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二戰後日本外務省對交戰各國的外交反省

原標題：細說二戰後日本外務省對交戰各國的外交反省

作者：翟新，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關係系執行主任翟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東亞國際關係;東北亞政治外交;對外領域的公民社會。代表作有《東亞同文會和中國--近代日本對外理念及其實踐》、《近代以來日本民間涉外活動研究》、《松村謙三集團和中國》。

日本外務省的戰時外交反省作業，主要就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對華外交、對德意外交、對東南亞外交、對美英外交、對蘇聯外交的過程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作為外交的「失誤」，較為系統地提示了歷史教訓。以下，則概述其主要內容。

（一）對華外交。主要內容為圍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中日兩國關係問題的外交應對。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有日本國內外狀況的深刻背景。不過，當時日本不以武力手段，而以和平方式擴大在華權益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可是，外務省在事變發生後缺乏打開局面的積極性，對軍部的不滿或抵制也只是停留於口頭上。在這之後先後採取的措施，如提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原則和決定退出國際聯盟，更屬視野狹隘的不明智之舉。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外務省嘗試調整對華關係，直到西安事變爆發，改善兩國關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然結果卻使事態更為惡化。其中原因之一，是外務當局未能積極牽制軍方此期的軍事行動。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外務省考慮展開各種和平工作，但無奈軍方堅持不從中國撤兵的立場，遂使計劃半途而廢。如能預見到在當時環境下，沒有軍方的同意，外交難有正常的結果，那麼有些事情就應以另外的方式來加以推進。總之，在這段對華外交過程中，外務省的工作，充其量只是起到了為四處惹事的軍方擦屁股的作用，而在轉換局面方面，外交工作未能收取任何的實效。

盧溝橋事變

（二）對德意外交。主要內容為在簽訂日德意防共協定、日德意同盟條約而形成三國協調體制問題上的外交應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以後，為改變國際孤立的處境，與具有共同反共目標的德意走近，簽訂了防共協定。該協定雖以蘇聯和共產國際為對象，但因為當時共產主義勢力並未被世界各國看成是嚴重的威脅，所以作為打破現狀派的日德意的這個行動，是被看做挑戰民主國家的具體表現。這樣，日本就在反對英美和親近德意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不過，這個外交行為除了滿足了日本想擺脫國際孤立的感受以外，在對外關係處理並無任何意義。以後，日本政府出於同樣的目的，簽訂了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而在這之前，德國和蘇聯已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方的這個可以說是對日方背信棄義的行為，無論從國際信義還是國家利益上講，本來應該成為日本與德意分道揚鑣的絕好機會，但1940年以後的日本各屆內閣都不放棄日德提攜論。日方對於簽訂日德意同盟條約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牽制美國的參戰，但從戰後英美兩國公開的資料看，即便沒有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美國也會參加歐戰。二是通過三國同盟的形成將蘇聯拉往自己一邊，使日美關係的調整朝有利於日本的方向發展，但未料不久德蘇開戰，日美關係越發冷卻。日本方面所以會出現上述誤判，根本原因是不了解美國的外交理念和國民性。而在戰爭過程中。日德意之間幾乎沒有進行過具體的協作，但因基於這個同盟條約的特殊關係的存在，卻極大制約了日本自身的外交空間拓展。

珍珠港事變

（三）對東南亞外交。主要內容為在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和荷屬印度尼西亞問題上的外交應對。在1940年荷蘭和法國分別為德軍所佔領的背景下，日本方面出於解決對華戰爭和獲取戰略資源的目的，決定向荷、法所管轄的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地區擴張，以確立日本在當地的經濟、政治支配地位。在這之前，日本外交當局以外交手段進行過一些交涉。法屬印度支那當局滿足日方的要求，但荷屬印度尼西亞當局則因當地的戰略資源可能會經由日本落入德國之手的理由，沒有輕易與日方簽訂協議。於是日本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進軍東南亞的方針。這個軍事行動被美英看做是超越防衛底線的侵犯，遂對日施行凍結資金和強化禁運重要物質的經濟制裁。日本對美英的戰爭態勢也就基本形成。這樣的本息皆失的局面是自己的行動招致的。其實，日本要從東南亞地區獲取資源，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來達到目的。當時外交當局並非不能理解這一點，但是面對軍方的狂妄，卻只是進行了消極被動的抵制，外務省內甚至還有人與軍方相互呼應，這上面的教訓十分深刻。

日本外務省

（四）對美英外交。尤其是對美國的外交交涉，可以說是戰爭期間日本外交的重頭戲，它體現於很多方面。這裡主要是指1941年年初開始的日美交涉過程的外交應對。日本的對美交涉一開始就擬制了堅持日德意三國同盟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則立場，以後在長達半年多的談判中，也沒有就重大問題做出過如何的讓步，但就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通過做出必要的讓步而使對美交涉成立，對日本擺脫國際孤立是極為有利的，但當時更多的是對實力懸殊的美國抱著非和即戰的想法，這是錯判形勢的結果。近衛內閣曾主張過無條件接受美方的國際關係四原則，但這個發言因受到相當多的攻擊後又加以收回，以致美方加深了對日不信任感；爾後日方堅持出兵法屬南部印度支那，就更增強了美國的警惕心。那麼，當時對美交涉究竟打的是何算盤？一方面，要想和美國解決山積的懸案；另一方面，卻又設定了以美國接受九一八事變以來東亞的現狀為交涉的條件。這是典型的一廂情願。另外，開始對美交涉前，內部也沒有充分協調好，不握有建設性的交涉方案。而沒有讓步的準備，最好不要貿然嘗試對美交涉，那樣只會使形勢更加險惡。

諾蒙坎事件

（五）對蘇聯外交。主要內容為1940年以後圍繞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和為了終止戰爭而請求蘇聯斡旋問題上的外交應對。1939年諾蒙坎事件後的日蘇外交主導權經常操於蘇聯之手。歐戰發生後，日本對蘇要求締結中立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一直以讓渡北樺太的利權為條件，以致拖延不決。但當蘇方自身有締約需要時，日方不僅應允，還主動出讓利權以迎合。結果，日蘇簽訂的中立條約，使蘇聯方面獲得巨大的戰略利益：既可免去蘇德戰爭發生後的後顧之憂，又取得了把日本的矛頭指向美國的政治效果。但對日本來說，簽約此舉既沒有如預期的那樣，能阻止蘇德戰爭的爆發，也沒如日方所希望的，它會促使日美交涉朝著有利於日方的方向展開，相反卻使日本軍方的對美立場越發強硬，為日美戰爭的到來進而鋪平了道路。儘管蘇聯外交屢屢讓日本吃虧，日方也從打太平洋戰爭之初就知道自己在軍事上並無使美國屈服的手段，但卻一再延誤終結戰爭的時機，而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竟然還盲目寄希望於蘇聯能夠出面為日本進行終止戰爭的外交斡旋。至於軍方所持的把蘇聯拖下水以牽制美英的想法，完全是誤判形勢。而外交當局為促使軍方認識蘇聯的真正面目，遂選擇不會有結果的對蘇交涉，雖說目的是為了終結戰爭，但這個外交方針選擇上的妥協，給國家貽害無窮。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馬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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