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書評》：民主遭遇中年危機？

撰文：Colin Kidd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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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7年9月我在北岩銀行一家分行外看到一長串焦慮的存款人以後，我心裡產生了一種無法遏制的想法：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可能部分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演。北岩銀行發生的擠兌預示了一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與1929年的金融崩潰的規模相當；在那之後，保護主義，威權政治，蠱惑民心的民粹政治和本土主義在西方國家捲土重來；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橫行霸道，爭奪地盤。但這種焦慮並不新鮮。《民主制度如何終結》（How Democracy Ends）、《民主國家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等書名的標題呼應著讓-弗朗索瓦·何維勒（Jean-Fran?ois Revel）出版於1983年的《民主國家如何終結》（Comment les démocraties finissent）。咄咄逼人的保守主義者的何維勒認為，西方民主制度註定失敗，它的開放、多元化以及對批評的容忍使其在共產主義制度面前變得脆弱。他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民主制度陷入癱瘓、無能的種種表徵：國際緊張局勢趨於緩和；和平運動和反核運動的擴散；人們普遍認為反對共產主義是反動的，反對共產主義意味著反對進步。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很多人和何維勒一樣對民主制度感到憂心忡忡。1974年2月，國內文官首長（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的精神一直處於嚴重崩潰狀態，他當時確信，民主制度在礦工與特德·希思（Ted Heath）政府的對抗中處於險境。阿姆斯特朗的同僚、財政部常任秘書長道格拉斯·艾倫爵士（Sir Douglas Allen）更是當著眾人面猜測，會不會自己有一天來辦公的路上看到坦克列隊停在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同僚們無法判斷他是否在開玩笑。英國當時是否處於一場左翼革命或者反革命政變的邊緣？那樣的歷史時刻過去了，現在讓人很難相信的是，在那個1978-79年「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指的是英國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工黨政府強制實行工資封頂之後，英國出現大範圍的工會罷工。該說法出自出自莎士比亞劇作《理查德三世》的劇本開首對白，原句為「吾等不滿之冬，已被約克的紅日照耀成光榮之夏」（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un of York）——譯者注】過後，許多普通的工會會員認為工會權力對民主制度的威脅比瑪格麗特·撒切爾要大，1979年轉投保守黨。1976年，當時的美國還處在水門事件的陰影下，美國獨立二百周年紀念日在未經選舉產生的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主持下低調舉行。福特先是取代了聲名敗壞的前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然後又取代了名譽掃地的總統尼克松。一些論者討論了在如今被稱為「帝王式的總統」【「帝王式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這個說法來自於小亞瑟·施萊辛格出版於1973年的一本頗有影響力的《帝王式總統》（Imperial Presidents）的標題；施萊辛格在書中論述道，美國總統享有著巨大權力，超出了憲法賦予總統職務的權力】的現實下，民主制度是否能夠繼續正常運行。三方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是大衛·洛克菲勒創立的討論會，與會者是來自北美、西歐和日本的決策者、學者和記者。1975年，三方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民主制度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很有爭議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因為在福利上承擔責任過大，民主制國家陷入了困境。當時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掌握在軍政府手中——智利的皮諾切特、玻利維亞的卡爾洛斯·班澤爾（Carlos Banzer）、阿根廷的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以及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 · 斯特羅斯納（Alfredo Stroessner）將軍；南歐各國的民主制度很脆弱。葡萄牙初創的民主制度產生於1974年由中下級軍官發起的政變（亦即「康乃馨革命」——譯者注）；同年，土耳其入侵塞普勒斯，希臘軍政府倒台。1975年，佛朗哥將軍去世，西班牙的民主過渡進程開啟；1981年，西班牙的一場未遂的軍事政變遭挫敗。

儘管如此，西方民主仍然存活了下來。到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一篇文章，宣告了「歷史的終結」，後來這篇文章被擴充而成的書成了暢銷作品。福山堅信，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唯一一個還沒有崩潰的理想便是自由民主制。即使在當時看來，他的觀點也存在著謬誤，同時也過於傲慢。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對未來的樂觀預測沒有何維勒準確——後者曾經預測俄羅斯會對西方開放社會進行干涉行動。

福山《歷史的終結》

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認為，我們許多人覺得可以從20世紀30年代或70年代的歷史中尋找當前民主困境的確切先例，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建議，我們應該去回看19世紀90年代發生的民粹主義風暴。在當時的美國，反叛的民主黨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佔據黨內地位【1925年，田納西州教師約翰·斯科德斯（John Scopes）因為教授進化論遭到起訴，在那場審判中，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擔任檢察官，他作為的檢察官的職業生涯也在這場審判之後終結】。與此同時，法國因為德雷福斯事件被撕裂。當時美、法兩國內部存在著巨大分歧，可能會直接威脅到民主制度的運轉；如朗西曼提醒我們的，信任是民主制度存在的根源。然而，兩個民主國家都幸免於難，德雷福斯於1906年被無罪釋放，民主黨人最終馴服了布萊恩的民粹主義。

朗西曼警告我們，不要再把那些政變的經典符號——坦克開上街頭，將軍們佔領電視和廣播電台——當作是民主制度崩潰的先兆了。這個過渡可能不會那麼戲劇化，因此也就更難以被發現或者被防範。實際上，他所謂的「殭屍化的民主制」現象可能已經是一些國家的現實：選民們確信自己決定了政策的制定，因為人們通過公投表達了自己的意見，而沒有意識到，公投僅僅是一場舞台上的演出，政治精英精心策划了整場戲，他們不僅決定公投中的問題設置，而且決定了人們給出的回答的含義。朗西曼認為，民眾很容易被欺騙，因為公投「被視為防止民主被顛覆的方式」。英國退歐公投的真正結果是「將更多的控制權交給了英國的政治精英，這些精英們的任務就是去實現英國人民曾經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英國脫歐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政變」，但它讓人們看到了要分清民主化與其對立面有多麼困難。

朗西曼引用了政治學家南希·波密歐（Nancy Bermeo）的研究，後者描述了諸多類似於政變的現象，其中許多都會承諾實行民主，或者至少要做做樣子，可能是通過「選票舞弊」，或者使用選舉為已經掌權者的政權賦予合法性，即所謂「戰略性操縱選舉」；或者採用不那麼突兀的方式，所謂「擴大行政權」，當權者使用不那麼引人注意的方式逐步「侵蝕」民主規範 。如今，一場政變發生的標誌是「當權者試圖隱瞞已經發生的變化」。新的「非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學者給它起的最佳名稱是「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正在東歐國家「蔚然成風」，選舉過程伴隨著各種陰謀論，少數族裔被當作各種問題的替罪羊，人們舉行各種活動，為自己擁有的所謂民主制度欣喜不已。在土耳其，埃爾多安狡猾地抓住實際發生的以及可能發生的軍事政變為理由，以民主的名義顛覆民主。看似日常，被廣泛認可，似乎不需要定義，於是這個概念被消解為一個具有諷刺性意味，充滿悖論的辭彙。

朗西曼

朗西曼提及的悖論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我們中間很多人對那些投票支持脫歐、特朗普的人們居高臨下的俯視。我們會認為：有些議題對選民來說難道不是技術性過高，對其理解能力的要求過高了嗎？我們當然不希望被蠢人統治，或者更糟糕的，被至少在某些時候能夠欺騙絕大多數人的胡亂吹噓者統治吧？在過去幾年裡，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這些想法。但是，萬一我們這些人才是問題之所在呢？由懂最多的人或者自以為懂最多的人統治，也就是所謂的「智者治國」（epistocracy）表明上無疑具有吸引力。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她建議提高參選人的資格要求，其中包括需要有不少於規定時間長度的政治領域之外的工作經驗；由政府出資進行選民教育，慢慢地讓公民能夠做出「正確的長期政策選擇」；為選票賦予不同的權重，在選民中間劃分出「不合格」、「合格」和「非常合格」三級，提高「選民中見識最多的那些人的影響力」。朗西曼表示對此無法認同，他認為這種「智者治國」的操作可能會製造出來一個傲慢、集體思維的「怪物」。對於未經訓練、經常改變想法的民眾，他這樣寫道：「在實施壓迫上，無知和愚蠢無法像知識和智慧那樣有效，正是因為它們在能力上的缺乏。」無論如何，「智者治國」總是會有蛻變為不民主的技術統治（technocracy）的危險：能夠理解政治機制運作方式的人成為統治者，在這些人眼裡，政治機制優先於民主價值觀。

朗西曼對我們可能面臨的各種威脅的不可知性保持警惕，他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在我們所知道的迫在眉睫的災難面前，民主制度的反應遲鈍。我們患有一種「末日疲勞症」。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核擴散造成的「潛在」威脅眾所周知，但它缺乏政治「影響力」。如果認為民主生活中會發生一場想要拯救地球的好人和不想拯救地球的壞人之間的戰鬥，並且這會是一場好人必然戰勝壞人的戰鬥，那就錯了。實際情況要曖昧、混雜許多，且帶著一種陰鷙的喜劇色彩：「雙方都關心，雙方也都不關心。兩邊的人都關心，是因為沒有人希望世界末日到來。雙方也都不關心，因為這是民主制度：人們真正關心的是誰有資格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技術帶來了好幾個方面的挑戰。朗西曼從推特上的一個個熱門事件和網上獵巫行動看到了古典時代所實行的直接民主，「善變、暴力、人們被賦予權力」，它是古代城邦暴民的現代版本。暴虐的多數人不再能夠殺死那些觸犯眾怒者，但是對其進行排擠的形式也變得更新、更快。一封措辭不當的電子郵件或一條推文就可以讓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面臨公眾羞辱。言論自由是我們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核心部分，而且目前也面臨威脅；但是同樣重要的是禮貌和虛偽——後者在我看來其實是民主社會裡被最少稱讚的美德。

組織政治（machine politics）能夠讓擁有廣泛選民基礎的政黨發揮過濾作用，這種過濾作用可以將特朗普、極端分子和拒絕妥協的政治原教旨主義者篩出去，而這種組織政治如今已經被網路上的「迴音壁」取代。如朗西曼在書中所寫，曾經的政黨「內部異質性強，不同黨派之間有著非常多的共同之處，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共識」，如今黨派對立的文化在網路上大行其道。據朗西曼在書中提供的數據，在1980年，接受問卷調查的共和黨人只有5％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與民主黨人結婚；而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是49％。民眾之間的黨派之爭達到了這種程度，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就變得非常難以維持。

朗西曼認為，網路給「異常強烈的個人表達」提供了空間。不幸的是，如馬克·扎克伯格這樣的科技巨頭對政治的認識非常之少，幾乎是無知，可是這些人卻認為自己鞏固了民主制度，不認為自己導致了問題，而是提供了解決方案。在這裡，朗西曼描述了一系列情勢，當這些情勢共同發揮作用時，民主制度可能會遭到破壞：一個對自己技術專制傾向沒有自我認知的、脫離現實的精英群體；一個不眠不休的無政府主義電子平台，人們在這裡抱怨種種無法得到解決的個人問題；一個被掏空的民主制度只能作出種種不痛不癢的妥協，提供短期解決方案，沒有耐心、要求苛刻的網民對此感到沮喪和憤怒。 朗西曼表示，所有這一切，「使得扎克伯格對美國民主的威脅比特朗普更大」。

扎克伯格這樣的科技巨頭對政治的認識非常之少

朗西曼沒有興趣向讀者推銷應對方案，但他確實也寫了一些讓讀者安心的話，雖然這些內容讀上去帶有一種冷酷的鬧劇色彩：「穩定的民主國家擁有一種非凡的能力，它們能在不去解決問題的情況下，依然做到規避這些問題可能導致的最壞情況。」他告訴我們，從未有過一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人均8000美元的民主國家成為過軍事統治國家。我們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況可能更像經濟奇蹟終結之後的日本或者像債務危機後的希臘。日本是一個老齡化國家，它的一半人口超過47歲；同時，日本也是一個政治體制僵化的國家。日本的政治「毒而無牙」：貪腐的政客源源不斷，卻也不會引發街頭暴力或社會混亂。希臘則「實際上已經崩潰，但是表面上沒有分崩離析」；在這裡（希臘也是個老齡化國家），人們恐懼最糟糕的狀況會發生，但是這個最糟糕的狀況沒有真正發生，民主制度以一種「死而不僵」的方式持續存在著。

朗西曼的語調哀婉。讓民主制度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裡獲得存在空間的歷史條件正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民主制度開始「走下坡路」，目前正在經歷一場「中年危機」。他認為未來我們會看到民主制度「曠日持久的衰敗」，其存活的條件是要進行各種大大小小的政治手術。

美國如果發生經濟衰退會造成什麼樣的政治後果，會像日本或者希臘那樣平緩嗎？特朗普在大選後的早上發表的獲勝演說出人意料的溫和，當時我覺得他可能是另一個貝盧斯科尼，光是當選這件事以及總統這個位置能夠給他的派頭便足以滿足他的虛榮心。我想錯了。雖然朗西曼相信美國民主制度足夠強大，特朗普不至於摧毀掉它，但他的確也在書中警告過，民主制度的中年後期光景並不會只有一個樣子，不同的民主國家將經歷各自的病痛，有時甚至會經歷生死攸關的事件。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民主制度面臨種族分裂、激烈的黨派之爭的現實，外加這是個熱愛槍支以及有著一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的國家，我們真的能夠確信美國的民主制度會「大器晚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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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確是當前民主制度弊病的一個獨特例子。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們合著的《民主國家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指出，特朗普的當選並不是多數人選票的結果，他是由選舉人團選出來的，而這個選舉人團的設置正是為了防止特朗普這樣的煽動者。美國國父們很早就預見到特朗普的出現這一點並不能給人們多少慰藉。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這樣寫道，「那些傾覆共和國自由的人們，大多數是以討好人民開始發跡的，他們以蠱惑家始，以專制者終」；這便是為何美國憲法第二條設置了總統的間接選舉規則，將總統的實際選舉權交給了選舉人團，選舉人團由根據各州立法機構制定的規則選出的地方名流組成。國父們沒有充分防範的是政黨的崛起，在那之後，這些有著獨立思想的名流被政黨轉變為黨派效忠者。兩位作者指出，從很早的時候開始，「選舉人（electors）就成了各政黨代理人，這也就意味著選舉人團將把關的權力交給了各個政黨。」但是，這裡我們也需要保持謹慎：過分熱情的把關也是對民主制度的損害，因為「它會塑造出一個黨派精英掌控的世界，普通人會被忽視，人民無法被代表。」

兩位作者在書中指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政治的特色是兩黨合作，而這種合作的基礎是一種「極其非民主」的折中舉措。這種體系依賴於「種族排斥以及確立南方各州的一黨獨大地位」。在此之前，內戰剛剛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種族和黨派之間有很多衝突。只有當種族平等的理想被謹慎地擱置時，信任和寬容才能成為可能，而沒有了信任和寬容，民主制度也就岌岌可危了。「寬容」和「克制」形成了美國民主制度的「防護網」，但是確保這種「寬容」和「克制」靠的是在官方認可下的對美國黑人的壓迫和忽視。

此外，直到很晚近之前，「內部異質性」一直是美國政黨很顯著的特徵，尤其是曾經的民主黨，它在南方極端保守的白人新教徒與北方城市的藍領、許多信仰天主教的少數族裔之間建立起了一個聯盟。共和黨也將東北部的自由派與中西部、西部的保守派彙集在一起。這些每個黨內部存在的差異意味著一方不必要去妖魔化另一方。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共和黨取代了民主黨在南方的位置，兩黨成為不同的美國的化身，彼此對抗：一個是白人的、福音派和保守派的美國，另一個是多種族共同體的美國。兩位作者注意到一組驚人的統計數據，「在政治參與程度比較高的美國人中間」，70％的民主黨人和62％的共和黨人「活在對另一方的恐懼之中」。

這種兩極對立使得溫和派沒有多少行動空間。美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類似於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史蒂文·列維茨基和丹尼爾·齊布拉特很了解威權主義者和排外分子對選民中雖不佔多數，但仍然佔有相當比例的少數派（在選民中佔到30％左右）有著怎樣的吸引力。因此，「真正能夠防範」庫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休伊·朗（Huey Long），麥卡錫或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以上都是知名煽動家——譯者注）這樣的人的並不是選民本身的所謂民主本能，而是如今遭到削弱的政黨機構。舉行黨內初選成為主流（其本身遠非一件百利而無一弊的事情），終結了在充滿煙霧的房間里進行秘密委任（以及排擠）的時代。即便如此，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認為，共和黨的大人物們本可以採取更多措施，阻止「一個並不真心實意擁護民主規範的總統」的當選。共和黨高層的許多人「舉棋不定」，包括約翰·麥凱恩、約翰·卡西奇、米特·羅姆尼和布希家族在內的關鍵人物拒絕支持特朗普。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勇敢地採取後續行動，支持希拉里。於是，黨內這些大人物們團結一致的結果是讓「選舉變得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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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問題幾乎和嘗試解決問題一樣困難。比爾·柯林頓的前政策顧問威廉·高爾斯頓（William Galston）提醒我們，人民可以授權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是人民的授權並不能讓強人政治成為民主政治。當然，一個領導者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強人，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則是民主制度的拯救者。在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公開提出他可能會向國會和美國人民尋求非常時期的權力。最高法院通過幾個關鍵案件的判決，嚴重阻撓了羅斯福推行的「新政」，在那之後，羅斯福還試圖對最高法院進行改革。從現在回望當時，羅斯福比特朗普更容易得到常規之外的行動空間。但這位連任四屆的總統（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任職超過兩屆的總統）在很多方面都被認為是一位潛在的獨裁者。民主制度下的領導者不可逾越的界限究竟在哪裡？畢竟，如果沒有羅斯福狡猾地行使其作為總統的權力，民主制度可能會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終結了。

考慮到民主制度里包括了一系列政治活動，「民主」這個「簡稱」便顯得極有誤導性，因為這個「簡稱」假定選舉活動中的競爭或者說人民意志是其關鍵特徵。全球的強人很趁手地以此為幌子，掌握了政權，而且他們可以憑藉「人民意志」對自己的支持獲得足夠的合法性，然後令人信服地擺出作為民主人士的姿態。至關重要的是，「民主」是一個含義殘缺的術語，因為它忽略了對法治的尊重，遺漏了對中立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務員系統）的支持，對新聞自由的堅守，對少數群體的尊重，以及應當將黨派反對者當作競爭對手而非敵人來看待。最終，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政黨之間，贏家和輸家之間保持克制、良好禮儀和相互信任似乎與個人擁有投票權這點一樣重要。另外，「民主」這個詞還會導致其他一些理解上的混亂：我們所說的民主實際上是「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與古代共和國的直接參与式的民主有著很大的不同。此外，我們最近一段時間也看到，公民投票會讓人分不清人民意志與經過選舉產生的代表所擁有的授權。20世紀最重要的民主理論家、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更願意用「多元政體」（polyarchy）來描述民主制度的運作方式，這套反應機制可以非常有包容性地，按照一定程序實現多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解。達爾的這個術語不太可能流行起來，但是它能夠提醒人們，在人類的眾多活動領域中，政治領域非常容易受到名稱和事物之間的混亂所影響。我們看起來對可能失去某些東西反應激烈，但是卻並沒有清楚地定義我們珍視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種種災難的描述的確讓早已存在於民主文化中的缺陷變得更加清晰。如今，人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危險：我們可能會陷入限制多元化和自由的民粹主義政治之中。畢竟，如高爾斯頓所指出的，信奉多數主義的民粹主義者會以「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自居，族群民族主義者（ethno-nationalists）也會如此，這些人這麼做很「合乎情理」。但是，其它危險則不是那麼明顯了。高爾斯頓還提醒我們，自由派會將一些目標置於其它的目標之上，並且將自己的這些偏好等同於自由民主制的標準。在民主政治中，沒有什麼途徑一定可以避免不自由的民粹主義和自由派精英主義的陷阱。

本文討論的書籍如下：

How Democracy Ends by David Ruciman. Profile, 249 pp, ￡14.99, May

Edge of Chaos: Why Democracy Is Failing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 And How to Fix It by Dambisa Moyo. Little, Brown, 296 pp, ￡20.00, April

How Democracies Die by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Viking, 311 pp, ￡16.99, January

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by William Galston. Yale, 158 pp, ￡25.00, June

本文選自《倫敦書評》2018年9月13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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