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初期，日本啟動外交反省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

原標題：二戰後初期，日本啟動外交反省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

作者：翟新，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關係系執行主任翟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東亞國際關係;東北亞政治外交;對外領域的公民社會。代表作有《東亞同文會和中國--近代日本對外理念及其實踐》、《近代以來日本民間涉外活動研究》、《松村謙三集團和中國》。

要弄清日本政府外交當局特意在對日媾和前夕啟動戰時外交反省作業的真正動機和原因，恐有必要先對與當時日本所面臨的重大外交局面即媾和問題有關的背景做一番考察和梳理。

麥克阿瑟

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憲法的正式公布，可以說是標誌了基於佔領當局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在法制化方面已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中旬，佔領軍最高負責人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帥在沒經過與華盛頓商量的情況下，於會見新聞記者時突然提出要儘早結束佔領狀態和解決對日媾和問題。麥克阿瑟認為，盟國方面對日佔領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即非軍事化已經完成，第二階段的政治改革的目標也已接近尾聲，而第三階段的使命在於恢復經濟，為此需要日本重啟國際貿易，但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條件就是必須締結和平條約，在法理上結束日本和他國之間的戰爭狀態。並且，按照麥克阿瑟的構想，對日媾和一旦完成，佔領軍即從日本撤離，之後日本安全將交由聯合國來保障和管理。而幾乎在同時，美國國務院也專門組成班子，擬就了對日媾和條約的草案。但即便如此，盟國的對日媾和工作因以下狀況，並未如麥克阿瑟所預想的那樣，被迅即提上議事日程。

首先是因美蘇兩國在協議過程產生了意見分歧。1947年2月，盟國與在二次大戰中加入德國方面作戰的義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五國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美國乘此機會於同年7月,向其他遠東委員會成員國的代表發函倡議召開對日本媾和的預備會議。並且，關於對日媾和的具體做法，美國方面提議：第一，由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代表共同參加對日和平條約案的起草；第二，在和平條約案起草過程中，將採取三分之二的多數議決制，而不再採用基於美中蘇英四大國的一票否決制。美國的這個提議雖得到其他各國代表的贊同，但蘇聯則始終堅持應由美蘇中英四國外長理事會負責起草對日和平條約案，以及拒絕放棄四大國的一票否決權的立場。隨後美蘇之間雖多次進行協議，但都沒有取得共識，遂使美國方面籌劃的召開對日媾和預備會議一事就此擱淺。

喬治·凱南因為他的8000字長電報聞名

其次是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出現反對儘早對日媾和的意見。這個反對意見的代表，是當時主宰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蘇聯通外交官凱南（George F.Kennan）。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創設於1947年5月，因其當時主要致力的工作是為美國外交的基本方針進行立案，所以也被稱作美國冷戰外交的參謀部。凱南反對早期對日媾和的目的，並非在於嚴罰日本，而主要是憂慮對日媾和後因美蘇的尖銳對立，蘇聯會乘勢和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勢力聯手，以致把日本置於蘇聯影響之下，給西方國家招致不利。因抱有這樣的重視日本的戰略地位和對蘇高度警惕的時局觀，凱南在有關媾和以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對策上，堅決支持聯合參謀本部提出的由美國領有沖繩的主張。另一方面，向來在對日媾和問題上持消極態度的美國國防部和軍部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在此時開始研討為彌補美軍兵力不足而對日本進行限定性重新武裝的計劃。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馬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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