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小說更願意像《盜墓筆記》，帶領我們從一座鬼墳掉進另一座鬼墳

改革開放到如今已走過了四十個年頭。四十年來，發生劇烈變動的不僅僅是社會生活的總體圖景和個體生活的生動細節，還包含著各行各業內部的結構變化。文學自然不能出乎其外，類型文學的迅速崛起便是其中一種。

《射鵰英雄傳》

變化往往伴隨著挑戰。今天，類型文學迅速膨脹的體積，溢出了我們早已習慣並認作理所應當的傳統純文學話語框架，我們試圖接住那些溢出瓶口的液體（職業感覺或者圍觀者的驚叫都會提醒我們，這些「溢出液」中多半是含有諸種營養成分的），卻常常找不到合適的盛放器皿。

一

某種意義上，我們至今沒能在百年來一磚一瓦建立起來的漢語新文學體系中為類型文學（主要是類型小說）找到一個特別合適的位置，有關類型文學的敘述或多或少總遊離於「啟蒙」和「革命」的百年文學主潮話語之外，二者之間甚至存在有某種相互遮蔽相互壓抑的關係。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王德威有一本相當著名的書叫做《被壓抑的現代性》，主要談論的是五四啟蒙主義大旗下被遮蔽的晚清小說，這些小說中有相當一部分都可以劃入類型小說名下，而作者的觀點在書名里已顯露無遺。總能保持新鮮度的，倒是所謂「純文學研究者」在類型文學廣大讀者群面前常常失語的尷尬。這種說大也大說小也小的尷尬，我自己便有過體會。

那是我還在北師大讀研究生的時候，一次文學活動結束，我跟著大部隊去KTV唱歌。依照我多年不改的習慣，在進入麥霸狀態鬼哭狼嚎之前，首先要喝掉一至兩瓶啤酒昏昏腦袋開開嗓子。正當我左手啤酒右手薯片醞釀狀態時，一張熱切而誠懇的臉忽然從我肩膀後方幽靈般閃現。扭頭一看，原來是一路跟拍的攝影師，男性，比我大幾歲的年紀。對方開口便是一個各類文學公益活動讀者互動環節中的必備問題：請給我推薦幾本值得讀的書吧！

薦書自然好辦。從魯迅一路捋到當下幾位比較優秀的青年作家，我順著自己的口味一二三四點了一番。然而，我眼見他臉上的表情由熱切和誠懇逐漸變為困惑，他囁嚅了一下，終於說道：「你說的這些名字我知道一些，可惜作品讀不進去。我最喜歡的小說是《悟空傳》，覺得能從裡面學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我很想聽你們這些專業人士分析分析這部書。」

《悟空傳》

我被噎住了。我絕沒有輕薄這類作品的意思，然而那時我的確是沒有很認真地研讀過。相對於我僅知情節大概、瞄過隻言片語的了解程度，恐怕眼前這位才更像是《悟空傳》的專家。我同時清楚地意識到，即便我真的極其認真地研讀過這部小說，恐怕也不容易用我所掌握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知識來為眼前這位朋友提供一場心滿意足的分析解說。我該把它歸入什麼思潮流派呢？用巴赫金還是羅蘭巴特的理論來解析它呢？強行分析倒不是不可以，只怕切不中要害，倒把「庖丁解牛」變成了舞刀賣藝。於是我只好說些「理論視域差別」「閱讀譜系切分」「主要研究詩」之類難懂的話，KTV內外的空氣卻沒有因此變得快活起來。我見那臉上的神情又分明從困惑轉為了失望，只能硬著頭皮搶過話筒，眼睛一閉吼起搖滾來了。

二

其實，可供使用的理論和角度並非沒有。

例如，從文化工業或消費文化的視角，我們可以分析類型文學生產的內在機制。或者將普羅普對民間故事的結構主義類型分析套用過來，也可以從作品敘事模式之中梳理出一點眉目。從更寬闊的視角看去，類型文學從傳統文學話語框架中噴薄溢出的拋物線，無疑暗合著歷史邏輯的演變軌跡：當啟蒙話語和政治激情的厚重的殼被歲月風蝕打薄，色彩紛雜的地火便自然而然地噴湧出來。具體到今日，日益脹大的類型小說體量無疑根植於不斷擴張且自我增殖的世俗生活肌體——這個話題就大了，某種程度而言，改革開放四十年在最直觀層面上的呈現便是世俗生活的擴張，大家在好好地過日子，「日子」的內容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雜，類型小說的崛起與歷史演進的大邏輯之間存在有隱秘的同構性。

《鬼吹燈》

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之下，談論類型文學的難度分明顯示出來：人類生活經驗、情感結構、審美趣味、閱讀需求的改變，乃至於同文學傳播緊密相關的媒介技術的更迭換代，在速度上都遠超相關的文學理論。類型文學在生產和閱讀上的複雜性、即時性，使我們不得不追趕在動態的語境中，才能夠試圖捕捉到的吉光片羽。

因此，更具說服力的做法，或許是從文本內部對類型文學運行的秘密或曰特徵展開一點分析。類型文學、類型小說，之所以稱之為「類型」，顯然與其特定的模式路徑有關。這種模式路徑一方面是題材內容層面的（如偵探小說、武俠小說、探險小說、玄幻小說等等），另一方面，也與作品自身的運行規則及此規則背後的美學趨向性有關。在我看來，類型小說內部至少運行著以下三種較為獨特的法則和邏輯特徵：一是深度轉化為廣度，二是時間的空間化，三是內心世界的動作化。

先談深度與廣度的問題。說類型小說一概沒有深度，這無疑是一竿子打死的無腦亂咬行為。事實上，深與淺的程度是相對的、也是具體的，統而言之意義不大。更近本質的區別其實在於動機層面：類型小說自身對「深」的需求程度，或許遠遠低於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相較於挖掘人性幽微處的秘密、探討歷史和生活世界的內部可能性，類型小說更看重的其實是對多樣性經驗景觀的不斷呈現。類型小說在相當的程度上對應於現代人這樣的一種精神生活需求：在一個精細分工並且焦頭爛額的世界裡，人們渴望接觸那些現實中沒有機會也沒有精力去接觸的事物。因此，重要的不是在同一個世界裡的全力深挖，而是呈現出越來越多不同的世界（行業、領域）。這一點上，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一書中對現代小說興起語境的解說，同樣適用於類型小說在今日的盛行：「小說之所以可能出現，勞動分工起了很大作用……社會經濟結構越特殊，當代生活的特性、觀點和經驗的重要差異就越大，這是小說家可以描繪的，也是他的讀者所感興趣的。」

《白夜追兇》

在類型小說內部運行著的，乃是一種「景點動力學」：相比於徒步探險，它更接近於跟團旅行，即以最高效（而非最深入或最具獨特性）的方式，瀏覽儘可能多的景點即差異性經驗圖景。與《卡拉馬佐夫兄弟》讓一種思想撞入到另一種思想之中不同，類型小說更願意像《盜墓筆記》所做的那樣，帶領我們從一座鬼墳掉進另一座鬼墳、從各種奇葩知識（例如盜墓過程中洛陽鏟的用法）引導向無數平日無緣得見的景觀（例如不同時代陵墓的內部構造和防盜機關）。由此出發，類型小說常常要自然而然地在敘述中嘗試降低信息傳遞和經驗跨界的成本（挪開閱讀理解過程中一切可能的障礙物），後果之一便是傳統文學深度模式的解構。所謂架空歷史、消解啟蒙，有時未必是根部目的，而在最直接的意義上首先是手段的產物：它原本便不是要縱深打井，而是想平面鋪路。

《盜墓筆記》

被有意鋪平的，不僅是經驗世界圖景，還有「時間」。

在類型小說中，哲學和美學層面上的時間體驗往往是無足輕重的，像《尤利西斯》那樣把一天時間擴張成一整本書的意識流寫法不可能走通。在大多數類型小說的語境下，時間只有用來完成「任務」（即擴張情節）時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存在的；它因此變得平坦、勻整、利於衝刺，像一條易被忽略的塑膠跑道，忠誠而沉默地服務於故事情節的釘鞋。甚至可以進一步說，類型小說中的時間只有通過不再存在（即被消耗一空）的方式才能夠存在——寫作者令敘事時間高速且方向明確地運行起來，把時間元素全部兌換成「打怪升級」的高能燃料，情節隨之迅速推進，這種不斷加速的敘事慣性令讀者上癮。時間流逝於是以空間位移的替代形式得到呈現：吸引讀者注意的並不是人物從18歲長到了81歲，而是人物從羅布泊沙漠探險到了太平洋荒島、從一處犯罪現場抵達另一處犯罪現場、從凡塵巷陌修行進了仙界神殿、從侍女丫鬟一步步升級成了皇貴妃。在類型小說的鍋爐里，時間本身像煤一樣燃燒消失了，它轉換為不可見的能量、推動了可見的情節移動。故事的列車就這樣開動起來，運載著讀者順利穿過現實里剩餘生產時間的漫漫荒原：如果說類型小說在內部包含著時間被轉換的過程，那麼它在外部（閱讀行為中）則意味著時間被遺忘的過程。

與之相關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內心活動在類型小說中很難大段展開，甚至環境描寫也常被縮略。在一種以廣度替代深度、將時間轉換為空間的敘事中，目的性將成為最高法則，人物必須要一刻不停地行動——其形象需要在具體的行為中得到確立，其思想及情感需要轉化為動作才能獲得認同。

西方學者認為哈姆雷特過度發達的思想力壓抑了他的行動力，在類型小說中情況則常常相反，過度發達的行動激情擠壓了思考的空間。這倒有些近似於電影《阿飛正傳》里那段經典的解說：這世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飛啊飛，飛累了就在風裡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時候。於是，偵探（犯罪）小說里要一刻不停地死人、諜戰小說里要不斷有任務被安排下來、宮斗或職場小說里要不斷出現為被打敗而存在的敵對競爭者。情感線索和意義生成變成了行動的附庸，或者說，內心情感的呈現本身就常常是服務於動作（行為）、是為了賦予動作行為以實施的理由，因而可以被概念化地處理。

由此言之，那些「某某內心悲傷無比」式赤裸裸的概括性語言似乎就並非那麼不可原諒了：俄國形式主義學者認為「文學性」（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同語言的「陌生化」緊密相關，而類型小說的「文學性」似乎與此不太相同，獨特的語言以及需要由獨特語言來加以呈現的複雜人類內心，並不如眼花繚亂的動作重要——類型小說最大的恐懼不是語言的粗糙或內心的蒼白，而是行動的痴呆。

三

考慮到類型小說花樣百出的類別和日益龐大的數量，以上三種法則特徵的分析概括必然是不全面的。但我認為，這些分析所引出的某種共性指向，應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類型小說試圖拓寬文本創造的經驗面、截短美學接受的反射弧，二者合起來看，其實是經濟學上的節約原則向審美領域的拓張。

這種拓張中存在著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間的隱秘關聯。然而，我並不認為我們必須對這種關聯保持絕對純潔的批判性態度。固然，類型小說對人類語言和小說藝術形式所作出的探索，與其巨大的創作及閱讀體量不甚匹配。它對閱讀快感的強烈追求和對閱讀市場的高度依賴，也導致了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從眾性乃至庸俗性（自我重複、人云亦云、投其所好），因而有時會顯示出反啟蒙的色彩（最典型的便是「霸道總裁愛上我」式的一夜暴富白日夢故事）。但類型小說同樣發揮著許多有價值的功用。例如，那種高速而單純的行動主義敘事，在浸沒式的閱讀體驗中，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情感疏導宣洩的可能途徑。這宣洩在啟蒙主義的視角下未必充分有益，但考慮到當下社會中個體巨大的內心苦惱和現實壓力，它至少無可厚非。

再如，很多類型小說能夠提供較為專業性的知識（以近年來大熱過的作品為例，《法醫秦明》的原著小說《第十一根手指》讓我們了解人類身體構造，《白夜追兇》則能夠訓練我們的推理能力），有些時候還可以教會閱讀者一些具有實用性的生存技巧策略（拋開價值觀問題不談，這是宮斗小說和職場小說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一部分優秀的類型小說作品，還在體現專業性、知識性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顯示出鮮明的現實關懷乃至終極關懷色彩——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優秀的科幻文學作品，事實上近些年來，科幻文學與傳統意義純文學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弭，這個問題我在此不展開，但它至少說明，「類型文學」與所謂「純文學」間的邊界分隔絕不是固定和絕對的。

《法醫秦明》

更重要的是，類型小說，尤其是那些構思宏偉、製作精湛的類型小說，能夠提供一套完整的世界架構乃至於世界觀，因而可以補足（或曰再造）現代人情感世界裡那塊早已失落的烏托邦情懷版圖。西方世界裡，《指環王》《哈利·波特》已成經典，當下仍在創作續寫的《冰與火之歌》也獲得了文學界很高的評價。漢語文學世界裡則有金庸。前不久金庸去世，深情的懷念在網路上鋪天蓋地，一句「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的原文借用，不知掀起了多少人的回憶與情懷。金庸通過自己的寫作，創造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武俠世界，其中所包含的內容（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人性的）之豐富又遠超武俠本身。這樣一個世界，的確可以安放許多人的心靈。

事實上，對於金庸的話題，我並沒有太多發言權。在本應如饑似渴閱讀金庸小說的少年歲月里，我是作為一個純粹而無趣的好學生在認真學習功課。直到近些年，出於學業和研究的需要，我才不系統地翻閱過金庸先生的一些經典作品。然而，也正是在這種翻閱之中，我驚奇地發現，那種桃花源式的江湖愛恨、俠肝義膽，灌入到一個年近三十、工作穩定的「老青年」胸中，依然能催生出一種可哀卻不失開闊的激情。可哀在於，我清楚地知道，金庸筆下的那個世界是與我無關的。經過多年努力，我終於過上了安穩划算的反英雄生活（這是與少年時代最大的不同）。開闊則在於，我發現那種少年的豪情依然可以令我心有所動，現實生活的語境並未佔據我靈魂的全部可能性空間。此間存在有某種（固然仍顯虛幻的）超越性。這是頗可安慰的事情，也是金庸小說——以及其他許多優秀類型小說作品——的力量所在。

其實何止是我。去年回青島老家過年，除夕那天，我在咖啡館寫作直到臨近晚飯時間。出門時天已黑了，繁華而凝聚著歷史感的中山路老街上空空蕩蕩（除夕夜晚飯時間誰不在家裡守著呢）。這時，忽然響起了二胡聲。我身子猛地一抖。那是一個鬚髮皆白的年老乞丐，他坐在空無一人的十字路口紅綠燈下，拉的曲子是《射鵰英雄傳》電視劇主題曲《鐵血丹心》。老人閉著眼，二胡聲分外激揚。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了，在那個世界裡他可以是俠之大者、是蓋世英雄，在那個世界裡他的處境不再是除夕之夜無家可歸，而是真正以天下乃至天地為家。

他是否憶起了自己的青春時代？他第一次愛上某個人的時代，他第一次告別家鄉闖江湖的時代，他堅信自己能夠越過越好心愿得償的時代。

我走過他身邊，往那搪瓷缸里放下一枚硬幣。哐啷一響，如刀劍之聲。而老人沒有睜眼，我猜他甚至都沒有聽見。

文|李壯

本文刊載於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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