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為什麼對五代十國時期的官場不倒翁馮道的評價會南轅北轍？

文史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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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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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心放

中國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筆者認為馮道名列其中。蘇東坡和王安石等稱讚其為「佛位中人」，歐陽修、司馬光等卻斥責其為「奸臣之尤」。中國古代的精英們對其評價反差之大令人費解，使得歷代後世人也大都莫衷一是。作為業餘愛好研究文史的筆者，在此談談一己管見。

（一）史書所載馮道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出身於耕讀之家

馮道（882－954年），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西北）人，字可道，號長樂老。

他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出身於耕讀之家，從小品行淳厚，十分聰慧，勤奮好學，善寫文章，能安於清貧。他出仕前除奉養雙親外，不貪玩好耍，只以讀書為樂事。即使大雪把住房的門窗堵塞，家裡的桌子布滿了灰塵，也能安然如故地度日。

馮道入仕後不久因父喪丁憂，返回家鄉景城居住在茅草棚中守孝。與當布衣時一個樣，每天親自耕田砍柴。鄉鄰家缺勞動力的，他還會在夜裡偷偷去為其耕種。主人得知後登門致謝，他總是客氣地說沒啥。他分毫不受各級官吏所贈送的財物。當年莊稼收成不好，他便將節省的俸祿全部賑濟鄉民。

馮道任過文武兩類官職，出征駐紮時，他主動住沒有桌子和床席的茅草屋，晚上就睡在喂馬用的乾草上。他用自己的俸祿備辦飲食，與士兵們同鍋吃飯。有的領將把掠搶的美女送來討好，他一概推辭，實在推不脫的，便安排住在其他房間，然後再尋訪她們的主人將其送還。

工部侍郎任贊忌妒馮道，有次譏諷他，如果走得急，準會從身上掉本《兔園冊》出來。《兔園冊》是當時私塾教授學童的課本，因內容膚淺，士大夫十分輕視。任贊是在譏諷馮道的學識淺薄，按現在的話說，大約只具備小學文化程度吧！比任贊官位高得多的馮道得知後，一點也不動怒，只是召任贊前來，對他道：《兔園冊》是由著名儒者編撰的，內容豐富，並非淺薄之作。現在的讀書人，只知欣賞科舉文場的俏麗詞句，用以竊取功名利祿和公卿高位，那才是真正的淺薄！任贊感到十分慚愧。

有人搞馮道的惡作劇，牽只驢頭上掛著寫有馮道二字牌子的驢子到市埸去出售。馮道得到親信的稟報，毫不生氣，只是平淡地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這可能是有人在為驢找尋失主，用不著大驚小怪。

根據《宋史·藝文志》記載，馮道著有文集六卷、《河間集》五卷、《詩集》十卷。

（二）有爭議的是，有人說他「朝梁暮晉」，意即反覆無常、沒有節操

馮道25歲時在幽州節度使劉守光手下任掾屬（類似助理秘書）。此後效力於後唐庄宗、明宗、愍帝、末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世宗等四國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擔任的都是將相、三公、三師這些高級職位。

他不管給那個國家那個帝王效力，從來不「心在曹營心在漢」，都是盡職盡責，兢兢業業的。

如後唐長興三年（932年），馮道奏請唐明宗批准，主持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雕印儒家《九經》，後周廣順三年（953年）全部刻印完成，前後共歷時近22年。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

再如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耶律德光率軍攻入晉都汴梁，滅亡後晉。馮道朝見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問：如何可救天下百姓？馮道答：此時的百姓，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的啊！

這馬屁拍得耶律德光渾身通泰舒服，哈哈大笑。從耶律德光以後的表現來看，以後好些事嘛，也就沒那麼做盡做絕，使中原百姓的日子相對好過一點了。

同年四月，耶律德光率軍北歸契丹，馮道等後晉降臣隨行。世事就有這麼遇巧，耶律德光在途中突然得急病死了。永康王耶律阮接掌兵馬後，把馮道等人留在鎮州，自己趕緊返回契丹爭奪皇位。八月，後漢軍隊收復鎮州，驅逐了契丹守將嘉里。馮道與同僚們立即採取措施處理各類事務，安置老百姓。九月馮道歸附後漢，自鎮州入朝，被授為太師，以「奉朝請」的名義參加朝會。

（三）對馮道的評價南轅北轍，關鍵是對「忠貞」的理解迥異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雜傳》中，對馮道作誅心之論，所持理由是忠臣不事二主。馮道事四朝十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沒有一點兒廉恥，說白了就是一個「政治娼妓」。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亦持此議論。

宋代王安石、蘇軾和明代李贄等人，認為馮道處在那個非常的歷史時期，一生不色不財，努力為民做好事，總是勸導帝王開明勤政，則是讚揚和肯定他。

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影響了後世人對馮道的認識。使馮道成為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筆者的看法是：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的融合體，不單指漢族。古時候在華夏地域內生活繁衍建國的，漢族為主，也有一些其他民族，不論為那個族建立的國家服務，不能稱其為漢奸賣國賊。

唐滅亡至宋建國其間的53年，史稱五代十國時期。五代十國可類比春秋戰國，是一個人才無序流動的時期，比如某人是A國人，沒過多久卻成了B國大將，轉眼又成了C國大夫，可以說士無常君，國無定臣。五代十國時期攻伐不停，兵戈不息，國家更迭帝王輪換如弈棋，不乏歷事幾朝幾主的文臣武將，翻閱一下五代十國史中有關文章便可得知。因此，歐陽修和司馬光等人的看法是狹隘偏頗的，王安石、蘇軾和李贄等人的看法才是包容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