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英帝國衰亡史》：英帝國衰落的他國之鑒

原標題：我讀︱《大英帝國衰亡史》：英帝國衰落的他國之鑒

有關英帝國是如何衰落的探討，史學界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除了對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等具體因素的評析外，還形成了英帝國主動解體、國際格局變遷、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等多種研究範式。相較此類側重於單一線索的考察，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的《大英帝國衰亡史》以描繪帝國衰落的實際過程為主線，將各類因素的影響統合於歷史進程之中，如作者所言「以更宏觀的文明史觀點交叉探討」書寫一部綜合性的帝國衰亡史。全書圍繞「大英帝國為何會走向衰落」這一主題，貫穿四百年的時間跨度，對英帝國史上的一些重要節點做了精要點評，頗有值得思考之處。

中西輝政的《大英帝國衰亡史》

延續傳統史學的分析路徑

《大英帝國衰亡史》一書按編年順序展開，講述了從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到二戰結束後的帝國「故事」。作者並未脫離從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進行分析的傳統史學框架，很顯然，這些因素都在英帝國的衰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外交尤其是中西輝政關注的重點，這不僅與作者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治學背景有關，也受其在英國留學經歷的影響。留學期間，中西輝政一方面專註於英國外交史的學習，另一方面閱讀了大量英國保存的有關日本方面的一手材料，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國情報部門對日本所做的分析，這些經歷使他深刻感到外交、國際政治和對外戰略等國家軟實力建設較之硬實力更應放在首要地位，這也成為其思想的根基之一。

該書前三章著重從外交方面對「不列顛治世」的形成過程進行了分析，作者強調「外交造就的和平與力量造就的和平同等重要」，英國「權力平衡」的外交傳統在其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後在對帝國衰落階段的討論中，第七章即從對外戰略的高度，尤其從英國與美國、德國的外交關係入手展開分析，其主要觀點是英國偏離靈活的外交傳統，對美國不必要的過分親近與對德國不必要的過分敵對是造成其衰落，甚至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負有責任的戰略失誤。這一觀點頗引人注目，是既有關於英帝國衰落的研究中未曾予以重視的。

中西輝政指出，面對19世紀末美國、德國迅速崛起帶來的挑戰，英國一方面選定美國作為盟友，在短期內急速調整政策，對美做出重大讓步，另一方面敵視德國，聯手法國、俄國構建「對德包圍網」，由此使英國與試圖突破包圍網的德國陷入不斷製造危機的惡性循環。中西輝政認為「如果對德國的讓步能達到對美國讓步幅度的一半，或許可以脫離這個惡性循環。」那麼問題來了，為何英國會放棄其傳統外交的柔軟身段，一早就在美國與德國之間確立了敵友關係？作者給出的解釋是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的影響，尤其是英國方面對盎格魯——撒克遜一體性的信任。此外，英國對德國的抑制也是其不希望單一國家掌控歐陸霸權的一種「古老本能」，這意味著英國回到了舊日的空間感——基於一個歐洲島國而非全球性帝國的視角，將距離上更靠近的德國，而非美國視作真正威脅。

但對於英國人所看重的盎格魯——撒克遜一體性，其真實價值在中西輝政看來值得懷疑。作者對英美關係的潛在矛盾進行了梳理，從美國方面看，反英情感從建國之初一直流傳下來，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國務院仍向其所屬部門的官員發出要求，對英國的態度越是強硬，越能展現自己身為美國人的「國民義務」。此後，美國撇開英國單獨發表《門羅宣言》的做法更是給英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西輝政認為「這種敏銳的感覺與複雜的『算計』能力是美國這個國家從一開始便具有的本質。忘卻美國具有這個本質的國家，接二連三地成為歷史上的『失敗者』，而第一個失敗者就是英國。」到了19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的反英情感仍有跡可循，有參議員就將當時美國國內的經濟蕭條、社會動蕩歸結為「英國惹的禍」。美國開始真正展現成為世界大國的志向是在19世紀90年代中葉，這一時期特納《美國歷史上邊疆的重要性》與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為美國崛起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加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美國正式步入大國行列。隨後而來的就是英美矛盾在19世紀末的全面爆發。1895年，委內瑞拉與英屬蓋亞那產生國境糾紛，美國以《門羅宣言》強迫英國承認他們的強制仲裁權，而英國則以不承認《門羅宣言》作為反擊，列寧甚至在當時判斷「美英戰爭無可避免」。而就在同一年，英國在南非與布爾人發生衝突，德皇威廉二世明確表示了對布爾人的支持。面對美、德的同時「夾擊」，英國最終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他們不僅接受了《門羅宣言》，還做出一系列重大讓步，譬如將原本英美共同建設的巴拿馬地峽完全交給美國；在阿拉斯加國境問題上打壓加拿大人的要求；1907年英軍從哈利法克斯軍港全面撤退，表明英國在戰略上全面放棄美洲。正如前文所述，這種對美國不必要的過分親近與對德國不必要的過分敵對，在中西輝政看來是英國在世紀之交犯下的重大失誤，不僅對國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從英帝國內部來看，作者引用英帝國史專家西利的觀點，認為放棄鞏固英帝國內部整合的決策從長遠看剝奪了帝國重生的機會，「英國若欲具備能與美、俄抗衡的國力，唯有系統地整合散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重新整合大英帝國」，英國無疑錯失了良機。

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書中第五章、第八章則從經濟角度展開分析，作者在列舉產業精神衰退、長期貿易赤字等帝國衰退的傳統解釋時也提出了新看法，譬如正是工業家們熱衷購買土地、投資農業的做法才使英國農業能夠挺過19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勉強維持基本的糧食供給；在長期貿易赤字問題上，作者強調造成赤字的最主要原因是糧食大量進口，這一點與衰退的關聯此前尚未得到重視。

在經濟因素分析中，中西輝政最主要的觀點是對自由貿易的重新評價，他指出英國並不是因為採取了自由貿易制度而掌握經濟霸權，而是在已經取得了經濟優勢的前提下，借自由貿易之名要求海外市場開放。這一點學界早有關注，梅俊傑《自由貿易的神話》一書對此做了詳細梳理。產業競爭力下降帶來的危機感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對自由貿易論產生了動搖，至19世紀末，為了維持自由貿易而不得不進行一些「封鎖」的矛盾成了英帝國必須面對的現實。由此作者提出，衰退的根源在於一種「霸權大國的生存矛盾」，即為了維持自由貿易而動用其政治影響力來確保有利的「開放封鎖」，事實上反造成一種「帝國過度擴大」，由此不僅產生一系列如防衛開支過大等傳統意義上的帝國弊病，同時也削弱了帝國對殖民地統治的正當性，激起全球範圍內的「大競爭時代」。

由此導向一個更加值得追問的問題，既然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負擔，英帝國為何不能及時地改弦更張？事實上在19與20世紀之交，英國在長期經濟不景氣與布爾戰爭失敗的刺激下，社會各領域都湧現出改革之聲，卻未能改變帝國衰退之勢。中西輝政在第八章給出三點解釋：首先，否定既有的成功經驗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不僅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反彈較大，由這種「成功」記憶培養出來的價值觀與行動模式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古典自由主義作為支撐「不列顛治世」的基石本身成了需要被克服的對象，白芝浩1873年就在《經濟學人》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國特有的危險，在於無法修正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偉大制度與價值觀。」其次，搞清楚需要改革什麼、如何進行改革同樣困難重重，如果對重點把握不當，不斷湧現的新目標極易分散改革能量，甚至造成內部分裂。就英國而言，雖然對國家需要改革達成共識，但以自由帝國派為中心，推動「國家效率運動」的改革者們致力於「大英帝國緊密整合」，重視維護作為帝國紐帶的自由貿易，由此就與站在產業界立場上，主張實施「關稅改革運動」的張伯倫一派產生了分歧。在中西輝政看來，自由帝國派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意識到近代社會中，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國內產業才是維持國家實力與活力的基礎，而以張伯倫為首的改革派雖然意識到了製造業的重要性，卻難以克服自由貿易在英國民間廣泛滲透且根深蒂固的影響。第三點解釋是「戈耳狄俄斯之結」，也就是在紛繁表象下找到問題癥結，並具備亞歷山大大帝那樣一刀斬斷的魄力。作者認為這個癥結就是「財政」，正是財政限制造成了改革的失敗。一方面作為「貴族地主的堡壘」的英國議會難以通過增加對大地主課稅等要求在內的稅制改革，另一方面統治集團的「財政赤字妄想症」，也就是極力避免財政赤字擴大的觀念同樣阻礙了改革進程。這一「戈耳狄俄斯」之結最終被勞合?喬治斬斷，他在1910年以「人民預算」之名推動了「由下而上的改革」，可惜卻在隨後到來的一戰中難以為繼。

強調精神因素的影響

至此，《大英帝國衰亡史》基於政治、經濟等傳統因素對英帝國的衰落原因進行了探討，除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外，相較於傳統史學著作，《大英帝國衰亡史》的新穎之處還表現在它對觀念、心態等精神因素的重視，這也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歷史研究的「文化轉向」，即從制度分析轉向文化領域。作者寫道：「大國的興衰，在國際社會上備受矚目的除了國力和體制等結構性因素外，該國領導人和國民的想法、思考模式等精神條件，也被視為長期興衰的關鍵。」作者認為精神活力的衰退以及向著「不道德的帝國」的滑落對帝國衰亡產生了直接影響。

書中分析英帝國崛起過程時就強調了精神要素。在國家層面上，作者提出「英國外交精神」這一概念，雖未給出明確定義，但通過對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外交特點的分析，大體可知作者所說的是一種留有餘地，關鍵時刻能將「背信」轉化為「正義」的靈活策略，這是在對利益的看重之外，對於「操作名分」的重視。在個體層面上，作者引用英國歷史學家亞瑟·布萊恩特在《國民性》一書（Arthur Bryan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Longmans, 1934)中的話：「正是我們的民族性中重視獨立不羈的氣概，才能找到更有價值的力量，也就是精神力量的源泉，而造就這個帝國。」中西輝政進一步將這點引向對英國歷史上「個人之偉大者」的強調，如活躍於外交領域的威廉·坦普爾、詹姆斯·哈里斯、羅伯特·摩里爾等，正是這些敢於質疑、具有獨立精神的個人成為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中流砥柱」。這一論調使人不難理解中西輝政為何對精英統治懷有強烈的認同感，他認為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必須有「獨排眾議的精神」才能得以存續，而這種精神不會產生於大眾之中，「因此貴族才是民主主義的支柱，這是近代英國的思維所在。」

於是，「精英及其精神」成為作者解釋英帝國衰落的重要線索。中西輝政認為，英國作為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國，之所以能建立世界範圍內的霸權，依靠的是軟實力與硬實力完美結合形成的「威信的體系」。「威信」這一精神要素在帝國統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而奠定這一體系基礎的正是英國近代歷史上的精英及其精神構造。隨著精英階層本身的衰落，「威信的體系」也受到衝擊進而威脅帝國的統治。中西輝政從兩個方面描述了這一衝擊的發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精英的嚴重摺損——「從牛津、劍橋大學出征的同學，大約每三人有一人陣亡」，作者認為「國民中素質最高者的大量犧牲決定了戰後國家必然要發生變化，帝國也迎向充滿幻滅與亡靈的戰後」。其次，英帝國在中東事務中的表現被看作是向「不道德的帝國」的滑落。二戰中英國為了確保中東利益，一方面在《麥克馬洪-海珊通信》中承諾阿拉伯建立統一國家，一方面與法國簽訂《塞克斯-皮科協定》劃分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還為了向猶太金融家調度資金而發表「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中西輝政不客氣地評價：「這是一種帶有濃厚衰退期帝國所特有的精神色彩，即所謂『日薄西山的不道德』。或許可說是勞合·喬治這個『平民』政治家會出現的空虛而幾乎不具紳士理想的做法」。這種精英及其精神構造衰退所產生的影響，作者引用沃爾特·李普曼的話：「在人類史上，無論是什麼樣的帝國，如果失去了支撐其中心思想和信念的統治精英，便沒有仍能長久存續的例子。」

中西輝政

除精英外，社會其他階層也都感受到了精神活力的衰退。作者認為1897至1902年是轉變的關鍵時期。在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慶典上，帝國的聲勢在表面上達到鼎盛，實際上卻是一場「令人感傷的壯麗慶典」，幾年後女王的逝世帶給人們一個時代已經終結的「喪失感」，布爾戰爭更使英國人陷入了「沉重挫折感」。在這場戰爭中，英國不僅遭到國際社會孤立，國內也出現大量反對聲音，這場代價高昂的戰爭最終帶來強烈的幻滅感與質疑，深深打擊了人們對帝國的信心。這一切的影響，作者寫道：「自古以來世界大國的衰退，大多先從幾場邊境小規模戰爭的失敗開始，使得人們對自己的理念開始出現疑問或動搖，具有良心的精英之間，感受到自己的道義出現缺陷，因為造成『氣力喪失』與『活力衰頹』，接著便帶來統治慾望以及統治不可或缺的精神活力開始減退。世界大國絕不會因為大規模戰爭而滅亡。」回頭看20世紀歷史，布爾戰爭只是拉開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沉重打擊更是造成「大英帝國的心神喪失」，年輕世代的「統治帝國的意願」大為減退，戰後「民族自決」風潮的興起則從根本上動搖了「以文明統治異族的正當性」。

強調精神因素在帝國衰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李維的《羅馬史》與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都對羅馬公民的道德腐化、公民精神衰退做了細緻描述。英國學者桑頓在對英帝國衰退的分析中也強調人們對帝國興趣的驟減，對殖民地情感上的疏遠所產生的影響。中西輝政對英帝國衰亡過程中精神因素的關注，並沒有為帝國史研究開拓新的方向，其目的是立足本國國情，希望通過對英帝國歷史上精神取向及其影響的分析，回應同時代的日本國民的困惑。這一點作者在前言中已言明，他寫作該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追究「現在的日本所關心的社會的精神取向以及一個成熟大國的命運將與我們產生何種關聯。」精神取向問題之所以重要，正如作者在另一本書中提到的，一方面是「日本盲目地實行以物質繁榮為目標的單一經濟發展路線」是不可持續的，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最終會導致國家活力的削弱；另一方面正如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所言，人的精神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中西輝政深受布克哈特影響，相信危機始於「人心的變化」。

將人物傳記融入歷史敘事

前文指出《大英帝國衰亡史》對「個體之偉大者」尤為關注，這也引出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即將人物傳記融入歷史敘事之中。中西輝政熱衷於從歷史人物的視角出發，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在關鍵時刻的走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進行解讀。他在前言部分引用迪斯雷利的話為這一做法進行辯護：「歷史不值一讀，但傳記除外。因為只有傳記是不含有理論的，唯一真正的歷史。」不久前剛出版中譯本的西蒙·沙馬的《英國史》也表現出同樣特點，即在敘述中將特定歷史人物的個人經歷同宏觀的歷史變遷結合起來。這一做法好比用一個家庭餐桌上的變化替代進出口貿易的枯燥數據，更加生動直觀地展現「經濟變化」的含義。從史學史的發展脈絡上看，這也是對敘事史復興的一種回應，如勞倫斯·斯通1979年在《敘事史的復興》一文中所言：「群體文化乃至個人的意志，至少從潛在的意義上說，就像物資的產出和人口增長等非人格的力量一樣，也是推動該變化的重要動力。」

相較於新敘事史將目光集中在普通民眾身上的做法，中西輝政走的仍是傳統敘事史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的路子，他在書中選取了威廉·坦普爾、羅伯特·摩里爾、查爾斯·喬治·戈登、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溫斯頓·丘吉爾等人作為對應歷史階段的「代言人」。這些選擇當然不是任意的，每位歷史人物都代表了作者對帝國命運變遷的解釋。譬如書中對戈登傳奇般一生的介紹，就緊密地與19世紀80年代英帝國應該繼續鞏固還是走向自由化的爭論結合起來，戈登在蘇丹的孤軍奮戰給主張自由化的格拉斯頓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派兵拯救戈登即意味著要保住蘇丹，保住埃及，防止帝國向著「小英格蘭主義」的方向滑落。雖然援兵到達時戈登已經遇害，但在迫使政府無法放棄埃及這一點上，他還是勝利了。勞倫斯的經歷則充分反映了帝國「日暮西山的不道德」，他本人以在一戰中成功煽動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進行「沙漠反叛」而聞名，但英國政府的背信棄義卻最終使阿拉伯獨立成為泡影，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書對此做了精彩描述，非常值得一讀。中西輝政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留給了丘吉爾，但不同於多數歷史評價予以丘吉爾的褒揚，作者認為丘吉爾追求不惜一切代價的勝利實際上加速了帝國的分崩離析，在當時情況下，縮小對德作戰規模，等待敵方疲憊或其它大國參戰可能才是更優選擇，動搖國本而獲致勝利比戰敗更加危險。於是在傳統「民族英雄」形象之外，丘吉爾又多了一個「帝國終結者」的形象。

丘吉爾

將人物傳記融入歷史敘事的寫法再次突顯了中西輝政的基本史觀，即認為在決定帝國走向的關鍵節點上，往往並非某項制度，而是身處其時其位的人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觀點為其所主張的精英政治提供了基礎，也反映他本人作為保守派學者的基本立場。這種寫作方法也明顯受到英國歷史學者的影響，中西輝政非常推崇英國史學家撰寫的面向大眾的歷史書，認為這些著作「不僅很好地把握歷史發展趨勢……他們深知『推動歷史前進的無疑是人類自己』，因此書中的主角並不是一件件的事件，而是以人物為中心，注重描寫人物內心的心理活動。」《大英帝國衰亡史》一書的寫作同樣體現了這些特點。

以史為鑒的自覺

中西輝政長期從事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他始終強調「還原到歷史」的重要性，認為歷史是理解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因為「世間的很多事情，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在不停地重複歷史」。《大英帝國衰亡史》顯然也抱著以史為鑒的目的，雖談不上是一本有分量的歷史著作，不到20萬字的篇幅決定了它在很多核心問題上只能泛泛而談，但就對「英帝國為何衰落」這一問題的回答，和以他國失敗經驗為殷鑒的目的來看，這本書不失為一本成功之作。

中西輝政在書中常常借英國歷史，或不時穿插的同時期日本境況，發表自己對大國治理的議論，提出大國長治久安必須具有超越「安定」、「穩健」等一般外交通則之外的「異端與風骨的維持者」；國家即使在大戰情況下也應當對「不計代價求勝」這個選擇審慎評估並極力避免，等等觀點。進一步在後記中，作者總結了英帝國錯過的三個重要歷史時機：1、帝國衰退徵兆明顯的19世紀八九十年代，如果能統籌整合，重新規劃散佈於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英國本有望成為二十世紀的超級大國；2、在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對德國的文化偏見以及固執於傳統權力平衡政策，繼而過度地建立「德國包圍網」最終導致大戰的不可避免，錯失了使英帝國復甦的機會；3、二戰中「不計任何代價」的口號需要反思，如何在危機之中使國家「未來的可能性」與其國力基礎相平衡，以更長遠的眼光制定當下決策始終是對政治家們的考驗。

如果英帝國把握住了這些機會，歷史的走向是否會有所不同？歷史難以假設，不過未來仍可把握，以史為鑒這句話從未過時。在中西輝政的另一本書《看懂世界本質的思考術》中，他清楚地闡述了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很多人容易以為歷史就是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的簡單堆砌……我認為歷史學真正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從歷史中能吸取什麼經驗教訓。遺憾的是，在日本，這種以史為鑒思考人生、思考世界局勢以及國家前途，甚至思考『何為人類』這樣深層問題的人還沒有多少。」中西輝政之所以寫作《大英帝國衰亡史》，其目的也不是在英帝國的棺材板上多打進一根釘子，而是結合日本當下面臨的現實問題，從英帝國的興亡命運中把握自身前進的方向，這也正是世界史研究的應有之義。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