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對中國人的起源，中國的歷史書往往會追溯到一百多萬年前的元謀人、50萬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現在的中國人是他們的後代。

儘管世界上早已有了人類起源於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來源的說法，卻沒有或者很少影響到中國人的觀念。

近年來，遺傳基因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導致中國的遺傳學家對中國人來源的關注，並且用基因檢測的方法證明：中國人的確來自非洲，時間大約在十萬年前。

但中國的大多數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並沒有接受這樣的結論。另一方面，由於遺傳學家的證據僅限於基因本身，對具體的遷移過程還無法作更多的解釋，所以並沒有動搖傳統的觀念。

相反，為了證明中國人源於本土，一批考古學者正在進行辛勤的發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一些歷史學家也試圖充分挖掘文獻資料，並且結合天文、曆法、考古、年代學等方面的研究，能夠重新建立中國早期歷史的年代表。

不過迄今為止，還無法證明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與外來因素有什麼關係。無論中國人來自何方，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和歷史的起點，的確是由本土產生的。

在世界沒有連成一體前，不存在整體性的世界歷史，只有世界各地區各自的歷史。

在中國的夏、商、周時代，世界上先後同時存在著埃及、巴比倫、亞克得、烏爾、赫梯、希臘、亞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羅馬、迦勒底、波斯、馬其頓、敘利亞等文明，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中國與它們之間有什麼明顯的關係。

也就是說，中國的早期歷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是平行發展的。儘管我們不能絕對肯定，它們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根據現有的史料來判斷，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為止，中國的歷史也是獨立發展起來的。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與外界沒有接觸或沒有聯繫，也不意味著中國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進程沒有發生過什麼影響，但是中國能起重大的或決定性的作用的範圍一般限於東亞，即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一般較小，而且往往是間接的。

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條件，中國的中原地區與這些文明之間相隔遙遠，交通極其困難，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爾高原、歐亞草原。

距離最近的印度與中國中原地區之間也隔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和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岭。如果通過海路，在繞道好望角的航線開通之前，只能由印度洋進入太平洋至中國沿海。

即使是在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國與沿線國家或地區間的聯繫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從頭至尾的，所以由此傳播的信息也是間接的、片斷的，人員的直接交流也幾乎不可能。

例如，公元97年，東漢的使者就與羅馬帝國失之交臂：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但即使甘英抵達了羅馬帝國，羅馬帝國與東漢之間是否能就此溝通，或形成人員交往和物資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當時的羅馬帝國和東漢雙方都沒有這樣的需要，偶然的或間接的人員來往不會產生多少影響。

正因為如此，中國與中亞以西的地區從來沒有發生過直接的衝突，東方與西方兩種文明從來沒有正面碰撞的機會。

西方再強大的遠征軍，在到達帕米爾高原或印度次大陸時，一般都已成為強弩之末，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同樣，中國中原王朝的遠征軍也沒有越過中亞，沒有擴展到喜馬拉雅山以南，如漢武帝時對大宛的征伐、唐朝高仙芝兵敗怛羅斯、清朝乾隆時平定天山南路等。

海上也是如此，在公元17世紀以前，西方任何海上優勢都構成不了對中國的威脅，蒙元的水師也從來沒有能登上日本列島。

這不是說地理障礙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政治、軍事行動不同於個人探險或經商，不僅要考慮可能性，而且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衡量是否必要。

例如，15世紀初鄭和的船隊擁有二萬多人和充足的物資供應，曾到達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東岸。如果明朝希望獲得海外殖民地的話，肯定不會有什麼困難，但明朝從來沒有這樣的目的。

即使是文化方面的傳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

例如，至遲在公元2世紀的東漢，中國已經擁有成熟的造紙技術，但直到唐天寶十載（751年）高仙芝與大食（阿拉伯帝國）軍隊在怛羅斯（今哈薩克江布爾）之戰中失敗，隨軍的造紙工匠被俘，造紙技術才傳入阿拉伯地區，以後又傳至歐洲。

其次，由於中國與西方的歷史是獨立發展的，所以不具有相關性。近代以前，中國的興衰基本與外界無關，而西方的治亂也不受中國的影響。所以即使一方正處於頹勢弱勢，另一方也未必會乘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會納貢稱臣。

中國曾經向世界貢獻過「四大發明」，但中國也從世界各國的發明中獲益。中國的知識、學術和文化不斷地傳向外界，但中國也從外界學習先進文化。在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難說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貢獻更多。

但是中國的人口數量經常佔世界人口總數的20%～30%，最低也有10%，最高竟達到35%。

在農業社會，人口的數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同時也是世界上生產糧食最多的國家，並有大量經濟作物和農產品可以供應市場。

中國的富餘勞動力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當他們從事非農業生產時，就能生產出大量商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這些商品在國外非常具有競爭力。

從唐宋至明清，中國都曾有大量商品出口，至明朝後期達到空前的水平。中國的生絲、紡織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幾乎遍及全球，外貿長期處於出超，導致白銀大量流入中國。

據有的學者估計，中國的入超所獲白銀佔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儘管由於在缺乏準確的原始數據的條件下，不同學者對當時經濟總量的估計相差懸殊，所以得出的結論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國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機會不是來自政治、軍事和文化，而是經濟。

只是這樣的作用也是不自覺的，以至中國大多數人至今還不了解。由於明朝從初年開始就禁止民間的對外貿易，官方只容許以「稱臣納貢」為前提的朝貢貿易，而且對「朝貢」的次數、規模、範圍都有嚴格的限制。

所以，當時中國對外經濟聯繫和交流的主體是民間的走私貿易，包括中國商人僱傭或招引「倭寇」進行的武裝走私。

即使在明朝在實際上取消禁令的階段，外貿主要也是由民間進行的。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開放的合法外貿港口還只有廣州一地。

正因為如此，對明清期間中國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估計過高，更不能認為中國已經向世界開放，或者已經與外界結為一體。

-end-

本文選摘自《古今之變》作者：葛劍雄，出版：九州出版社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