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對日本態度大轉變：從錯愛、憎惡到抗日

張學良在54年監禁歲月結束時，曾經由衷發出一聲感嘆：「我自己的人生，只到了35歲，以後就沒有了！」何其辛酸與痛楚！而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正是他對日本的態度大轉變……他對日本的態度，經歷了哪些轉折？為何仇恨日本的他，晚年對日本還念念不忘，想再去看看？

張學良早年對日本確有特殊好感

很長時間以來，張學良對日本的態度讓人們費解。1990年，一直以來仇恨日本的張學良在尚未真正恢復自由之前，卻率先接受日本NHK電視台的獨家採訪，從而讓日本首先爆發了「張學良熱」；於是有人指出，張學良1990年公開在台北圓山祝壽，直到隔年春天他前往美國進行為期3個多月的探親訪友期間，一些中國記者企圖採訪張學良，大多被其謝絕門外。甚至一些好不容易從祖國大陸前去台灣的記者，也多次請求而不得見其面。

然而，張學良在此期間卻唯獨對來自日本東京的採訪者們大開方便之門。比如日本《每日新聞》的記者池宮城晃就頗得張學良的特殊照顧。早在1990年前張學良就親筆給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日本人寫信寄信，而且接受此人寄來的照片等，來往一時十分熱絡。就連日本《每日新聞》對張學良如此熱愛該報記者也大感意外，在報上稱：「張學良其實並不反日。他能給池宮城晃親筆寫信，就證明了他從心裡對日本素有好感。」另一家《讀賣新聞》也就池宮城晃得到張學良錯愛一事大發感嘆：「張學良並不忌恨日本的殺父之仇，晚年更是以平常心態面對曾經佔據東北三省的日本國。據可靠人士稱，幽禁中的張學良十分懷念早年他親訪的第一個亞洲國家日本，還記得東京的櫻花在春天何其燦如霞錦……」

實際上，張學良對日本人確有特殊的好感。也許這與他少年時在瀋陽結識像前日本甲級戰犯本庄繁大將，以及張作霖身邊一批日本軍事顧問不無關係。還有，張學良在東北主政期間，身邊也有一些來自東京的日本友人，有些人甚至是他的朋友。

1921年深秋，張學良東渡日本，前去觀看日本軍人的秋操時，對日本是有好感的。晚年他雖然一直在毫不留情抨擊日本帝國主義，但當他談到日本觀看秋操時，隨口說了下面一段話：「如果可能，我還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許是上年紀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麼樣子？想親眼看看……」

當年，張學良到日本受到了超出一般普通中國來訪者的超規格接待。他在《雜憶隨想漫錄》中寫道：「民國十年（1921年）日本秋季機動大演習，邀請參觀，我奉派渡日觀操，我雖然只是參觀團員之一，但是受到日方的特殊接待。大演習終了之後，我們參觀了日本陸、海、空、兵工等軍事設施和軍事教育，以及實業、文化、古迹名勝等等。除進謁當時攝政的皇太子——如今之昭和及皇太后，攝政曾賜宴外，我單獨地進見過陸軍重鎮薩派的上原元帥、常派的田中大將，以及皇室等人黎本宮殿下。臨行時日政府贈授我二等瑞寶勳章。雖然僅短短一個多月的工夫，走馬觀花的遊覽……當時日方曾表示歡迎我進日本陸軍大學肆業，並許以特殊待遇的方便。我已確定踏上軍事之途，十分崇敬日本軍事的教育，因而接納日方之意見，歸而商議我父親，已蒙允准，後因征蒙軍事，繼之奉直戰爭而未果。」張學良的上述談話應該是絕對真實的思想，由此可見那時他是如何向往日本，並有意前去日本學習軍事。

七年之後殺父之仇令他憎惡日本

可是，張學良也沒有想到，距此七年之後，他對日本的好感忽然轉為仇恨。1928年6月，瀋陽發生的「皇姑屯事件」，使得張學良一向敬重的父親張作霖，就在這次由日本關東軍和特工人員蓄謀的炸車案中一命嗚呼！刻骨的仇恨，使得張學良準備在為父親張作霖治喪期間，趁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前來瀋陽大南門弔唁時，暗中布下刺客對其進行刺殺，從而為其父報仇。可是，張學良的這一主張，很快就遭受張作相等奉系老輩人物的極力勸阻，最終沒有讓這一震驚中外的血案在張作霖的靈柩前發生。

1990年，張學良在台北凱悅飯店面對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鏡頭，談到了1928年其父在日本人埋下的大量炸藥下喪生的往事時，張學良含著眼淚說：「當時，瀋陽情勢，十分險惡。我當時不知道我父親死，他們沒告訴我，我僅知道我父親回了奉天，受了點傷。我回到家裡才知我父親死了……父親對我很好，很喜歡我，我父親一死，我非常難過。」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從此成為了張學良親日仇日的分水嶺。也正因為有了殺父之仇，張學良才在關鍵時候猛醒，看清了日本的真相。所以事情過了幾十年了，年已九旬的張學良提及此事，仍然滿面戚然，一雙憤怒的眼睛直視日本人的電視鏡頭：「誰都知道，是日本乾的。日本軍人做事我不佩服……也就種下了我對日本的仇恨，家仇國難，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殺我父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

愛國少帥孤注一擲踏上抗日之路

事過70個春秋以後，已進耄耋之年的張學良重新回憶起他20歲時前去日本觀看秋操的往事，已經不再像青年時那樣對日本抱有盲目的崇拜了。他是以過來人的高瞻遠矚重新回過頭來審視他一度鍾情，也一度仇視的日本，歷經幾十年的世事滄桑的張學良對NHK採訪記者說：「……可是我回來後很不滿，不滿什麼呢？就是日本人總要想對中國人用勢力。把你壓住，叫你看看我有多大的勢力，要顯出來。我到處都看了，可我這個人不是這種人，你多凶我也不在乎的，更使我要抵抗日本。」

為此，日本記者問：「當時，中國人參觀日本的大演習成了一種流行熱，在中國的領導人中也有人在日本的士官學校學習，在這些人當中，有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日本軍隊太強，對日本抱有恐怖之心。先生當時沒有這種畏懼心理嗎？」

張學良答：「日本的演習我看了……日本人後來又領我參觀，海軍也參觀了，好多兵工廠也參觀了，日本的武器庫也給我看了。我一看心裡就感到這完全是對我示威……其實用不著示威，我們也知道日本的軍隊厲害。我當時年輕，不但沒有畏懼，反而起了反感。你這樣示威幹什麼，想嚇唬我呀，你嚇唬我，我也不怕。我當時到日本看演習，回來後對日本的印象很不好。」張學良在人生暮年時對青年經歷的總結，對日本開始持堅決的否定態度。

另有一事也可說明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憎日情結溢於言表。1989年秋，張學良在他台北的寓所里第一次接見從美國來的唐德剛時，就對他談起了仇日情結，張學良說：1928年乃父張作霖死後，當年10月，東北大學學生在瀋陽準備舉行一次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的遊行。張學良此時已就身負東三省軍政要職，自知學生上街的後果，於是他聞訊親自驅車前往東北大學，對這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進行勸阻，其間他當著黑壓壓的學生所講的一番話，聲淚俱下，實可透徹他的肺腑。張學良回憶說：「我當時對學生的義憤行動也很同情，可我必須要勸他們回去，我對學生們先說一個比喻：一個富翁死了，留下一個孤兒，才只有七八歲，他的鄰居是惡霸，佔去了一些良田，又搶走了他家的財物，他無力抗拒，氣得要死，但他覺得徒死無益，姑且忍氣吞聲，等長大了再說。十年之後，他長大成人，身軀強壯，比那惡霸有力氣了，就奪回比原來失去的更多的東西。你們痛恨日本鬼子，要遊行示威，我有殺父之仇，更是不共戴天。可是，我們正像那個孤兒一樣，現在打不過他。鬧出事故，他要借口來屠殺，千金之軀不死於盜賊，我們記住仇恨，發奮圖強，定有報仇血恨之日。我天天碰到惱人的問題，但我張學良決不賣國！它若逼我太甚，幹不了的時候我不幹了，也決不屈辱投降做賣國賊，致殆後世之譏……」

從張學良半世紀後對唐德剛傾吐的肺腑之言，可見正是在這樣的心情和處於愛國，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讓他從人生最美好的時刻（他當時35歲），一下子從事業的頂峰跌進了半世紀不得見天日的幽禁囹圄，為抗日他所付出的代價可謂極為昂貴！張學良在54年監禁歲月結束時，曾經由衷發出一聲感嘆：「我自己的人生，只到了35歲，以後就沒有了！」其辛酸與痛楚，已在這簡潔的一句話中包括無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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