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最高深的學問，都可以講給一個酒館的女招待聽

知識 12-03

他頭髮花白，每天騎一輛老式鳳凰自行車上下班，天熱上課時喜歡拿一把大蒲扇，但他是復旦文科僅有的13位資深教授之一，相當於理工科的院士。他是姚大力，被譽為復旦的「掃地僧」。

在最近二十多年，他很可能是全國唯一一個未出專著就獲得歷史學正教授職位的人。

他的博士讀了五年，歷經三任導師，時間之長在八十年代很少見，原因不是寫不出論文，而是悠遊於知識之林，樂而忘返，完全沒想著去寫論文。等到他想寫的時候，許多之前出於興趣看的書都成了很好的資料來源。

這樣隨性的生活不止出現在他的青年時代，他副教授一當就是十幾年，並不追求職稱和待遇，也不急於寫論文和專著，他信馬由韁、任憑興趣選書讀書，如同草原上的牧民，有人說他是「學術界里的游牧者」。

但也因為這樣，姚大力的學術視野變得廣闊而深邃，除了他的專業邊疆史、蒙元史的研究外，包括早期漢字書寫、宋金元的道教生活、歐洲近代的殖民擴張……都在他的思考範圍內。

姚大力的這一特質可能是受了他老師韓儒林的影響。韓儒林先生是上世紀著名的元史專家。姚大力曾在《瑣憶韓師儒林》中說：

韓師很欣賞「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句話；他強調慎於發表，對學問持敬畏之心。他的身教和言教，對後學是一筆可以從中終生受益的精神財富。

韓儒林先生和學生合影，右一是姚大力。圖片來自互聯網

韓儒林在言談之際，經常會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無論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或者是蒙文、藏文、波斯文，都可以熟練地翻到某一頁，輕易地用漢語將它譯出來，作為他引證的依據。

在一次採訪中，姚大力仍然感慨萬千：

只要面對著這些老先生，就會被體現在他們身上的那種充沛的人文精神所感召。但是我們今天還能把它繼承下去嗎？

博士論文答辯時的姚大力，後排中間。圖片來自互聯網

姚大力每次上課前，都要擯去諸事，全神貫注地準備一兩天的時間，就跟韓儒林先生每次上課前必定要備課到「最後一刻」一樣。曾有學生回憶說，有一年冬天，姚大力騎著自行車，冒著風雪嚴寒，晚上親自到學生宿舍指導論文，最後一口熱水也沒喝就走了。

這種對待學術至誠的信念和精神，滋養、熏染了很多學生，比如1981年出生的仇鹿鳴。

博士畢業後留校的仇鹿鳴，有段時間曾參與修訂《二十四史》，有人問他，年紀輕輕，何必在故紙堆里浪費青春？值得嗎？

他的回答不假思索：「我這個年紀，就能做一件將來能寫進悼詞的事，很幸運。」

修訂完《二十四史》，他的眼鏡度數又增加了300。

仇鹿鳴在發言。圖片來自互聯網

在仇鹿鳴最新專著《長安與河北之間》一書的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百年劇變，在動蕩與波瀾間學術數絕而得存續，其內在生命力完全得益於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

佛家有一種說法叫「傳燈」。自前七佛及歷代禪宗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祖祖相授，以法傳人，猶如傳燈，聯芳續焰而千古光明。

而他們，則是學術的「傳燈人」。

所有最高深的學問，都可以講給一個酒館的女招待聽

學問之事，薪火相傳，這其中隱隱地流淌著一個無法割斷的學術脈絡。

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上提到過的「吐蕃」，歷史課本上注音為吐蕃bō，而姚大力先生則以一篇近萬字的論文，雄辯地論證吐蕃的正確讀音為tǔfān（或tǔfán），而不是tǔbō。考據這個字讀音的過程，就間接展現了千年之前的唐朝人、古代藏人、粟特人之間的交流和聯繫。

公元780年左右的吐蕃王朝

一個字的字音不是小事。姚大力曾說過：學問就是這樣，靠一代接一代，或緊或慢地積累與揚棄，才得以形成它今天向我們呈現的那個樣子。對此要常持一種敬畏之心，千萬不可輕易視之。

年近古稀的姚大力不滿足於本學科的傳統研究方法，他不僅時刻關心國際歷史研究的最前沿動態，近些年還運用分子人類學的成果，研究不同歷史時期的民族史。

從研究結論來看，我們歷史課本中提到的170萬年前的元謀人、70萬年前的藍田人、50萬年前的北京人，他們統統不是現代中國人的直系祖先！

許多研究會讓一些人從情感上難以接受，他也不怕得罪大眾。更進一步，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將學界的觀點，帶給更廣泛的大眾。譬如兩千年前漢朝和匈奴的戰爭，他指出是漢武帝挑起了漢匈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在此之前，漢匈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已漸趨平緩。「『馬邑之謀，匈奴絕和親』。司馬遷都寫得明明白白。直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持這種觀點。」

發動對匈大規模進攻的漢武帝

姚大力認為，因為出於漢地的軍隊無法在蒙古草原上越冬，所以他們實際上做不到「雖遠必誅」。我們雖然不能苛求古人，但在今日也應當認識到，你即使有一個很壞的鄰居，也不能說因此就可以提刀入室，把人家斬盡殺絕。需要學會尋找妥協。漢與匈奴的衝突，最後就是在雙方的妥協中獲得解決的。因為類似的觀點，姚大力先生在網上遭到很多辱罵，但他並不在意，笑著說還要再寫一篇。

所以，姚大力先生也不抵觸使用音頻這種形式，向公眾傳播他的研究。最近，他受邀來喜馬拉雅上講授《中國歷史大變局》，為大眾講述中國人從哪裡來，中國究竟有哪些複雜的含義。「所有最高深的學問，都可以講給一個酒館的女招待聽。」

同時受邀的還有錢文忠老師，他是季羨林先生的關門弟子；李山老師，他是啟功先生的弟子；馬勇老師，他是朱維錚先生的學生……此外，復旦大學副教授姜鵬、仇鹿鳴，南京大學副教授武黎嵩，百家講壇名師於賡哲、方誌遠，專欄作家吳鉤也傾力加盟。

雖然季羨林、啟功、朱維錚三位先生已經故去，但對於他們的弟子而言，先生們的學術洞見依然在後生的講授中延續發展，甚至更加深入。

懂得歷史，能夠生活得好一些

姚大力曾很多次聽人講：等我退休以後，想研究研究歷史。

他覺得不解，為什麼沒有人說「我退休以後想去研究研究物理學、天文學」呢？歸根結底，是因為許多人以為歷史學可以是沒有任何門檻的學科。

還有很多人覺得，歷史就是講故事，然後在三國、曾國藩、清宮故事中，找到爭權奪利的計策，爭寵互掐的手段，狠、忍之類的人生哲學等等。很多歷史暢銷書和電視節目，也在迎合這種大眾的口味。

談到類似的現象，69歲的姚大力頗有些憤憤難平之意：「歷史這門學問被中國許多歷史學家做得一點學問都沒有了。別人怎麼還會不看輕你？」

他曾寫過一篇長文《故事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開篇就問：講故事跟所謂「講歷史」之間究竟有沒有區別？

他推薦了一本書——《叫魂》。

在1768年的「乾隆盛世」，民間流傳一種被稱為「叫魂」的妖術。據說它可以竊取人的靈魂，被竊之人則會失魂落魄。這妖術年初始於江浙地區，幾個月時間迅速蔓延，波及十二個大省，人口總和超過兩億。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各級官府企圖息事寧人，乾隆皇帝斷定背後藏著陰謀……這場群體性瘋狂充斥著誤會、怨恨、誣告、陷害和報復，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

面對這段歷史，美國漢學家孔飛力並不是要講一個故事，而是要對這個故事進行追問：在一個持續繁榮和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裡，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民眾產生不安全的集體心理？盛世對於一般的老百姓究竟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