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 | 一波三折的學術夢想：學術自傳之一

原標題：楊天石 | 一波三折的學術夢想：學術自傳之一

楊天石（1936——），江蘇人。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第一中學。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南京大學客座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等處訪問學者。又曾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百年潮》雜誌主編等職。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華民國史。著有文學、哲學、歷史學各類著作六十餘種。曾參與《中華民國史》《中國文學史》《中國通史》《清代通史》的寫作。個人代表作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1-4輯、《尋求歷史的謎底》、《帝制的終結》《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橫生斜長集》《當代中華詩詞名家精品集·楊天石卷》《當代學人精品·楊天石卷》等。曾多次獲得「十大好書獎」「香港書獎」「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年度最佳歷史著作」等多種獎勵。

北大的「白專」典型，分派培訓拖拉機手，轉調中學教書

我自幼功課不錯。1952年，初中升高中，無錫萬名學生統考，7門功課，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數是608.5。進入無錫市第一中學後，我的文科、理科均優，被認為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拿過學校的獎狀。中學畢業，我選擇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學校第一次採用五年學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績高低錄取。入學後，系裡有一批東德和朝鮮等國的留學生，要選派成績好的學生當輔導員，幫助他們學習，我被選為系裡的總負責人，由此推想，我的入學成績不會很低。頭兩年考試，學蘇聯，採取5級分制，我是班裡的全優生，各門功課都是5分。當時，自己對未來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國家、民族做一番事業，在圖書館的卡片盒裡留下一疊卡片。不過，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為「白專」道路，加之我對「反右運動」有看法，不認為北大揪出來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而不會義憤填膺、張眉瞪目地斗右派。儘管我努力緊跟，努力自我檢討，自我批判，向黨交心，積極配合北大團委舉辦「楊天石個人主義思想展覽」，但始終被認為是「白旗」。畢業鑒定有云：「反右鬥爭中嚴重右傾，喪失立場」，甚至說我「一貫和黨的方針對立」。等等。畢業分配了，自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雖然要人很多，但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農業機械學校。那所學校，位於南苑機場西邊的五愛屯，是利用解放軍捐款，借了小學的幾排房子，匆匆忙忙辦起來的。名義上是中專，實際上是輪訓郊區拖拉機手的短訓班，學習時間最長半年，最短一個月。一年半後，學校奉命下馬，我被北京師大一附中選去，做語文教師。

左起：李希凡、俞平伯、藍翎

我對自己的分配不滿意，也不心服。當時，李希凡和藍翎二人因為研究《紅樓夢》出了成績，被調到理想崗位，我便想效法他們。到農機學校不久，便決定寫作《南社研究》一書，記述清末、民國時期一個最大的文學團體的歷史，企圖以著作證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調到師大一附中後，我仍然一邊教書，一邊以業餘時間寫作。除了完成《南社研究》的書稿外，還寫成晚清詩人《黃遵憲》的傳記。「文革」期間，別的書沒有出版希望，我便研究魯迅，想寫《魯迅傳》。那時候，「樣板戲」盛行，我以「前頭捉了張輝瓚」的故事為題材，想寫新歌劇《萬木霜天》，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圍剿」的歷史，設計了人物、場次，也寫出了部分歌詞。此外，哲學研究所的吳則虞研究員正在編輯《中國佛教思想文選》，因高血壓癱瘓在床，那時，我正研究宋明道學，對王陽明有興趣。於是便幫吳先生看佛經、抄佛經，以便進一步研究中國哲學史。後來，在師大一附中任教期間，我陸續寫出了《王陽明》《泰州學派》《朱熹及其哲學》等幾本小書。《王陽明》出版於1972年。《泰州學派》等書出版於1980年以後的幾年內。還寫過一本《近代史上尊孔和反孔的鬥爭》，事過境遷，出版社建議改寫為《近代思想簡史》，就擱下了。

其間，確實有過幾個單位要調我。剛到師大一附中報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國文學》編輯部就要調我去當編輯。我當然樂意。有一段時期，個人檔案已經送到編輯部了，但不久師大一附中又將檔案要了回去。1963年，我在《新建設》第9期發表《關於王艮思想的評價》一文，全面和哲學史、思想史大家侯外廬、嵇文甫、呂振羽、楊榮國等學者唱反調。他們認為是唯物主義，我則認為是唯心主義；他們認為富於人民性和異端色彩，我則認為是奴隸道德的鼓吹者。文章發表前，編輯部送請侯外廬先生審閱，侯先生認為文章是講道理的，同意發表。當時，侯先生是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領導思想史研究室，侯先生竟決定調我到。該室工作。此外據說《詩刊》編輯部需要一位懂舊體詩詞格律的編輯，我也曾是候選人。這些調動，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不知什麼時候，我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個觀念，調動是組織上的事，個人不得參與。因此，從來不向師大一附中領導申請調動。我自己不開口，這樣，自然也都調不成。然而，我都認為是由於我家庭成分不好，大學時的檔案又不好，因此調不成。那是個突出政治的年代，誰願意收納我這樣被北大「掃地出門」的「垃圾」呢！

侯外廬先生

我在師大一附中教書，兢兢業業，深受學生歡迎。有段時期，學生對我，幾乎到了崇拜地步。這樣，我就成了那裡的名師。有時，同事們不喊我的名字，開玩笑，喊「楊天才」。儘管如此，我仍然不被看好。1964年前後，城鄉開始「四清」遠動，紛紛揪挖「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師大一附中並非「四清」單位，黨支部未雨綢繆，認為我個人奮鬥，走成名成家的道路，將我內定為「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我不貪不佔，按中專教師等級，每月工資只有55元，和「資產階級分子」實在不沾邊。「文革」一起，我就被黨支部某委員授意，在大字報里說我「交了些雜七雜八的朋友，寫了些雜七雜八的文章」，後來，我又成了「北大陸平黑幫精心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被打進「第三勞改隊」。「複課鬧革命」了，我首批「解放」，但我不願意教語文，就一度改行教英語，教學生學「Long Live Chairman Mao」。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隊進校，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其他教師相比，我的個人歷史，社會關係都比較單純，於是，被提拔重用，當了「連長」，管理四個班級，也就是四個排的學生。下廠、下鄉、拉練、拔麥子、插秧，都干過。

1974年10月，北大畢業後的第14年，我的命運出現轉機。

18年後，我終於跨進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門

「文革」期間，師大一附中一度被強制改名為「南新華街中學」。1974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組的一封信，說明他們正在編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其中有一份資料，題為《南社資料》，附有該資料的詳細提綱，要求我提出意見。我從1958年起就研究南社，後來編注《近代詩選》，寫作《南社研究》，下過幾年功夫。我對提綱提了很多意見。過了不多幾天，民國史研究組再次來信，約我到所面談。10月31日我應約前往，接待我的是《南社資料》的編者王晶垚同志，我又提了不少意見。11月4日，王晶垚邀我參加協作。協作是當時民國史研究組的一種對外合作方式，不調動人事關係，不減少在原單位的工作負擔，沒有勞務報酬，屬於「義工」性質。我當時教兩個班的語文，每周12課時，還兼班主任，但能夠參加近代史的科研工作，還是很樂意的。

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清末民初的多種報紙，外間少見。於是，我便常到所里讀報，一種種，一天天地讀和南社文人有關的報紙，又認識了《南社資料》的另一個編者王學庄。王學庄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知識淵博，讀書面很廣，寫一手很端正、工整的鋼筆字，當時就住在研究所東側的一間又小又矮的平房裡。我們年齡相近，他比我小兩歲。我們很快就熟悉，並且談得很投機。1965年，《新建設》第2期發表過我的《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一文，王學庄認為論述南社很深入，決定向我徵求對《南社資料》的意見。從他那裡，我得知了近代史研究所和民國史研究組的許多情況。

吳玉章

隔代修史是中國歷史學的傳統。清朝為明朝修史。明朝為元朝修史，元朝為宋朝修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理應為中華民國修史。50年代，董必武、吳玉章等就曾提議編撰《中華民國史》，隨後列入五年計劃，不過一直沒有落實。1972年，周恩來總理和時任「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重提此事，當時的國務院出版口就將這一任務下達給近代史研究所。當過吳玉章秘書的李新當時是副所長，立即起草計劃，於8月18日向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及國務院聯絡員劉希堯提出書面報告，其中說：「在當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闡述中國剝削制度社會最後一個朝代『中華民國』的興亡，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研究所負責這項任務，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郭沫若、劉希堯以及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均批示同意，立即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國史研究組，李新任組長、主編。「文革」期間，近代史研究所有許多造反派，當時呼風喚雨，紅極一時，這時卻有點被冷落了。李新表示：來者歡迎，去者歡送，來去自由，於是許多年輕的「造反派」紛紛加入民國史研究組。人還不夠，李新又計劃從外單位招兵買馬，人民大學的胡華、戴逸、彭明、王琪四人都是李新企圖邀請的協作對象。在最初時期，民國史研究組成了全所人數最多的大組。當時的計劃是寫一部書：多卷本《中華民國史》，分三編；同時編三種資料：《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人物誌》《中華民國專題資料》。《中華民國專題資料》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類，最多的時候設計了六百多個項目。《南社資料》就是其中的一種。

按李新設計的工作程序，資料先行，史著寫作在後。於是，首先成立的是《大事記》《人物傳》及《專題資料》三個組。我所在的師大一附中位於和平門，離位於東廠衚衕的近代史研究所很近。上完課，哪怕還有1個小時的時間，我就騎車到近代史所看書、看報。這樣，近代史所上下就都逐漸知道有我這個人了。大概是1977年，中華民國史的編寫工作正式啟動，王學庄以其學問和語言風格，一向受李新看重，自然成為編寫組的頭號主力，負責撰寫《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最重要的章節：《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革命鬥爭》。這時，我和王學庄已經是好朋友，彼此都很了解。王學庄很希望我能正式調入近代史所，便和我商量，擬向李新表示，他的任務太重，建議將原來由他執筆的一章分為兩章，《中國同盟會成立前的革命鬥爭》和《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他自己寫前一章，將後一章分給我，以此加深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關係，為調入做準備。對王學庄的打算，我自然贊成。不過，這是要由主編李新才能定奪的事，於是，我們決定相機去向李新彙報。

我在北大所學專業名為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專門化，自己對唐代詩歌和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詩歌做過研究，但是各種歷史學的專業課我都沒有學過，對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的歷史也只有粗淺了解。不過，我對自己的業務能力有充分信心，相信能寫好有關章節，所擔心的是，李新能否信任我這個中學語文教師，將任務交給我。一天晚上，我和王學庄一起去到建國門外李新住所。進了書房，王學庄按原先設想說明來意，沒有想到，李新立即表示同意，連「考慮考慮」、「商量商量」的套話、例話都沒有，這使我大出意外。

從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冊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是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就這樣，簡捷明快，我這個沒有受過歷史專業訓練的中學語文教師成了國務院交辦項目《中華民國史》的編寫組成員。

說老實話，我這個人有的方面很笨，笨得出奇。例如，體育運動神經。當年，學校里推行「勞動衛國制」。百米要求15秒之內跑完，我拚死拚命，要17秒才能跑下來。單杠引體向上，開始時一個也做不到。不過，我對考試，寫文章，寫書，卻從來不怵。我在大學參加過寫作《中國文學史》，編注過《近代詩選》，離開大學後，在《新建設》這樣的高等級刊物上連續發表過哲學和史學文章，對科研工作的一套常規並不陌生。接受任務，工作一段後，我便向當時的民國史研究室副主任朱信泉提出，要到南京、上海收集資料。自然，沒有任何困難，我這個師大一附中的教師便拿著近代史研究所的介紹信，帶著出差經費，堂而皇之地到南京、上海去了。

我既然實際上已經參加了《中華民國史》編寫組，自然，將我調入近代史研究所的問題便提上了日程。這時，我的思想負擔倒日漸沉重起來了。

我之所以思想負擔日益沉重，一是因為家庭成份為地主，一是因為大學時期被批判，畢業鑒定很糟糕。鑒於多年來我的調動均未成功，我害怕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幹部一看檔案，還是不敢要、不想要。想來想去，越想越怕，越緊張。有時，幾乎想大叫大吼幾聲，家人都擔心我發瘋。這時，我想到了好友陳漱渝調進魯迅研究室的故事。陳原是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因為父親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1949年之前赴台，是台軍軍官。由於這一原因，他在南開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區石駙馬大街的女八中教書，工作出色，可以評先進卻評不上。女八中的校舍是當年魯迅教過書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原址，我便建議陳以《魯迅和女師大學生運動》為題寫本書，他把書寫成了，出版了。有一年，毛澤東批示成立魯迅研究室，有關方面要調陳進室。陳擔心因父親的歷史受阻，就主動找有關領導說清楚，有關領導不以為意，照原計劃調進，很快成為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我決定仿效陳的做法，先向李新說清楚，能調就調，不調我也就從此死心了。

《王陽明》

仍然是晚上，我一個人跑到李新家，不巧，李新不在，他的夫人於川接待我。我如實說明情況，於川夫人卻笑起來說：你的家庭成分「高」了點，這沒有關係嘛！她不說「黑五類」，用了個「高」字。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關於反右中的表現，她說，這不證明當時你是正確的嘛！於川夫人的一席話打消了我顧慮。於是，我便決定直接找師大一附中的革委會主任董質斌，要求調動。董大概有點同情我，表示可以調出，但必須近代史研究所來人交換，開了三個條件：1、來人的水平不能低於我；2、必須是共產黨員；3、必須能當語文教研組組長。我那時有點膽量了，便緩言反駁：1.近代史所如果有人水平不低於我，何必調我？2、我本人並非黨員，也沒有當過教研組長，何能以此要求來人？說來說去，董堅持「來人交換」這一條件。無可奈何，我找近代史所的人事處長劉明遠商量。劉明遠笑著說：「人，有的是。我們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正在為研究人員的家屬找單位呢！」於是，近代史所前後送了兩批，二十幾個人的檔案，任由師大一附中挑選，不想一個也挑不中。這下子，我絕望了。就在此際，我的鄰居告訴我，安徽師大附中的語文教研組長因兩地分居調來北京，尚未分配。我一聽，連夜找到這位老師，請求她來頂我。不想這位老師是大專畢業，只學了三年，師大一附中仍然不肯接受。經我苦苦哀求，才勉強同意。

師大一附中是雙重管理的學校，既歸北師大管，又被宣武區教育局管。師大一附中的人事幹部對我說，你從宣武區出口保險，因為宣武區不會卡你。如果從師大走，師大可能不放你。果然，在向師大人事處報備時，有關領導聽說我調往「哲學社會科學部」，立即表示：「這個人我們自己留下不好嗎？」師大一附中的人事幹部因為同情我，便謊說：「這個人口才不好，不會講課。」多年來，我以業餘時間勤奮寫作，被視為求名求利；「文革」期間，我寫作《王陽明》，初版發行30萬2千冊，報酬卻只有30本樣書，但我仍寫作不懈。這樣，「求利」之說自然不辨自破，同事們普遍對我改變了看法。

1978年4月下旬，我終於拿著宣武區組織部門的介紹信，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到，由此跨進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門。儘管我長期熱愛中國文學和哲學，渴望到一座研究所，終身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從北大畢業至此時，我在中等學校已經教書18年。

原載《關東學術》2018年第二期，標題為新史學編輯部所擬，感謝楊天石先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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