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主播的污名化及其倫理困境:一項網路民族志研究
原標題：網路主播的污名化及其倫理困境:一項網路民族志研究
作者:王麗 李理
來源：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4期
【摘要】
移動直播行業在過去由於缺乏完善的市場規則, 劣質低俗內容充斥其上, 網路信息野蠻生長, 資本逐利跑馬圈地, 使得網路主播被污名化。污名並不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社會現象, 而是像多數社會學研究概念一樣具有歷史性。基於戈夫曼開創性提出的污名概念, 通過對網路主播進行長達三年的網路民族志研究, 展示網路主播與直播內容是如何促使局外人對他們進行污名化的, 從媒介研究領域擴展關於網路主播污名產生於何處、由誰產生以及出於什麼目的的問題。通過粗鄙冷嘲熱諷的彈幕行為和曖昧挑逗調情的打賞行為兩種污名化新媒體使用依賴, 揭示移動互聯應用技術是如何影響羞恥感的消失。同時以「正能量版塊」反污名宣傳和移動直播行業的自律公約, 顯示污名如何作為一種權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倫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網路主播; 污名; 倫理困境;
一、引言
在「人人都想成為網紅」的時代, 「直播造人」等涉黃事件, 成都95後女主播「雪梨槍」不雅視頻而被判刑, 鬥魚一姐馮提莫陷會計門, 陳一發調侃南京大屠殺遭全網禁封, 一夜爆紅的嘟嘟姐和沒開美顏的溫婉等網路主播事件頻發, 直播平台為網路主播群體提供了一個低門檻的入口和速成網紅的機會。起步於秀場的網路直播, 大多數靠的是主播顏值支撐, 比如早年熟知的以YY、六間房、9158為代表的PC秀場直播模式。隨後兩年, 網路直播市場進入新一輪的發展期, 尤其是電競遊戲直播的出現, 在大量遊戲玩家的推動之下, 網路遊戲主播「一夜爆紅」。2016年被稱為「中國網路直播元年」, 網路直播方興未艾。截至2018年3月, 網路直播用戶規模達到4.68億, 佔網民總體的60.7%。網路直播平台超過500家, 產業規模超400億元。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於2016年12月1日起實施, 被業內稱為「最嚴網路直播新規」, 規定中對直播平台、主播、觀看者的行為都有具體的要求。筆者以開展「易直播APP平台內容製作」橫向項目研究為契機, 在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對花椒、易直播平台的網路主播群體進行過短期調查。2018年3月鬥魚宣布完成E輪融資, 騰訊獨家投資40億, 公司估值在250億—300億元之間。隨後筆者又對鬥魚直播平台扶持的20位網路主播進行焦點小組訪談。通過長期註冊關注映客、鬥魚、花椒、虎牙等頭部直播平台, 以及網路主播的抖音短視頻專區、微博等自媒體矩陣的沉浸式「潛水」田野調查, 筆者試圖對網路主播的污名化機製做出系統闡釋, 尤其是在移動互聯應用技術的媒介研究視角下揭示污名如何作為一種權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倫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二、研究問題及由來
(一) 對經驗材料的反思
鬥魚平台主播行為著裝規範：
a.女主播服裝不能過透過露, 不能只穿比基尼及類似內衣的服裝或不穿內衣, 不能露出內衣或內褲 (安全褲) , 違規扣1分;
b.女主播背部的裸露部位不能超過上半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即腰節線以上, 違規扣1分;
c.女主播下裝腰部必須穿到骨盆以上, 低腰下裝不得低於臍下2cm即不得露出胯骨及骨盆位置, 短裙或短褲下擺不得高於臀下線, 違規扣1分;男主播不得僅著下裝或穿著內褲、緊身褲的服裝直播, 且褲腰不得低於胯骨, 違規扣1分;
d.女主播胸部的裸露面積不能超過的胸部三分之一, 上裝最低不得超過胸部三分之一的位置, 違規扣1分;
e.主播拍攝角度不得由上至下拍攝胸部等敏感部位, 由下至上拍攝腿部、臀部等敏感部位, 違規扣1分;
f.主播不得長時間聚焦腿部、腳部等敏感部位, 違規扣1分。
鬥魚平台對女主播行為、著裝規範顯示, 女性的身體通常被認為是不潔的、是過於性感的, 與男性性感的身體活動相比, 女性的身體常常受到雙重標準的規約[1]。對女性來說, 性行為仍然是一種極其有效的污名來源。直播尤其是網路女主播被污名化, 性侮辱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表述方式, 「弄得直播行業就像是做夜總會的一樣, 很多主播在歧視下抬不起頭來。」[2]筆者通過對網路主播進行長達三年的網路民族志研究, 試圖展示網路主播 (主要是女性) 與直播內容 (跳舞、遊戲、音樂、美妝等娛樂話題為主) 的關係是如何促使那些與直播內容載體無關的「局外人」對他們進行性侮辱的。筆者的田野研究分析顯示, 局外人使用了兩種污名的烙印方式, 局外人運用這兩種媒介使用方式污名化網路主播對直播內容的反應能力;而網路主播們認為, 這兩種方式都基於這樣一種誤解, 即女主播對女性的性取向缺乏適當的羞恥感, 並造成了網路主播自我污名的倫理困境。
從另外一個層面上看, 根據2018年1月第41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數據顯示, 我國網民總規模達到7.72億, 年齡結構上仍以10—39歲群體為主, 佔整體的73%;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佔比最高達30%, 10—19歲群體佔比為19.6%。這與直播平台觀看者的年齡結構、教育程度、城鄉差異、性別比例高度重合, 移動直播平台受眾群體以16—30歲高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男性為主, 隱含著新媒體環境下網路主播與觀看者如何相互作用對媒介素養和受眾接受所具有的理論意義。
(二) 對「污名」的文獻反思
古希臘人擅長使用視覺教具, 發明「污名」 (stigma) 一詞指代身體記號。為了暴露攜帶人的道德地位的不光彩和不尋常, 向人公開通告攜帶者是奴隸、叛徒或罪犯, 在公共場合此人有污點, 儀式上受到玷污應避免與之接觸。中國古代五刑制度中也有相同的做法, 雖然描述詞語不同, 但是同樣起到了污名化的效果。歐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對污名化現象進行了系統化研究, 把污名定性為「受損的身份」 (spoiled identity) , 將污名描述為一種「令人大大丟臉的特徵」———這些特徵能將某類源於身體、性格或者群體不受歡迎或不名譽的屬性污名化, 使其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身份受到損傷, 並由此造成精神困擾和生活困境, 導致了社會對其產生不公正待遇。[3]
戈夫曼將污名視為一種合乎邏輯的情感結果:只有所有人都對某種類型的成員有所期待, 希望不但應當支持一種特定規範, 而且能夠履行規範的情況下, 污名問題才會出現。污名是社會控制的一種關鍵機制, 管理緊張關係和管理信息以避免、最小化或消除與他們的受損身份相關的污名。羞恥感是一種規範性的情緒, 因為它表明人們對自己的越軌行為有一種「適當」的感覺[4]。羞恥感作為一種情感狀態, 卻不同於通過道德綁架在另一個人身上引發羞愧的內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 羞辱他人是企圖「人際情感管理」[5]:想要他人內化為道德上的自卑感和情感上的羞恥感。蒙受污名者則可能會屈服於這些羞辱放棄去污名化的努力, 或者採用大量的信息控制策略來抵制這種羞辱, 這使得羞辱過程成為人際互動交往的污名管理和身份協商。儘管羞恥感和羞辱感都是污名管理過程的核心特徵, 但它們在污名理論中仍然被忽視, 尤其是女性被污名化的情況, 承擔著長期強大的文化恥辱和性行為侮辱, 這似乎是一個重大的疏忽。
由於性行為在如何定義女性和判斷她們行為方面具有突出的意義, 社會學家已經研究了諸多性污名給女性帶來複雜身份問題的行為方式。例如, 威爾金斯探討了年輕的基督教女性如何接受禁欲主義來管理她們入教前的性「罪惡」, 並基於女性的性純潔建立起道德身份[6]。而納克則調查了患有性傳播疾病的女性如何將自己定義為「受損」的浪漫伴侶[7]。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性墮落和性騷擾———男性顧客通常會將目標對準女性的頭髮, 包括脫衣舞女[8]和肚皮舞女[9]以及傳統圈子的舞蹈演員[10]。即使是性暴力的倖存者也在努力減輕對他們身份認同的影響, 這一任務因刑事司法系統的偏見和性別的文化觀念而受阻, 這些觀念將受害者描述為「要求」[11]。在筆者的研究中, 網路主播們討論了如何處理外界強加給他們的性污名, 女主播們認為這是試圖污名他們的性行為和性經歷。
以女性的性侵犯為恥被通俗地稱為「蕩婦羞辱」, 這種行為源於女性和男性的性代理和性體驗雙重標準[12]。阿姆斯特朗等詳細研究了蕩婦羞辱行為, 重點關注了美國一所大學的中上階層女性如何用「蕩婦羞辱課程」來給自己的性行為貼上「優雅」的標籤, 而把工薪階層女性的性行為貼上「垃圾」的標籤。同樣, 英國的十幾歲的女孩發色情簡訊給男孩的故事是如何被羞辱的, 而男孩卻沒有[13]。就像對性侵犯受害者的研究發現支持了女性的性行為充滿羞恥的觀點[14]:蕩婦羞辱的概念通常用於青少年和大學年齡段的年輕女性, 他們會因為有過性經歷和慾望而感到羞恥, 即使這些遭遇是違法的, 或者對亂交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當筆者探究蕩婦羞辱是如何應用於網路主播的時候, 認為這對所研究的網路主播群體污名化是有影響的, 因為他們背負的污名正是源於他們直播內容中由觀看者點播的舞蹈 (搖擺、挑逗) 、音樂 (靡靡之音) 、遊戲 (競技類、角色扮演) 、衣著 (暴露、蕾絲、短裙) 、妝容 (濃妝、美瞳、整容) 甚至是動作 (撩頭髮、撫摸) 、語言 (葷段子、性暗示) 等迎合點擊率和關注度的越軌性代理。很明顯, 它塑造了媒介回應這種污名的一種方式。
目前為數不多的針對蕩婦羞辱的研究, 強調女性如何試圖管理這個標籤[15], 以及污名應用和污名管理是如何協同工作的[16]。然而, 沒有研究把這種污名化過程的兩種因素作為截然不同但相互作用的動力因素。換言之, 如果女性的性行為不論什麼情況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羞辱[12], 如果女性處理性侮辱 (或者帶有原罪的性恥辱) 的方式不同[1], 我們仍有理由認為污名應用和污名管理可能與具體情境相關:污名化如何成功管理可能取決於它如何應用。本研究揭示了網路主播如何處理「抹黑」的能力, 是由局外人在特定的移動互聯應用的媒介互動過程中對他們的偏見所塑造的, 從媒介角度切入加深了我們對「污名化」和「情感羞辱」過程的理解。
因此結合經驗材料, 從具體案例 (鬥魚一姐馮提莫會計門事件、陳一發全網禁封事件) 出發, 本研究的邏輯起點從以下無法忽略的事實出發:傳統的污名現象中, 社會優勢群體通常是污名化現象的製造者, 社會弱勢群體則是污名化的蒙受者, 藉此表達對某些特定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歧視。然而虛擬網路社會完全顛覆了傳統污名現象中的權力結構, 原本被固化的污名關係得以重新建構, 污名反映出兩者間單向度「貼標籤式命名」的權力關係。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問題是:一個具體的網路直播場景中的污名行為是如何發生的?網路主播的污名化是如何經由移動互聯應用技術對傳統倫理秩序進行滲透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網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主要關乎文本的分析, 而網路主播污名化詮釋以及討論則構成了檢視下的文本。將網路主播界定為「網路中的田野」, 編織和講述網路主播污名化的歷史歸因和策略選擇。三年以來筆者參與了鬥魚《正能量》版塊每月策劃諮詢會議, 培訓了近百名政府企事業單位政務直播主播的, 瀏覽了5個網路直播平台每日3小時的直播, 參與了4個全國性和地區性的網路直播平台行業會議, 如2016花椒直播頒獎盛典以及跟隨8位知名網路主播全程直播400個小時的武漢馬拉松賽事。筆者加入了多個網路主播微信群, 瀏覽了數百個網路主播的微博賬號, 跟蹤了鬥魚直播的「女流」 (高學歷女主播) 、花椒直播的「安徽小姚」 (電視台主持人) 等多名知名網路主播。也參與到網路直播文化中, 嘗試與易直播平台合作自己做直播, 並與網易一直播合作策劃「校花帶你逛校園」「校花大戰代碼狗」等校花主播系列。筆者在詳細的現場體驗中記錄了參與式觀察結果, 並將觀點支持的在線內容複製為文本, 最終積累了幾十萬字的現場記錄數據。通過這個「完整的成員角色」, 筆者對網路主播的亞文化有了「親密的了解」[17]。
除了收集觀察性數據, 筆者還對鬥魚直播平台扶持的20位網路主播進行了焦點小組訪談, 主要圍繞網路主播的身份認同、職業軌跡和職業體驗展開。筆者參與了每次訪談, 訪談樣本來自鬥魚直播平台不同的標籤領域 (網遊競技、娛樂天地的顏值、二次元、脫口秀、原創IP組成) , 雖然以視頻為主的年輕女性(18—24歲) 佔據了網路主播的絕大部分, 但筆者仍然採訪了三位男性主播、兩位音頻網路主播和兩位具有女同性戀身份的女主播, 以探討這些其他類型可能影響到網路主播的污名化經歷。同時還採訪了其他三位行業專業人士 (其中兩人是男性) , 如直播平台內容總編輯、經紀公司代理人和活動策劃, 以了解他們對網路主播污名化的看法。所有的訪談都被記錄和轉錄。
當分析數據時, 筆者開始圍繞「敏感概念」所形成範疇, 比如這種類型的性污名, 記錄下新出現的範疇, 形成了初步的理論來解釋它們, 並在隨後的訪談和觀察中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在某些情況下, 新數據支持我們的分析;在另一些直播平台則並不支持這些分析, 迫使重新制定概念框架。這種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的轉換過程使得數據收集和分析具有互動性和辯證性, 這與格拉澤和施特勞斯的紮根理論模型是一致的。筆者持續編碼和構建, 直到達到「理論飽和」[18]。
四、污名:一個理論的闡釋手段
網路直播是一個完全顯而易見的媒介形態, 移動互聯技術無疑可以揭露倫理秩序過往研究所假定的文化進程與機制。基於上述研究核心問題的思考, 可以統一到一個理論的表達———「污名」。最為直接的啟發來自戈夫曼將污名視為一種合乎邏輯的情感結果:陳述蒙受污名者處境的核心特徵, 是一個通常叫作「接受」的問題, 雖然這樣說有點模糊。那些與他交往的人沒能給他尊重和關心, 而這是他社會身份中未被玷污的部分使他們本該給予、也使他們期望得到的;由於發現自身的某些特徵讓人有理由這樣做 (污名) , 他附和了這種拒絕[19]。筆者的焦點小組訪談和田野式網路民族志參與觀察數據包含了眾多網路主播與局外人互動的案例。
(一) 粗鄙的冷嘲熱諷彈幕行為構成「污名信息」
直觀的數據顯示, 觀眾是最好的解說。彈幕可以給觀眾一種「實時互動」的錯覺, 雖然不同彈幕的發送時間有所區別, 但是彈幕只會在直播視頻中特定的某一個時間點出現, 因此在相同時刻發送的彈幕基本上也具有相同的話題, 在參與評論時就會有與其他觀眾同時評論的錯覺。主播甚至不用單獨和觀眾做交流, 觀眾和觀眾之間就產生交流, 觀眾成為UGC的核心群體。根據主播人氣的流量, 進入主播直播房間的觀看者的人數有很大的差別, 造成彈幕條數從實時的零星幾條到數千條不等。尤其是直播剛開始進入直播房間人數較少時, 主播會逐條念出單條彈幕評論, 很多人不敢想像在直播里發表一句彈幕, 能被偶像主播讀出來或者直接與主播互動一下;而大量吐槽評論從屏幕飄過時效果看上去像是飛行射擊遊戲里的彈幕。彈幕是網路直播一種非常重要的表達方式, 也是直播的重要組成部分。
鬥魚直播的總編輯在訪談中詳細介紹了鬥魚與其他直播平台最具有區別的彈幕功能:
由於鬥魚曾經與中國非常有名的彈幕視頻網站Acfun共用一套團隊, 所以鬥魚其實對彈幕也有著非常深的理解。Acfun的經驗讓鬥魚開始覺得「95後」到現在這個年齡段, 觀眾的表現欲也是非常強的, 通過在直播中加入彈幕, 既能滿足主播的方便也能滿足觀眾的表現欲。而直播彈幕和Acfun的點播彈幕並不相同, 點播彈幕無法實現用戶之間的實時互動, 更多只能針對過去的彈幕回復。而鬥魚的彈幕是即時互動的, 能讓玩家在看視頻的同時, 去看玩家創造的內容。鬥魚彈幕排行榜按照每1分鐘/5分鐘/1小時進行彈幕排序以激勵主播的直播業績。
彈幕中的污名信息似乎是為了提醒網路主播感到更多的羞恥, 嘲笑主播的主要內容是以性羞辱而衍生的相關信息。網路主播們在與外界互動中感受到了冷嘲熱諷的信息, 不管外界罵人和羞辱是有意還是無意, 只要直播過程中談話內容轉移話題的時候, 主播都面臨著各式性羞辱的信息。
為了緩解直播房間的冷場, 網路主播通常會跟觀看者玩簡單的娛樂遊戲。在成語接龍遊戲中, 標籤為「氣質女神」「簽約模特」網路主播妍冷在跟「小飛龍」「冷麵書生」三人成語接龍中, 觀看者會以帶有性侮辱的成語開始 (紅杏出牆、波濤洶湧……) , 或者在接龍過程中故意選擇性暗示的成語 (千溝萬壑、一江春水……) 。在幾個回合之後, 網路主播妍冷「突然」意識到「這不公平。因為你們可以用百度呀, 而我只能挖空心思想呀」, 兩個觀眾立馬回應「不愧是胸大無腦, 現在才明白」。
例如鬥魚一姐在成都古城做「唱歌唱到天黑」的近3個小時的直播, 她一首歌接一首歌唱, 唱歌過程會得到各種讚賞評論。一旦間歇就會轉向「這麼晚了不擔心被劫色嗎」「劉海掀起來更撩人」等一些令人羞愧的信息, 反而掩蓋了她做直播話題的關注度。但筆者訪談過的大多數網路主播對他們直播內容並不感到羞恥。面對性羞辱的信息時, 通常他們的反應是「視而不見」。他們認為性羞辱信息抹殺了幾個小時連續直播的工作熱情和情緒狀態。饅頭是一位有兩年直播經驗的正能量主播 (粉絲數有近兩萬) 她告訴筆者, 克服與直播有關羞恥感是需要時間的, 「幾乎是殺死了內心的自我意識」「我終於有了那一刻的想法, 『我所做的一切並不可恥, 事實上, 我應該感到無比自豪』」。許多主播認為, 他們得到了直播圈子裡其他人的大力支持, 正是這些人教會了他們如何去反駁那些對他們不公平的冷嘲熱諷。
除了默認的嘲笑之外, 局外人似乎還迷戀網路主播們以更個人化或暴露隱私的方式來描述性。比如直接問女主播你的cup多少, 女主播反問什麼是cup, 屏上彈幕顯示:「連cup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Low婊, 鑒定完畢。」例如王思聰「檢查」網紅上半身這類新聞報道, 評論更傾向於以蕩婦羞辱的方式詆毀網紅:「該女子沒有底線自願被摸也是有跡可循」, 甚至被王思聰摸過之後一夜爆紅導致她的微博和直播房間人氣大增。這類對主播性生活和私生活的窺探是永恆的。在與不同的觀看者討論本研究時, 筆者發現某些局外人都一致相信網路主播會經常遇到這類問題, 並且非常理解這些諸如性挑逗性之類的話題為什麼往往是第一個被提及話題的原因。他們的訪談 (見下文楷體文字) 揭示了這樣一種共識:即網路主播是具有豐富性經驗和給人以性幻想的;並且網路主播是以展示他們隱私的性經歷和性幻想來獲得更多的關注的。
首先, 「女主播」這個詞代表的不再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播音主持女性, 而是一些與其說是美麗不如說是艷俗的女子, 其中有的乾脆就是低俗, 給公眾的基本上印象就是蛇精臉、假胸部、露內衣……其次, 這路人似乎文化素質不高, 經常嗲聲嗲氣說話, 但直播的時候會突然罵句髒話, 還有人說什麼真性情……第三, 有一部分所謂「女主播」行為涉嫌違法犯罪, 甚至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和妓女有意思上的重疊……於是我腦補了一下這個場景:10年前一個人介紹某女士是女主播, 大家表情這樣;現在一個人介紹某女士是女主播, 大家表情那樣。
而和筆者訪談過的主播具有同理心, 他們把局外人對他們職業的性羞辱信息理解為處理人際情感的宣洩方式———觀看者試圖讓主播們感到不自在, 因為他們認為在直播過程中網路主播包含著明顯性暗示的內容。訪談中網路主播曾經多次碰到剛剛進入房間的觀看者強行打斷正在進行的話題, 僅僅是因為「心情不好」。
包包是職院的學生, 剛剛入行3個月, 她每天直播的時間長達6個小時。但粉絲並不買她的賬, 她在努力琢磨觀眾的口味, 迎合宅男的想法。「一本正經的主播沒人看, 主播都要帶點『污』。」包包說。為了更好地吸引粉絲, 她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聽很多污段子, 覺得有意思的專門記在手機上。她說, 「污段子不僅要融會, 更要貫通。『污』在冷場的時候是救場良藥, 偶爾來一個, 不僅熱了場, 還會刺激粉絲給你送禮物。」不僅如此, 包包還苦練LOL技術, 希望在直播的時候能用技術來征服粉絲。
兔兔已經入行半年多, 她已經有了一批固定的真愛粉。她走的是性感路線, 為了讓自己在鏡頭前魅力滿分, 她特地去學了好多韓舞, 跳給粉絲們看。「現在直播平台嚴禁黃賭毒, 所以我的衣服不能太暴露, 一般都是露出腰和鎖骨。」由於兔兔比較性感, 直播時經常有噴子發出下流的語句。「剛開始有點接受不了, 現在已經把這些話當成一種肯定和讚美了。沒有他們這樣噴, 也不會有這麼高的人氣。」大部分女主播都是在噴子的口水裡慢慢成長起來的。「也有被罵哭的時候, 自己要有強大的內心。」
網路主播選擇抗爭污名的管理技巧指向圍繞性羞辱的認識誤區和刻板印象。採用以污名的對立面———自豪[20]是一種消除性羞辱的話語方式。尤其是當網路主播意識到性羞辱不成比例地針對女性主播, 認識到局外人試圖在主播有限的直播時間內表現出明顯性別歧視成分, 這種性侮辱來自於根深蒂固的男權價值觀, 這極大地增強了網路主播正大光明地反駁和質疑詆毀信息和性羞辱的能力, 有助於主播抵禦圍繞女性性取向的文化羞辱。例如註冊地址寫著北京朝陽區的嘟嘟姐, 快手5天直播3天就漲粉千萬。在網紅美得雷同的時代, 丑得驚奇加上真實、樂觀、沒有負能量的標籤成為嘟嘟姐橫掃各大網紅的砝碼。隨後嘟嘟姐被直播平台用戶投訴而被封號, 投訴的原因是「女性外貌影響觀感」。在被封號之前她明確表示了是如何處理來自外界的性羞辱信息的:
本人素顏, 沒整過容, 天生麗質。單身, 帶一個小孩, 實實在在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我不偷不搶不坑不騙, 不喜勿噴, 請嘴下留情。「素顏」「沒整過容」「單身」「愛笑」這都是嘟嘟姐自帶的標籤, 每條視頻下「嘟姐真漂亮」「嫁給我吧」等調侃性言論, 讓嘟嘟姐幾乎每條視頻都收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播放量、上萬條評論數和幾十萬的點贊數。
網路主播也有部分受污群體對虛擬社會公眾污名持拒絕接受的態度, 會天然地質疑「網路主播」職業標籤的原罪, 認為製造污名的素材偏離客觀事實, 污名源自個體行為而非群體共有, 把虛擬社會公眾污名視為是網路空間無序混亂的現實表徵。他們具有強烈的外群體意識, 強調高學歷、氣質型、本性淑良、靠本領吃飯, 會因為部分女性網路主播公開或妖嬈或嫵媚或挑逗的直播內容而羞辱她們, 甚至女性給女性貼上「蕩婦」的標籤。例如訪談中對主播的風格歸屬的表述中, 多數女性主播會強調「我們和外面那些『妖艷賤貨』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主播界一股清流」「網路直播的烏煙瘴氣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在鬥魚直播上17歲主播溫婉對於之前被黑的事件如在酒吧被人摸大腿、穿肚兜和露背小視頻, 傍富二代, 輟學、墮胎、偷東西, 年齡、整容等都一一回應, 均表示否認, 並讓網友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隨之黑料來襲, 溫婉被「迅速下架」。
網路主播的「網紅臉」:美瞳、大眼、錐子臉、一字眉, 韓國團購整形臉是標配。在直播平台上, 總少不了彈幕起鬨「是不是整容了」「在哪兒整的」。主播的回應通常很淡定, 「我只做了雙眼皮, 其他都沒動」。
污名正式的社會控制來自行政力量的苛刻監管和直播平台的自我糾偏。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 為規範互聯網新聞信息直播服務。提出了「雙資質」要求, 即: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直播發布者在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時, 都應當依法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 並在許可範圍內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加強對評論、彈幕等直播互動環節的實時管理, 配備相應管理人員。但是彈幕在直播過程中內容涉及粗鄙語言是一種常態, 監管非易事。網路造詞無統一網路粗鄙語言官方界定標準, 辨認較為困難, 彈幕文字由觀看者本身的隱匿性和隨機性所發, 刷屏快甚至以語音呈現, 低俗用語並與性羞辱相關, 導致網路直播彈幕及時監管困難。目前承擔主體責任的直播後台主要採用系統識別技術, 人工審核只能對評論文本 (彈幕文字) 監控。網路視頻直播系統可在後台進行系統識別和設置, 對敏感辭彙進行編輯, 敏感評論或彈幕無法發出, 或以「***」顯示;擁有自動鑒黃功能 (圖片、文本、視頻) , 後台可一鍵禁播, 自動維護網路直播環境。人工審檢評論的粗鄙化指向, 甚至精細化為對網路主播群體被污名的態度和體驗指標係數的監測。建立網路文明用語倡導員實時關注網友對於網路低俗不良用語的具體內容, 特別是了解簡寫、拼音等不良用語的表達方式, 隨時反饋給網路直播平台技術處理部門進行字幕監管技術攔截, 對於一天內多次使用網路低俗用語的網路直播用戶發送提醒警告, 屢教不改者鎖定IP取消當天觀看直播資格。
網路直播和短視頻領域, 其取得增長的最大動力都源自低俗和情色內容, 都面臨著被嚴格管制的政策風險。國家網信辦採取平台約談、應用下架等網路凈化行動, 加強了直播平台對內容紅線和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清醒認識。鬥魚內容總編輯在訪談中多次談到「涉嫌違規主播絕不姑息遷就, 堅決全網禁封」「在內容安全面前沒人關心你的商業價值」。直播平台更是試圖以修復「受損的身份」的自我糾偏提高網路主播群體的社會聲譽和文化期待。例如在多次網路凈化行動中, 鬥魚TV要求全網主播加入《網路直播自律公約》, 公約內容事實上是鬥魚TV主播守則。違反的主播除了關閉直播間外, 鬥魚還將保留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的權利。以網路直播貼「正能量」標籤的反污名化運動, 建立「正能量版塊主播群體」, 改變現實社會原有的話語權力分配格局, 從而提升所屬群體的道德合法性和觀點合法性。
鬥魚直播作為全國網路直播的引領者, 一直致力於弘揚社會正氣, 引領互聯網朝著正能量方向不斷發展。哪裡有重大輿情需要澄清, 哪裡有謠言需要粉碎, 哪裡有新政策需要解讀, 鬥魚正能量就隨時到位, 開創「直播+政務」「直播+公益」「直播+農業」等多種網路直播模式, 不斷豐富網路文化服務供給, 推動網路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2017年「超級黃金周」鬥魚直播與湖北省文明辦倡導的「帶著文明去旅行」系列正能量直播活動, 在近30萬彈幕中全是響應「帶著文明去神龍架」「帶著文明去恩施」等刷屏文字, 營造慶祝節日的良好氛圍。
(二) 曖昧的挑逗調情打賞行為造成污名合理化
造成污名的第二種方式是通過局外人曖昧的挑逗調情打賞行為來合理化網路主播性污名。與粗鄙的冷嘲熱諷彈幕行為不同的是, 曖昧的挑逗調情打賞行為則相信主播們默認接受了「壞女孩」這種受損身份, 因此打賞者理所應當的認為主播應該會迎合他們, 因為他們付錢了。直播打賞是直白地進一步消除網路主播的羞恥感, 以「等價交換」的方式邀請網路主播扮演某種角色, 「批准」他們假定願意與打賞者分享他們的性生活和性幻想, 局外人似乎想通過讓網路主播渲染隱晦的挑逗性暗示來獲得控制的樂趣。他們要求主播們尊重和回應打賞者的個性化要求, 比如口頭感謝、比心、胸口畫ID、甚至是滿足打賞者各種觀賞要求。每個直播平台都有自己專利產品的打賞「禮物」形式, 通常這些打賞形式也作為直播平台相區別的特徵屬性。在男性觀看者看來, 直播打賞換取的是一點點存在感, 網路主播的直播內容天然的以展示女性優勢為主, 等同於默認了不違反泄露隱私準則, 並「在公開的場合公然這麼展現」。
在直播里只需要送出幾個火箭衛星空間站, 就可以讓美女主播俯首帖耳, 嘟起嘴對著攝像頭飛吻用手比心。「誰禮物刷得多, 他們就會在臉上寫上誰的ID, 這叫作和美女主播『合影』, 為了合影真愛粉們就會瘋狂刷禮物給她。」
一進主播泡芙的直播間, 華璋先生就急不可耐敲下一行字:「我要聽我的世界。切歌!」泡芙不為所動。直播間的其他人也在看著她。她或許已經察覺, 但並不顯露出來, 巧妙又不失禮地等待打賞。華璋急了, 他就想聽泡芙唱《我的世界》, 必須現在、立刻、馬上聽到。「你不切, 我就刷火箭。」他一口氣送了5枚愛心火箭, 這是陌陌直播平台最貴的禮物, 一枚火箭摺合人民幣1888元。打賞大哥並不僅發生在陌陌, 在熊貓、鬥魚等直播平台, 土豪火拚、一擲千金時有發生。刷禮物, 已經成為「江南如春」生活中一筆固定支出。「陌陌前一姐阿冷的直播間, 進去一次可能花個5000、10000。到大主播沈瑋琦可能是3000—5000, 其他小主播, 一次支持500—1000。」虛擬世界裡, 大哥們依然依靠金錢贏得尊重和仰視。以錢鬥氣無處不在。
在以粗鄙的冷嘲熱諷彈幕對網路主播進行直接的大肆羞辱之後, 又以曖昧的挑逗調情打賞來滿足網路主播的虛榮心, 這不僅是因為局外人覺得網路主播有越軌性代理, 還因為存在假想的情感偏差。如果「污名」的目的是誘發性羞辱, 那麼隱含的信息是, 網路主播違反了「感覺規則」[21], 喪失了足夠的羞恥感。匿名評論、他者在場、連麥聊天、語音評論與視頻直播信息的不平衡都是移動互聯應用技術對人行為的制約, 造成主體和客體的分離, 表現為時間的分離和空間的分離, 任何一個進入虛擬社會的個體都要經過去身份化和身份重構的環節。例如多數女主播都會將網路虛擬世界和自己的生活嚴格地切割開, 「在陌生的網友面前更能釋放自我」「我並不想讓自己的親戚朋友知道我在做女主播。他們不會理解我在鏡頭前的表現, 我也不想我認識的人進來看我直播」。虛擬的社會關係和人際交往避免遭到現實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和價值評價, 是淡化自我貶損意識的主要原因, 從而羞恥閾值降低和道德界限模糊, 引發網路主播的自我污名, 反而給予自我低評價和自我低效能。
陌陌年度十大主播之一的沈瑋琦對主播身份的污名化觀點代表了大多數主播的自我污名的物化傾向:「官方提供平台, 主播提供商品。我們每一個主播都是一件商品, 有人喜歡漂亮的, 有人喜歡妖嬈的, 有人喜歡雲淡風輕的。每一個主播都由自己的一套優勢。玩家們選擇直播間, 跟皇帝每天晚上選擇進哪個寢宮是一樣的道理。」
部分經紀公司出於保護主播的角度, 也會嚴禁主播在直播時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一旦發現主播透露出自己住址、電話等隱私時, 就會在彈幕里刷一些暗語提示主播。受污對象通過註冊不同用戶名稱, 製造現實身份與虛擬身份完全脫節的效果, 以此來實現身份重構和形象重塑。他們的網路行為和現實行為迥異, 並且有意識地讓自己的觀點、行為貼近社會大眾的評判標準。這種自我貶損意識的自我淡化, 能夠改變受污者對自我刻板印象的認同, 減輕自我污名帶來的心理壓力。訪談中即使是做平台「正能量版塊」的主播們, 問及如何告知家人自己的行業屬性時, 他們也會以「在傳媒公司工作」或「淘寶開店」, 而避開「網路主播」的職業身份, 「一些人不理解我的選擇, 總覺得網路主播是個不能放上檯面的職業」。甚至在最為尷尬的直播時間是, 「家人突然闖入」或「父母知道了在網路直播開房間」。在虛擬社會中主動隱匿現實身份並保持社會距離, 往往內在反抗心理強烈, 外在反抗行為消極。這是因為他們知道與虛擬社會公眾污名公開對抗, 會招致更加廣泛的網路污名動員, 人肉搜索、網路謠言、網路暴力都將可能伴隨著新一輪公眾污名出現。
羞惡是對自己或他人不當行為的一種本能的情感反應, 羞惡情感產生根源是不當行為本身的一種類似本能的心靈情感反應。《孟子·公孫丑上》雲:「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人皆有羞惡之心, 羞惡之心總是與食物、職務、富貴等益品 (goods) 的取與相關。羞恥之心與義的內在關聯蘊含有正當、權利 (right) 的觀念。擴充羞惡之心於事事物物上, 主體養成健全的有關是非善惡的道德區別與道德判斷。最終大多數女性網路主播無論她們多麼努力地與那些污名信息抗爭, 都屈服於將羞恥之心與打賞所得之間建立起正當合理的關聯, 是非善惡標準, 亦即義與不義的價值判斷和標準, 在羞恥之心的缺乏和擴充之中成為情感投射的過程, 一個自覺的過程同時也是自願的過程。訪談中一名女同性戀網路主播, 對她來說, 遭受來自她同性戀身份和性羞辱雙重污名。她很早以前就學會了不理會別人的羞辱, 當請她詳細說明是如何忍受這種無情的嘲笑時, 她直接提到了她在網路直播中賺到的錢。這是一種衡量成功的傳統標準, 可以遠遠抵消局外人的嘲笑。他們的直播職業生涯越合法 (主要以直播流量和打賞收入提成來衡量) , 主播就越有權力去反駁外界強加給他們的污名。而主播的主要收入來源也的確取自打賞的「禮物」, 禮物價值越高收入分成越高。打賞者模稜兩可的打賞行為 (500個藍色妖姬跟我走、愛心火箭一飛衝天等) 更類似赤裸裸的性騷擾。因此打賞行為是一種更為隱晦的污名形式, 這種污名方式相對於直接的羞辱話語更難識別、更容易合理化。
喵喵表示這30多萬元並非自己一個人所得, 粉絲送的禮物價值, 直播平台抽走50%, 公會 (指主播所在的經紀公司) 要分掉10%, 剩下的錢是自己的。從業2年的喵喵透露她第一年的年收入在100萬左右, 第二年在120萬左右, 在主播圈裡只能算中等。「生日、首秀、周年慶什麼的, 是大主播們斂財的好時機, 粉絲一晚上送的禮物就能過百萬元。」目前喵喵已經漸漸從女主播轉型成經紀人, 她簽下的女主播曾經8個月就能用賺的錢買一輛路虎。
此外, 全民造星、創造101等一系列打造網紅經紀產業的崛起, 直播一姐爭奪資源大戰、主播嘉年華等一系列與商業資本息息相關的運作, 這使得網路主播可以通過直播打賞的「一夜暴富」消除對他們受損身份所強加的羞辱, 通過巨大的資本運作表現出對抗羞辱的自豪感和合理性。根據自媒體「今日網紅」發布的《2018直播行業半年報》, 2018年上半年, 6家直播平台的1萬名頭部主播收割了超過32億的財富, 占所有主播收入的68%。而這個人數僅占所有主播數量的0.7%。網路主播的職業地位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控制程度。那些以直播為謀生手段的全職主播, 尤其是頭部主播, 可以簽約公會、經紀公司, 與直播平台「對賭」獲得穩定的收入提成。每次平台頭部主播的「轉會」, 都會給整個直播行業格局造成影響。例如被譽為「中國DNF第一主播」的旭旭寶寶在鬥魚首秀, 造成伺服器宕機, 並打破了多項紀錄, 巔峰熱度4300萬。這些頭部主播的身份迅速洗白, 社會對其要求也越來越高, 不再只是唱歌跳舞打遊戲的「素人主播」, 而是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的「公眾人物」;他們的職業是被讚頌和被羨慕的, 而不是被污名和被羞辱的。然而其名氣的快速膨脹並沒有使之同時增強職業素養和責任意識, 頭部主播觸及內容底線造成的直播平台的「大義滅親」的禁封, 反而會引發更強烈的群體污名化的反撲。
五、結論與反思
網路主播經歷了起於秀場, 聞名於網紅, 成於社交, 正名於內容, 賺錢於打賞和廣告, 觸暗礁於色情, 亡於下一代新技術興起的發展過程。他們常常被認為缺乏適當的羞恥感, 這種反應都源自網路主播具有越軌性代理的假設前提。
採用粗鄙的冷嘲熱諷的彈幕行為似乎是在操縱網路主播的情緒, 以「蕩婦羞辱」的方式迫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所作所為的羞恥感。儘管網路主播們對這些冷嘲熱諷做出了各種策略式的職業回應, 所屬的平台也公開反對圍繞女性性行為錯位的文化侮辱。這項研究的一個主要貢獻是, 從網路主播和受眾互動關係的媒介角度闡明了污名動機, 嘲笑和曖昧都是污名的形式, 並且以媒介使用行為方式擴展了「羞恥感是如何消失的」, 強調了社會情感維度以及蒙受污名的主播如何在「看與被看」的觀摩審視下選擇反應策略。
更為重要的是, 由於打賞與主播的收入直接相關, 曖昧的挑逗與調情的打賞行為才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性羞辱, 與彈幕相比, 打賞更難於管理。移動互聯技術變革的網路媒介社會化放大了污名效果, 網路直播、短視頻、即時評論、連線喊麥、匿名打賞等迅速更迭的技術性優勢成為網路主播污名現象的製造主體———主體和客體的進一步分離, 是非善惡道德標準, 義與不義的價值判斷標準閾值不斷下降;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的逐漸分離, 喪失「羞恥感」更為普遍, 甚至經常被模糊的「自嘲」行為所掩蓋。
此外, 筆者的分析顯示, 污名作為一種情感過程, 強化了對女性網路主播群體的性侮辱, 性別因素是唯一影響主播們對抗蕩婦羞辱能力的因素。男性主播不僅不會因為直播打賞受到負面影響, 反而更容易獲得尊敬和崇拜。和性騷擾一樣, 局外人都試圖懸置這些具有受損身份的女性處於現代文明社會的地位。在這場污名的互動中, 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建構污名的社會結構和制度現實, 暗示了污名存在的合理性, 把反污名的實踐引向關注和發展被污名者如何避免、應對被污名化的情境策略和自我技術, 這種以反污名的實踐強化了污名作為一種控制機制的作用。正如周鴻禕試圖為他所投資的花椒直播正名:要洗掉花椒女主播身上的污名化標籤的方式是暗示以更加貶低和污名化其他的直播平台女主播, 同時對花椒女主播以警示———「我能洗掉女主播身上的污名化標籤, 也能隨意給你貼上更加污名化標籤」———反而有強化污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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