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如何搞垮大清帝國？
原標題：改革如何搞垮大清帝國？
原創-No.1109
作者：釗君
執行主編：任逸飛 編排：小貓
1901年的初秋，隨著一紙合約的簽訂，歷經庚子拳亂、八國聯軍蹂躪的北京城，終於恢復了往昔的寧靜。這表面的平靜，卻無法掩蓋古老王朝背後的衰敗與頹勢。帝後黨爭、地方離心、革命四起、列強環伺，內憂外患如夢魘般纏繞著早已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
當洋務、自強皆告失敗時，「變法革新」再次成為挽救王朝危局的希望，哪怕戊戌血腥政變的記憶還未消散，菜市口的鮮血還在流淌，為了延續這個衰老王朝的生命，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正視那個曾被她親自否決的「變法」之策，清末「新政」的大幕由此徐徐拉開。
1
挽救大清的最後希望
清末「新政」中最為重要的一環，莫過於將大清國體由君主專制改變為君主立憲的立憲運動。
關於「君主立憲」的倡議，其實早在1880年代就已出現在中國，1898年康有為與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時，就是打著「君主立憲」的旗號。只可惜康、梁二人在政治上過於激進與幼稚，對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發起「無情打擊」，最終反遭徹底鎮壓，「君主立憲」的呼籲也隨之不了了之。
戊戌變法失敗了，但並不代表「君主立憲論」也就此銷聲匿跡，其擁護者依然大有甚者，世人所熟知的張之洞、張謇、孫寶琦等，均是力主「君憲」的清廷大員。到了1904年，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身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率先上書朝廷，奏請立憲，並進獻了一套自己私刻的《日本憲法》，希望清廷能以此為借鑒，改製革新。隨著張之洞的表態，各地督撫，駐外使節也紛紛上言請立憲政。慈禧太后面對雪片般飛來的「立憲」奏章，本不願做積極回應，但一個事件卻改變了她的想法。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擊敗老牌強國俄國，成功「脫亞入歐」，一舉躋身世界一流列強行列。儘管日俄戰爭本是日、俄兩國為爭奪東北亞的勢力範圍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爆發的一場「不義之戰」，然而面對日本的大勝，大清上下竟是又驚又喜，當時報章上皆大力鼓吹日本的勝利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日本在1889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立憲國」，於是這場勝利更被描繪成「立憲國家對專制國家的勝利」。
清廷內外既驚訝於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更喜悅於「立憲」的魔力，一時之間號召大清也應效法日本儘早「立憲」的呼聲甚囂塵上。
面對著這般刺激，慈禧也坐不住了，稱讚道：「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簡直就是個「救國良方」嘛！終於，1905年，在大臣們的多方奏請下，慈禧太后下詔，宣布設立督辦政務處擬定大綱，施行十二年預備立憲，並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日、英、法、美等國政體，並準備著重向德國、日本這類二元制君主立憲國家學習「立憲」之法。
2
立憲大法的陰謀
就這樣，大清在慈禧太后的一紙詔令下看似走上了「君主立憲」的康庄大道，但實際上晚清的「立憲」之路依舊迷霧重重，前路難辨。清末「立憲」的動機本就不單純，慈禧與親貴們之所以答應「立憲」請求，其最主要的原因並非對「立憲」的作用有什麼深切的體認，而只是迫於形勢，為延續王朝壽命，在不得已之下借「立憲」搪塞眾人之口。
自庚子國變後，隨著漢人地方督撫權勢的增長，以及士紳階層的發展壯大，清廷內部的滿漢衝突日趨嚴重，而在海外，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已明確打出了「反滿」的旗幟，各地的武裝反抗鬥爭可謂風起雲湧。望著全國上下日漸尖銳的滿漢矛盾，向來標榜滿漢和睦的清廷著實有些慌了神，滿人是國之宗親，得罪不得，漢人雖是被統治者，卻是國家的主體，一旦處理不好激起民變與起義，對於國勢孱弱的清朝可吃不消。
此時，張之洞等漢人大臣呈上的「立憲」之法，便成為慈禧等人的「法寶」。因為，「立憲」是由漢人官員主動提出來的，如加以採納，便可表明清廷對漢人政治訴求之尊重，安撫其情緒，從而減緩消弭和漢人對滿人的怨氣。再者，立憲工作曠日持久，慈禧太后當時已年過七旬，恐怕也難以見到立憲告成的日子。既然，立憲可以安撫民心，確保自己在有生之年大清的安定，如此良策何來不用之理呢？
不僅是慈禧太后，滿清親貴也對「立憲」打著自己的算盤。君主立憲，本意是實現君主權力同人民的妥協，下放權力給人民。相應的，人民在參政的同時，也維護了皇族的地位。可是親貴們不是這樣想問題的，他們覺得國家的權力就應該牢牢抓在滿人的手裡，分權？想都別想。派遣出洋考察政體的五大臣就懷揣著這種心態，因此，剛考察完日本，五大臣之一的載澤便匆匆上書稱：「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利於官！」 立君、立民，卻不利官，這還得了，以後立了憲，漢人爬到自己頭上，滿人親貴們還不都得「喝西北風」去了。
於是，清廷在滿人權貴的壓力之下，決定在「立憲」運動中加入一條「官制改革」的法案。這個「官制改革」說起來冠冕堂皇，是為了改革中國陳舊的官制，以適應世界潮流，但實際上親貴們是想借著改革來分割、回收漢人大臣的權力。
晚清自平定太平天國之後，以曾、左、李為代表的漢人地方督撫勢力逐漸坐大，滿清權貴們對此自是頗為忌憚，而庚子國變期間發生的「東南互保」，更是讓他們害怕這些手握重權的漢人大臣終有一天會不奉大清號令、另立政權。因此，打著「立憲」的名目，將過去漢人督撫手中的財權、軍權收歸中央，成了親貴們心心念念之事。
一項政體改革，最為重要的就是廣開言路，讓百姓真正明了改革的意義。日本在明治維新伊始，明治天皇即頒布《五條誓文》，宣誓要「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大展經綸」，積極倡導「文明開化」。可在滿漢的權力鬥爭下，滿清權貴們卻急於將「立憲」的話語權掌握在自身手中。
為此，清廷接連封報館、興黨獄、嚴申學堂戒律、禁止紳民討論政務。要求民眾只能被動地接受由清廷欽定的「預備立憲」章程，不允許自由宣傳和討論立憲政治。這導致清末整個社會的憲政意識，相比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轟轟烈烈的「自由民權運動」，可謂相去甚遠。
可以說正是在權力的傾軋與爭奪下，清末憲政一路磕磕絆絆。短時看來，這些因素尚無法對「立憲」構成什麼實際的困擾，但由後世的眼光看，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卻恰恰為日後清廷「立憲」的變異乃至王朝的最終覆滅埋下伏筆。
3
壓死大清的最後一根稻草
儘管各方勢力對「立憲」皆是心懷鬼胎，但自1905年起，「預備立憲」的各項工作在慈禧太后的欽定之下，終究還是有條不紊的展開。然而，殊不知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命定的天數，1908年，死神在一天之內接連帶走了慈禧與光緒——這兩位大清國的最高領導者的生命，繼承帝位的是年僅三歲的宣統皇帝溥儀，朝政則由其父親攝政王載灃代理。
慈禧與光緒的去世，對大清而言可謂當頭一棒。儘管對慈禧的評價，今日的歷史學界依然是褒貶不一，但必須承認，在慈禧太后秉政的數十年間，憑藉其精明的政治手腕，清廷至少維持了政權的穩定，滿漢間雖有矛盾也尚未表面化。然而攝政王載灃上台後形勢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載灃識見平庸、目光短淺，缺乏應付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事實證明，沒有了慈禧的保駕護航，由其一手擘畫的「立憲藍圖」最終斷送在了載灃的手上。
載灃一上台就雷厲風行地推出了多項排漢政策，他罷黜了在「新政」中卓有政績的袁世凱等漢族大員，將其軍權皆收歸滿人所有，以求鞏固皇權，保障宣統帝位。而面對載灃所實施的排漢政策，以漢人為主的立憲派們自然大為不滿，他們憤慨於滿人的集權，更擔心滿人對「立憲」出爾反爾，中途變卦。於是，各省支持立憲的士紳官僚在漢人督撫的支持下，紛紛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憲政籌備會等主張立憲的團體，向清廷發起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速開國會。
▲1911年，由慶親王領銜的「皇族內閣」
其實，清廷並非不願速開國會，只是鑒於立憲工作浩大、花費時日，故將準備期限定為十二年。到1908年時，有鑒於士紳與立憲派的壓力，清廷已將預備立憲時間壓縮至九年。可隨著載灃上台後的集權舉措，漢人們對清廷愈發的不信任，他們認為只有速開國會才能遏制滿清權貴，保障自身權益。最終，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逼迫下，載灃決定適當讓步，將預備立憲期由原先的九年再縮短為五年，定於1916年召開國會，並於1911年仿照日本成立責任內閣。
沒想到，恰恰是這個本該安定人心的決定，卻成為了壓垮大清信譽的最後一根稻草。1911年，隨著內閣選舉結果的最終公布，立憲派們徹底是傻了眼！13名閣員中，9人是滿蒙貴族，其中7人是皇族，漢人只佔4人，這是個名副其實的「皇族內閣」。
立憲派雖然對清廷在立憲過程中的拖延、搪塞有著種種不滿，但他們對經由立憲來分享權力一直心存希望，特別是他們認為，通過清王朝的「自改革」能夠切實防範暴力革命的發生，杜絕革命造成的無序和混亂，維持社會的穩定。然而此時的滿清親貴卻因一己之私，拒絕交出手中的權力，最終製造出了「皇族內閣」這樣的奇葩。
「皇族內閣」的出台，標誌著清王朝政治信用的徹底破產。立憲派看清了清廷「假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的真實面目，他們徹底拋棄了對清廷的幻想，其中的大多數人開始轉而支持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行動。載灃炮製「皇族內閣」的這步妙招，雖然暫時提升了滿人在朝中的權勢，卻也將本該成為「帝國肱骨」的立憲群體，推向了清廷的對立面，為自己培養了上佳的「掘墓人」。
4
一場拙劣的「山寨」運動
「皇族內閣」不僅標誌著清末「立憲」的徹底失敗，更成為滿清覆亡的導火索。數月之後，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接踵而來，早就對清廷喪失了希望的各省立憲派在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紛紛掉頭和革命黨合作，清廷的半壁江山在轉瞬間瓦解。武昌起義最終從一場臨時舉事的新軍起義，轉變為埋葬清王朝統治的「辛亥革命」。
總體而言，清末「立憲」運動只是對日本明治憲政的模仿，而且還是一場極為拙劣的「山寨」。
清末「立憲」運動的起源與動機本就不夠「坦誠」，清廷將「立憲」視為一種延續統治、維持親貴權力的有效手段，這令清末立憲運動在啟動依始就埋下了失敗的隱患。1905年10月，出洋考察回國後的載澤曾向清廷密奏施行「立憲」的所謂功用，稱其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顯然，「皇位永固」是清廷最關切的事。
在維持權力的動機驅使下，清末的「立憲」運動變為了一場對日本憲政的拙劣模仿。1911年，清廷最終出台的《欽定憲法大綱》幾乎是原樣照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內容，不過在模仿的同時，清廷卻又有所保留。《欽定憲法大綱》中對於日本憲法里聲張君主權力的部分，全盤接受，大抄特抄，可對於開民智、解黨禁、行民權的部分，卻不予採用。最終，清政府自日本學來了一部畸形而無用的憲法。
清末這場走樣了的「立憲」雖然全方位保障了滿人的權勢，卻徹底激化了滿漢之間，朝廷與立憲派之間的矛盾，加劇了作為帝國「中間勢力」的立憲派和士紳階層的分離傾向，削弱了王朝原有的統治基礎，並最終導致了清廷的滅亡，上演了一出「救國良方」驚變「飲鴆止渴」的歷史慘劇。
雖然清王朝的覆滅與「清末憲政」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但我們也不能說這場耗時多年的「預備立憲」沒有任何正面的價值，畢竟對當時大多數中國的知識精英來說，「立憲」是效法西方、實現中國富強的一條重要路徑，而在清末立憲的整個過程中，參與其中的立憲派對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對憲政運作的制度規則都有了更加詳盡的認識和探討，這對於此後民國的政治發展無疑是具有深遠影響的。
我們興許可以假設，假如當年清政府能夠秉之於大公，開放政權，切切實實地貫徹「立憲」的主張，也許近代中國就真能打開一條別樣的進路，而1911年後近半個世紀的內亂與紛擾或許也可由此避免。可惜，歷史沒有假如，時間更無法倒流。
質言之，「立憲」本身並沒什麼錯，錯的只是時間與用它的人。對於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來說，其問題已非單純的「立憲」可以挽救，一劑猛葯不能救命，只會加速「天朝的崩潰」罷了。
參考文獻：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李細珠：《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 羅華慶：<清末「預備立憲」為何模仿日本明治憲政>，載於《北方論叢》1991年第3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 2輯：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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