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思考可以讓我們拒絕罪惡，遠離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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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平庸之惡》的女性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出生於德國，在1933年為逃避希勒特對猶太人的迫害，離開故土，曾作為無國籍者漂泊在異國他鄉多年，最終她到達美國，在那裡得以度過她生命的後來時光。她是20世紀聲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成名作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她引起廣泛爭議的則是她參與納粹戰犯審判而撰寫的長篇報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又名《平庸之惡》。不過，哲學家們更喜歡她的《人的境況》。

在今天的中國，人們對阿倫特的興趣與日俱增。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公共閱讀領域，阿倫特的名字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提起。據說阿倫特最初是作為海德格爾的情人被介紹給中國學人的。其實，阿倫特的愛情故事，並不比其他人的初戀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歲的花季少女被馬堡大學三十來歲的已婚教師海德格爾「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是青年阿倫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爾。這段註定無果的戀情持續了不到一年，阿倫特在無限的惆悵中決定放手，轉學至海德堡大學，師從卡爾·雅斯貝爾斯。

今天，人們心目中的阿倫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師生戀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極大勇氣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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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終結之時才停止思考。

阿倫特的著作，閱讀起來不無難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獨特的地方。

首先，阿倫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區分和辨析。

概念區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現象。無論是阿倫特的時代還是今天，人文社會科學界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概念的混用，這種混用與強權相結合，就會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災難。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里的口號「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正是這種混用的寫照。奧威爾還提到極權社會裡熱衷於不斷製造新的詞語，這些新詞讓人遠離現實，沉浸在迷醉狀態，心甘情願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倫特特別注重對人們生活中新現象的辨析。

阿倫特認為，學者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過去來比附新出現的事物，無視新現象真正的本質。比如說人們在暴政、僭主制的意義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這便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而阿倫特則用「極權主義」來描述二十世紀出現的新政體——納粹政體以及與之相類、有著相同本質、旨在確立意識形態統治的政體。

第三，阿倫特注重對政治經驗的深度體悟。

阿倫特反對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它們用抽象乾癟的數據、圖表拉開了人們與現實政治經驗的距離，讓學者成了冷血動物。統計數字中的死亡人數，不如眼前的一具屍體對人有震撼力。以社會科學家的功能主義視角來看，希特勒與英雄人物發揮著相同的統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質，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間也沒有獨特性可言。

最後，阿倫特的著作是不成體系的，往往不導向明確的結論。阿倫特曾經說：「如果我的記憶力足夠好，我一個字都不會寫。」她非常推崇蘇格拉底，她自稱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開過程的記錄，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思想家。思考問題的方法，阿倫特稱之為理解。

阿倫特經常提到一個比喻，名為珀涅羅珀之網，意為一個人織網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網拆開重新編織。思想活動正是如此，人的思想不是設計好了的有著明確起點與終點的連續劇。在《精神生活》的卷首語中，她引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講述什麼是思考。思考不會給我們帶來解決問題的方案，也不會產生什麼新的東西，它只是一個過程，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一個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終結之時他才停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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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動奴役充斥的現代世界，她提醒人們關注行動。

行動是實踐生活中一種獨特的人類活動，阿倫特將行動同勞動和製作區分。「製作」是古希臘的術語，主要用於描述手工業活動。勞動、製作、行動之間的區別是非常清楚的。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能量交換。人在勞動中受制於自然，勞動要不違農時。製作的特點是人按照目標或藍圖去創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張桌子，便是製作的結果。這個過程中人不是被動的，但他只是部分地獲得了自由，其特點是有明確的目標和手段。製作活動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臘的工匠，勞動的典型是種地的農民。

行動則另有千秋。阿倫特著作中的行動概念，前後並不統一。有時指開啟新局面、不可預先知道的舉動，例如英雄壯舉，有時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個意義上，行動與古希臘城邦政治相聯繫。參與廣場上政治活動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勞動那樣受自然必然性的約束，也不像製作活動受目的和手段邏輯的支配。

阿倫特指出，很多政治理論思想家的錯誤，便是按照製作的邏輯去描述政治活動，以為從政就是要按圖紙或理想規劃創造一個理想國度。第一個犯這個錯誤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柏拉圖批評匠人誤國，實際上他就是按照製作的邏輯來談政治，他的思維正是匠人思維。在柏拉圖那裡，芸芸眾生就是原材料，製作一個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乾畫布。這就是製作者的邏輯。柏拉圖批評行動，看不起公民之間意見的交換。柏拉圖主張，意見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無意義的，業餘的，經不起推敲的，沒有知識含量的，哲學家則不同，他們從紛繁複雜的生活中走出，從「洞穴」中走出，時刻盯著真理。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沒有討論，沒有公民大會，真理讓討論變得多餘。柏拉圖是城邦的敵人，阿倫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為原型，現代人失去了這種生活。阿倫特講的行動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動，人是一個具有言說能力的動物，人應當被允許到公共論壇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的聲音需要被他人聽到。阿倫特說：「政治生活中，沒有真理，只有意見。」政治生活源於人的「多樣性」這個事實，那就是「不是一個人，而是無數多樣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而所謂行為，則是人經過長期的馴化（極權主義赤裸裸的強制，或現代社會工廠和公司無形的馴化）而成，比如說現代禮儀課程，便是致力於教你一套標準的行為規範，它排除了任何自由發揮的東西。阿倫特說，行為主義興起的危害不在於它的荒謬，而在於它符合現代社會的特點，人已變得可以預期，失去了創造和革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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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可怕

勞動可以一個人去進行，製作可以一個人去完成，行動則需要他人的在場，需要他人的見證，行動者發言需要別人來聆聽。行動出現在不同的行動者面前，行動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級。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個公共空間。阿倫特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說，一群人圍坐在一起，中間會放一個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間，它聯繫著每一個人，又把他們彼此隔開，如果有一種魔法讓桌子消失，我們就會感到困窘、尷尬。公共空間既是聯繫我們的東西，又是把我們彼此隔開的東西。而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正是通過各種途徑破壞公共空間，實現其對個人絕對的主宰和控制。

極權社會不允許人們自由集會。為什麼這麼害怕自由集會呢？因為幾個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間，形成共同行動的力量，這種共同行動的力量就是政治權力。按照阿倫特的思路，權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動的能力。我們彼此是單獨的人，由於圍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間，形成權力。政權的本質就是此種權力。阿倫特說，少數人形成的權力組織，可以控制一個規模極大的國家，因為他們擁有「共同行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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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的擔憂：不在於人與自我的疏離，而在於人與世界的疏離。

不過，阿倫特的最終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動，而是世界，這個失落的此岸世界。阿倫特倡導偉大的行動，這當然不錯。然而，阿倫特同時對行動的危險保持著警惕。在這個意義上，她的理論表達出的是對世界的擔憂。阿倫特認為，現時代的根本問題，不在於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我的疏離，而在於人與世界的疏離。世界對我們變得陌生，變得不宜居，或者說，我們在世界中再也找不到那種溫暖如家的感覺。

阿倫特講的「世界」有獨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說的地理意義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種文明現象。講「世界」的時候，阿倫特是在講什麼呢？重要的一點，是在講對自然與人為（或人造物）關係的思考。自然和人為的區分仍然是古希臘傳統的一種做法。阿倫特在講自然和人為的時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夠做什麼，還有人的活動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倫特這裡，是一種外在於人的自由領域的一種力量。

極權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一種超越於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極權社會的領袖在內。在納粹那裡，它是種族進化的規律。種族的劃分是以自然的語言來描述的。種族是生物學中的一個詞。你是猶太人是因為你生下來就是這樣子，而不是說你入了某個國籍，成了某個地方的公民。

把極權主義描述為自然力量對人的支配，人對於外在於己的力量的屈服，這種描述非常獨特。在極權社會裡，決定一個人命運的，不是他違反了哪條人為法，而是說他生得不對，他生下來就是猶太人，由此就必須被消滅，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恐怖所在。這裡支配一切的是一種外在於人的力量，一個人屬於什麼階級由不得自己，一個人是不是猶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倫特並不贊同現代國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現代國家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對立。阿倫特指出，在民族國家解體的地方極權主義運動興起了，在民族國家構建得非常好的地方則沒有極權主義。阿倫特相信事在人為。她相信人們通過自己信守承諾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信任達成契約，可望構成一個更好的公共世界。

在阿倫特那裡，世界有兩個維度，一方面，它是一個法律體系，體現法治精神。它確保每個人的活動空間，阿倫特比喻說，法就像大廈一樣，其中的每一個房間就是我們自由活動的範圍，如果沒有把這個大廈撐起來，我們的自由空間就不復存在。第二個維度，阿倫特所講的世界是人類文明成果所組成的世界，特別是人類製作活動的產品所組成的世界。

很多反思現代性的理論家謳歌的是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講的是人與自然有機融為一體，比如中國哲學家提倡的天人合一，這些都不是阿倫特主張的。阿倫特認為，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人開始建造居所，製作工藝品、擺設等等。如果把這個都否定掉了，人就變成了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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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種「主義」式思維的批判

阿倫特的政治思想，落實到個人，指向的是一種意涵豐富的公民理論。阿倫特的公民理論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獨裁政體中的個人責任問題。

在現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公民？這裡面有一個明顯的區分，叫做公民和資產者。資產者是一種人，公民是一種人。阿倫特說，當一個社會到處都是資產者（或市儈）時，極權主義運動的土壤就形成了。資產者的特點是非政治化，不參與政治，只追求財富的增加，對政治漠不關心。公民的特點則是要承擔公共責任，要在適當的時候發聲，要付出努力、做出實際的行動來創建、維持公共家園，要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種正義感和俠客義氣。

遺憾的是，現代社會資產者充斥，正直且具有俠義精神的公民寥若晨星，對公共責任和公共道德有關懷的人甚少。這就很危險。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果人生活在極其暴虐的獨裁政體或以恐怖為本質的極權政體下，普通民眾有沒有責任，又需要以何種方式、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需要我們每個公民都深刻的進行反思。為了肉體的保存與安全，有幾人能勇敢地向納粹的屠刀說「不」呢？集中營中大量坐以待斃的猶太人，便是明證。

思考是高度個體化的事情，是人與外在世界調適的努力，阿倫特從不認為思考是哲學家的專利。實際上，職業哲學家並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斷力。阿倫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學會思考，她稱我們應當如同鍛煉身體一樣，經常鍛煉我們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個人內心分飾二角，在我與「自己」之間展開的無聲的對話。阿倫特由蘇格拉底這一思考者的范型出發，就是為了表明思考對於一個人拒絕作惡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蘇格拉底寧願忍受被人冤枉，也不願意對別人施以不義，因為他一旦做壞事，他就不能與內心那個「自己」如朋友一樣地友好共處了。

阿倫特批判各種「主義」式思維，認為那是對人的頭腦的束縛，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標誌。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讓人失去了現實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意識形態中的各種「主義」之於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誠如夏蟲不可語冰。我們不經過思考就給某位思想者套上什麼主義的意識形態坐標，這是可悲的，是人懶于思考的體現。

結語——

阿倫特對以上幾個哲思點的深度理解和剖析，使得她扮演著一個失落世界的守望者的角色，於無聲處，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讓人們從絕望中看到一絲希望。正是這種希望，讓我們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責任，體悟到了做人的高貴和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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