因為我常獨處，也因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題。」作為一個具有天賦的創作者，弗里達從未聽憑生活的擺布，而是咀嚼痛苦，用血與淚將其一變而升華為藝術，最終撼動觀者的心魂。

法國超現實主義領袖人物、詩人安德烈·布勒東對弗里達的畫大為激賞，認為她沒有受到任何理論影響，天然就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對她的藝術有句著名的評語——「系在炸彈上的一根帶子」。但弗里達並不認同這個標籤，在她看來，「我從不畫夢。我畫我自己的現實。」

20 世紀 50 年代，病重卧床的弗里達正將全家人都畫入畫中

1938年，弗里達在紐約開了第一次個人畫展，半數作品都賣了出去。1939年，在布勒東的張羅下，她的畫又來到巴黎，康定斯基、杜尚等人都為她繪畫創作的深度與想像力所折服。弗里達成為第一個被盧浮宮收藏的墨西哥畫家。

但當弗里達從巴黎回來，迭戈提出了離婚，幾年來兩人的拉鋸戰讓彼此身心俱疲。弗里達只能違心同意。離婚後兩人常常見面，甚至迭戈的郵箱、賬戶仍由她代管打理。一切似乎如常，只有畫中泄露了弗里達痛苦的心聲，她的傑作每每誕生於此時。最著名的《兩個弗里達》就畫於1939年，畫家分裂為兩個自我，右邊的她身穿特旺納長裙，左邊的穿著維多利亞禮服，代表了弗里達的兩種文化身份認同，又象徵了情感糾葛中的矛盾心境。兩者毫無例外都裸露著心臟，由細細的血管連著，右邊的手裡拿著迭戈的小畫像，左邊手中的止血鉗攔不住血流滴在白色長裙上，痛苦真切可感。弗里達開發了一個她自己的圖像學符號系統，融合了阿茲特克文化中種種古老的意象，比如她畫中常見的骷髏、血液、心臟，妥帖地信手拈來，這是她畫中原始神秘風格的源泉。

《兩個弗里達》，1939 年，弗里達，布面油畫

第二年弗里達又畫了一幅《短髮的我》，她一身寬大的男裝，面無表情地坐在滿地剪斷的凌亂烏絲中央，畫上方的曲調與歌詞，唱響便是一首無情的小調：「你瞧，那時我愛你一頭烏髮，可眼下你禿了頭，我也不再愛你了。」當十年的老情人攝影家尼古拉斯·穆雷向弗里達求婚時，她拒絕了，「無論任何距離，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所有我自身觸到的，都是迭戈。」

托洛茨基之死成了兩人破鏡重圓的契機。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人用冰鎬刺殺。弗里達遭到警方懷疑，被關押審問，迭戈托關係將她保釋了出來。他勸說弗里達重新嫁給他。這年12月8日，他們第二次結婚。復婚時弗里達提出兩個條件：兩人的生活與房屋費用，她用賣畫所得分擔一半；兩人之間不再有性的關係。

再婚後迭戈仍不停追逐著女人，夫妻倆各行其是。1949年，墨西哥國家美術學院為迭戈舉辦了大型紀念展覽，弗里達第一次公開以文字表露了對迭戈複雜的愛，她在畫冊序言里寫道：「我不會以『我的丈夫』來談論迭戈，那會是很可笑的。因為迭戈不曾是，也永遠不會是任何人的『丈夫』。」「我一生當中遭受了兩大變故的折磨，其一是那場車禍，其二就是迭戈。」但她又說，「我不能因為他的缺點而不愛他。」

他們互相刺痛，又無法離開彼此，就像有人所評價的，他們生而就是戲劇化人生的同盟者。弗里達的自畫像中，不時有迭戈的身影閃現，她把他畫在自己的額頭上，或是化身地母懷抱著的嬰兒長著迭戈的面孔，或是將自己和迭戈的臉各取一半合二為一，用纏繞的樹根捆系脖頸……與迭戈的愛情，對他的依賴，在弗里達的一生中佔據了大部分篇幅，這是後來推崇她的女性主義者所有意或無意忽視的。

再婚後，夫婦倆住進弗里達的祖宅，將房子漆成了阿茲特克廟宇和宮殿的那種靛藍色，「藍房子」因此而得名。迭戈請人加了一個廂房，這樣弗里達有了自己的工作間——世界上她最喜歡的地方。藍房子是國際知識界嚮往的樂土，充滿波西米亞風情，弗里達的廚藝博得交口稱讚，她在花園遍植各種豐茂的花草，養了貓、墨西哥犬、鷹、孔雀、小鹿和蜘蛛猴，它們自由地四處走動，多次出現在她的畫中。

弗里達人生最後十年，健康惡化，纏綿於病榻。18歲那場慘烈車禍後的29年里，她至少做了32次手術。脊柱嘗試了一次骨移植，終因感染而告失敗。1953年，她的右腳腳趾長了壞疽，最後不得不把右腿截肢。截肢對弗里達的自尊打擊特別大，她一度沮喪得不想見任何人，曾試圖自殺。為了緩和劇烈的疼痛，弗里達開始每天喝兩公升的科涅克酒，沉溺於大劑量的嗎啡，她的背部結滿了痂還有手術的傷疤，有時找不到可以注射的地方，她就會大喊：「摸一摸，找一塊軟一點的地方，打進去！」

《破碎的脊柱》，1944 年，弗里達，木板油畫

1944年《破碎的脊柱》中，弗里達置身於皸裂荒原之上，身上被釘了55枚鐵釘，脊柱猶如愛奧尼亞石柱已四分五裂，強支起沉重的肉身，大顆的淚珠肆意滾淌，此間瀰漫著至深的哀嘆如在耳畔。1946年的《小鹿》中，弗里達化身密林間無處棲身的小鹿，苦難的箭矢從四面八方射來，體無完膚。同年她還畫了一幅《希望之樹》，只有哭泣的弗里達守護著躺在醫療車上的弗里達，後者背部的刀疤流著血，前者流著憐憫的淚坐得筆直，手裡拿著粉紅色的胸衣——馬拉松式治療的紀念品，綠色小旗上寫著「希望之樹，堅強」，那是她喜歡唱的克魯斯歌中的第一句。

生命的餘暉里，弗里達對革命熱情不竭，她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床頭貼滿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照片。直到去世前11天，她還執意拖著病體坐輪椅，與迭戈和朋友們一起，參加了抗議美國干預瓜地馬拉內政驅逐總統哈克沃·阿本斯的遊行，以至於第二天肺炎複發。她畫過幾幅政治題材的畫，但曾向一位知己吐露心聲：「我的繪畫沒有革命性。幹嗎要試圖讓別人相信自己的繪畫具有戰鬥性？我做不到。」

迭戈熱衷表現宏大的社會與歷史，弗里達的題材只來自她的內心，快樂和悲哀，生活的甘美與苦澀，傳達出活生生的個人經驗。每幅不大的畫面中，細看之下，蘊含著的稠密情感，似乎要爆發出來。還是迭戈最理解她，給了她精準而詩意的評價：「卡羅的畫既諷刺又溫柔，堅韌如鋼鐵，精緻如蝶翼，可愛如笑靨，深刻又殘忍地揭露了生活中的痛苦。」

儘管在生命的後期，弗里達日益消極，但她仍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從不穿著睡衣下樓，越是痛苦或心情糟糕，裝扮反而越隆重。什麼衣裙配什麼皮帶容不得半點馬虎，還要搭配不同風格的髮式，即便不舒服，甚至不能起床，她仍要裝扮得像娃娃一樣，從頭到腳一絲不苟。

1954年的春天，弗里達有一年多沒有畫畫了，她強迫自己從床上爬起來，用皮帶將自己綁在輪椅上，堅持著畫下去，實在忍不住了就回到床上躺著畫。她的最後一幅畫畫的是靜物西瓜，鮮紅欲滴的瓜瓤上寫著——「生命萬歲！」但有研究者認為，她其實死於為自己注射了過分劑量的麻醉劑。她在日記里留下最後一句話，「我希望離去是幸福的，我希望永遠不再回來。」

如果讓時光流轉倒帶，選擇為弗里達的人生定格一幀畫面，最恰如其分的也許應閃回至1953年4月13日，她第一次在祖國墨西哥辦個人畫展，為此萬分欣喜。但她的身體狀況太糟了，大家都認為她無法出席。最後開幕時，弗里達躺在救護車上在一片警笛開路聲中出現了！路上她還打趣提醒抬她的小工：小心一點，這具屍體還在說話。迭戈請人扛來她的四柱大床，弗里達盛裝打扮、珠光寶氣躺在床上，友人和觀眾們像瞻仰聖徒一樣排著隊前來和她握手致意。也有人覺得太作秀了——但這就是弗里達，無論死亡與痛苦如何如影隨形，她總要盛大而濃烈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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