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亞峰：在美十二年——我的學術經歷（一）

2013年在維也納參加國際會議

「

夏亞峰，紐約長島大學（Long Isand University）東亞史和外交史副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1995-1998）。1998年入馬里蘭大學歷史系，2003年獲現代外交史博士學位。英文學術專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 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2006）受到普遍好評。在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中國大陸史學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近二十篇。現在國內擔任《冷戰國際史研究》雜誌編委、《冷戰國際史叢書》編委等。在美國擔任「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國際關係專欄（H-Diplo）書評編輯，經常組織對西方出版的涉及二十世紀中國外交新著的圓桌書評討論，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撰寫書評並編輯出版。

」

1983年，我考入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攻讀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學士學位。1987年，考入該校政教系攻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碩士學位。1990年獲碩士學位之後，我沒有去從事教學研究工作，而是先後在南京師範大學外事辦公室、國家教育委員會外事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教育處從事教育外事工作，時間長達八年。1998年之前，我的主要興趣是外國教育研究，發表過幾篇有關國際教育的研究文章，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

1998年9月，我考入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歷史系攻讀現代外交史博士學位。初到馬里蘭大學，我感到學習壓力很大：在研究生討論課上(seminar)，我很少有機會發言。這主要不是因為我的英文聽不懂或不會講，而是因為缺乏史學基礎訓練。我沒有讀過幾本史學方面的英文專著，基本概念不清楚，也缺乏感性認識。例如，第一學期，我修的一門美國通史研究課, 全班共十二名碩士生和博士生，只有我一人為亞裔，其他十一人則都是以英語為母語，其中有幾位已取得歷史學碩士學位。與這樣一組人在一起上課，我就只有聽他們發言的資格了。教授的要求是每周閱讀一本英文原著，在每周一次三個學時的討論課上，各位學員要做十五分鐘的口頭彙報。然後，在教授引導下，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我當時面臨的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如何完成從過去主要從事教育行政工作到做學問的角色轉變——即要具備耐得寂寞、甘願坐冷板凳的功夫。經過一個學年的痛苦調整階段，在張曙光、歐森 (Keith Olson)和高崢等幾位教授的指導下，我確定將閱讀和研究重點集中在現代東亞史——特別是近現代中國史和20世紀中美關係史。從2000年春天起，我又連續兩年先後擔任高崢教授中國史課程和張曙光教授20世紀美國外交史課程的助教工作，在中國史和中美關係史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知識，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基礎。我於2000年春季順利通過博士候選人綜合考試，並於同年秋季，通過博士論文開題報告，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博士論文的設計與寫作

在美國攻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重要的一環。首先，能否在一定的時間 (3-5年)內完成博士論文並順利通過答辯，將決定一個人能否取得博士學位。更為重要的是，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能否將博士論文修改成為可以出版的學術著作，並聯繫到具有較大影響的大學出版社以專著的形式出版，往往決定一個年輕學者在學術界的地位。

2001年在馬里蘭大學讀書期間與校長C. Daniel Mote 博士在一起

2000年春夏之交，我開始考慮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初想研究在冷戰背景下的西藏問題，但感覺對西藏缺乏親身感受，也不懂藏文，認為這個題目不大可能做好。通過幾個月的閱讀文獻，我感覺應結合自己過去從事外交工作的經歷和對外交 談判的體驗，寫有關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題目。

1999年秋，美國國家檔案館開始將尼克松總統時期的外交檔案解密，開放供公眾查閱。到2001年初，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外交檔案已經解密到1974年。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地處首都華盛頓近郊，為馬里蘭大學近鄰，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外交檔案就藏於該館，這給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根據我個人過去從事外交工作的經歷，在張曙光教授的指導下，我確定了以冷戰期間中美外交談判為博士論文研究方向。在中文資料方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也陸續將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部分中文資料解密，其中包括一些官方出版的檔案文件集，包括中共中央最高層的電報、信件和會議文件。國內也有選擇地出版了一些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著作、年譜和傳記。一大批涉及冷戰期間中美關係和中美高層談判的個人回憶錄也相繼出版。2001-2002年寒假期間，我利用歷史系博士生學術調研經費 (Hearst Travel Award) 的支持，回到國內，走訪了一些從事冷戰研究的學者，如沈志華、李丹慧、章百家、牛軍、牛大勇等，並收集了不少很有價值的中文資料。

我的博士論文，最初確定的題目是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與敵人交談：中美1949年到1972年冷戰期間的談判）。研究中美兩國是如何從危險衝突與對抗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進入緩和的七十年代的。我的主要觀點是在激烈敵對與衝突的背後，中美兩國最終走向緩和的機會是存在的。

2001年4月與著名史學家孔華潤(Warren Cohen) 在一起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學術問題：1）是什麼原因促使兩個激烈對抗的國家走向談判桌的？又是什麼讓他們談了二十年？2）這些年他們是如何談的？又是什麼決定他們的談判行為的？3）中美二十年的談判是如何影響相互敵對關係的？ 4）在解決國際衝突方面，中美談判的意義何在？從學術史方面來看，過去研究中美冷戰時期談判的成果，大多研究一、兩個案例，使用的資料比較單一，美國學者一般僅使用英文資料，中國學者依賴的主要是中文資料。我的博士論文，從中美雙方的角度進行分析，切入點落實在談判的背景、日程的確定、會談要點的準備、談判規則的制定、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會談的話語分析以及會談後對相關事項跟蹤和執行情況等。

2002-2003學年，我獲得馬里蘭大學博士論文寫作資助基金 (Mary Savage Snouffer Scholarship Fund)，在這一學年中，我可以不用做助教工作，而專職從事論文的寫作。從一開始，我就以學術專著的形式來思考和設計論文，所以研究與寫作都比較順利。在寫作論文的同時，我試作將中美關係緩和的相關題目，寫成單篇學術論文，主要是考慮到應及時將不少新解密的檔案文件轉化為學術成果。 到2003年初，我已有一篇英文學術論文發表，並有第二篇論文收入2003年出版的一本論文集。2003年4月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2003年度馬里蘭大學最優秀史學博士畢業生 (Walter Rundell Award for the best graduate student in history) 稱號和最佳史學博士論文獎 (Richard Farrell Prize for Best Dissertation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2003年5月，我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應聘長島大學教職

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只是學術生涯的開始。史學博士最理想的工作是在大學取得教職，最終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我從2001年秋起，就開始準備個人簡歷、個人學術申明等材料，寄出將近 20份求職申請，收到三個電話初試，兩個在2002年初美國歷史學會主辦的招聘會上的面試，但最終沒有拿到工作。這其實也是預料之中的，我在馬里蘭大學研究生學習僅三年多時間，博士論文也才開始寫。但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我積累了找工作的經驗，算是練兵，很重要。到2002年秋季我再申請工作時，就感到應對自如一些。我又申請了將近二十所學校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學莫香中心 (The Mershon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國際安全與外交博士後研究項目。收到四個電話初試，四個在2003年初美國歷史學會主辦的招聘會上的面試。2003年3月18日，收到俄亥俄州立大學提供的國際安全與外交研究的博士後研究職位聘書，為期一年。美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博士後研究職位，旨在為剛剛取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提供一或兩年的研究經費，沒有教學任務，也不需要幫助指導教授作助研。唯一的任務是修改博士論文，聯繫出版社，準備出版專著。當時，我對這個職位很滿意、也很興奮，因為這說明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得到同行專家的肯定。5月初，我又接到位於紐約的長島大學布魯克林校區(Long Island University，Brooklyn) 的聘書，聘我為該校歷史系東亞史助理教授，可在數年後升任副教授，並取得終身教授資格 (tenure)。於是我決定接受長島大學聘任，放棄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後研究職位。

我覺得我能夠在來美國後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教職，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馬里蘭大學，我有幸師從張曙光和高崢兩位教授。他們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來美國求學。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他們又分別獲得博士學位，並先後取得馬里蘭大學教職。特別是張曙光教授，他師從國際著名冷戰史專家加迪斯 （John L. Gaddis）和國際關係史專家肯尼迪 (Paul Kennedy)。1998年我到馬里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他已出版英文學術專著三部，並已經晉陞正教授。相同的文化背景和類似的經歷，我感到我在課堂之外與他們的交往和交談中，學到了比課堂上更多、更重要的內容。與其他美國教授的交往，通常是在課堂上和他們的辦公時間，很多東西是無法學到的。同時，張曙光和高崢兩位教授在美國的成功經歷，也為我指明了方向，我較早地明白了做學問的路應該如何走、看到了自己有可能在做學問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希望。每當我在學習中受到挫折，猶豫、彷徨的時候，張曙光教授總是用他自身的求學經歷告誡和激勵我。記得在2001年秋，我在寫博士論文的初期，感到要讀的資料太多，有駕御不了資料的感覺，產生了打退堂鼓的念頭。在一次與張教授的交談中，我表示自己可能不是做學問的料，提出改學歷史系和校圖書館科學學院合辦的歷史與檔案學碩士學位。我希望能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以便儘快找到工作。張教授在認真聽完我的陳述之後，耐心分析我當時的困難並提出解決辦法，最後對我說，「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為學者，取得教授職位」。第二，在馬里蘭大學，儘管我主修的是美國外交史，但我以近現代東亞史為副修，我跟高崢教授修了很多中國史方面的課程；跟梅耶 (Marlene Mayo) 教授修了不少日本史方面的課程，為我後來在美國教授東亞史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第三，我選擇的博士論文題目，有較大的學術意義。我將博士論文第五、六章關於中美關係緩和過程中就《上海公報》談判過程確定為一個研究題目，單獨形成一篇學術論文，被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中國研究學刊》）接受，於2002年春季正式發表。 這是我來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表的第一篇英文學術論文。此外，我將中美關係緩和過程中中美雙方就台灣問題的談判這一問題，也寫成單篇論文，先被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冷戰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ld War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2003年春天舉辦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接受，在大會上宣讀。隨後，這篇論文被收入由李小兵教授主編的英文論文集《21世紀台灣》，於2003年9月正式出版， 這為我順利找到工作加分很多。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