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政府為什麼那麼有錢？

原標題：清末，清政府為什麼那麼有錢？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搞錢能力很強的朝代，從它入主中原開始，滿洲人搞錢的本領就讓明朝那些不想納稅的官紳們嘆為觀止。到了清末，中國搭上了工業革命的順風車，因此清政府的收入翻了一倍。不過朝廷收入雖然增加了，但開支也異常的大。為了平衡財政收支，清政府又施展各式各樣的吸錢大法，向外國銀行和國內的富商們借錢，最終因為借錢不還、與民爭利、橫徵暴斂，把自己玩垮台了。

眾所周知，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窮的朝代之一。但是明朝不是真的窮，它的問題在於朝廷的稅收結構不正常，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官紳階層不用納稅，朝廷的開支負擔全壓在了老百姓身上，最後導致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清朝在入關後，完全不給各級官僚地主面子，管你是不是官紳，一律都要給朝廷納稅！於是清廷的收入大增，哪怕是順治剛剛入關那幾年的稅收都比明朝收入最巔峰的年份還高。

並且清朝還有一個人狠話不多的地方，就是它徹底貫徹了明末張居正改革的精髓，像什麼徭役、實物這些在前朝能抵稅的玩意，朝廷通通不要！就收實實在在的銀子。康熙駕崩後，繼位的雍正也是個狠角色。他一上台就搞了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士紳一體一體納糧，這三大撈錢政策。把民間隱匿田產的富戶巨賈們又實實在在的勒索了一把，朝廷收入大增。乾隆繼位後，基本貫徹了雍正的徵稅思路，至此清朝的稅收也就穩定在四千萬兩左右了，一直持續到了道光時期。（巔峰時期也有搜刮到八千萬的記錄）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被英法聯軍徹底打怕了。洋人要求的開放口岸，允許洋人在中國設立租借，允許洋人進北京等要求，清政府一律答應。這些極為不平等的條件雖然踐踏了中國的主權，但在客觀上也為清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另外由於清朝的江南財賦重地被太平天國控制，朝廷窮的叮噹響，還不上英法聯軍要求賠償的軍費，於是在英國人的建議下，西方列強根據與清廷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條款，將中國的海關規範化，並推薦洋人擔任清政府的海關總稅務司。這樣一來，清政府每年就因此又多了一項財政收入。並且洋人的職業操守很好，由洋人替清政府收關稅，避免中國官員腐敗，從海關中乘機撈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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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時，清朝的關稅收入約為五百萬兩白銀。到了同治十年，每年的關稅收入達到了一千一百萬兩。此後清朝關稅收入一直保持著爆髮式增長，到宣統元年時，清政府的關稅收入已經接近了四千萬兩，這個數字幾乎等同於鴉片戰爭之前，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了。從同治元年到宣統二年，洋人操控下的中國海關一共收了九億兩關稅。

除了上面提到的傳統的賦稅和關稅外，清政府又開闢厘金這個新稅種。這個收入說白了就是朝廷在各交通要道、各關口設卡，凡是商品路過，均徵收一定數額的厘金。此後厘金就成為清朝一個重要的稅種，而且稅率不斷提高，到了宣統晚期，厘金收入跟田賦收入基本上持平了。

到了宣統元年，晚清的財政收入大概維持在1.2億兩左右，其中主要的四類來源：

田賦——48101306兩、比重27%

鹽課——46312355兩、比重26%

里金——43187097兩、比重24%

關稅——43139287兩、比重23%

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古代政府在滅亡前還有這麼多稅賦的。清朝是獨一例……

不過收入多，開銷也大，清朝後期辦洋務可謂是一擲千金，比如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學堂、北洋和南洋水師、天津機械局、長江口至南京下關等九處炮台，以及後來的京師同文館和幼童赴美留學等洋務項目都花費了清朝大筆的銀子。不過這些開銷跟另外兩筆開銷相比完全就是小巫見大巫。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大起義，我們的教科書上只提到太平天國起義，其實歷史上的清朝農民起義遠比教科書上介紹的內容要多的多。每一次鎮壓起義，清朝的國庫都要清零一次。另外就是賠款的開銷，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本息合計，一共要賠款十幾億兩白銀，讓清政府十幾年不吃不喝也賠不起這麼多的錢。於是，清政府就想到了三個解決辦法：

第一是放開民間資本辦廠的限制。清朝放開辦廠的限制，再收取各種各樣的稅收。此舉甚為奏效，清政府的稅收很快就有明顯的增加。慈禧老太婆對此還頗有得意，自憾早就應該這麼辦了。工業時代搞大機器生產才是王道，以前學老祖宗的重農輕商，傻乎乎的在地里刨錢真是蠢到家了。

第二是向外國銀行和本國富商借錢。比如馬關條約的賠款就是找英國、德國、俄國等銀行借的錢，一共三億兩白銀。當然借錢的代價也是很大的，清政府出讓了很多主權做抵押，比如開礦權、築路權等。像這些抵押出去的主權就給後來的民國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不過總算是借到錢了。

第三是鐵路收入。最早的時候，清廷認為鐵路破壞風水，不肯修路。後來甲午戰敗，清廷才發現清軍雖本土作戰，但因為沒有鐵路，只能靠馬拉車推，很不方便。於是清政府開始大量修建鐵路。很快大清官員們發現了鐵路另一個妙處：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比如盧漢鐵路通車之後，去掉借款利息和成本，朝廷每年還能凈賺三百多萬兩白銀，這還不算各地火車站所帶來的商稅收入，簡直賺爆了。

通過這三項舉措，民國元年一月，清政府度支部公布的1911年財政收入高達三億兩白銀，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數字，比三年前的收入翻了兩倍多。（一個多月後，清帝下詔遜位）

但是凡事也都要有個度，清政府就屬於典型的不知深淺的政府。它允許民間辦廠，但是徵稅的負擔卻讓資本家喘不過氣來；它向民間借國債，結果卻惡意不還；它在利益的驅動下，從一開始的討厭鐵路，到後來瘋狂的修路，把鐵路視為香餑餑，不讓民間資本染指，甚至還把早先出讓給民間的一些地方築路權又強行的收回。結果就是民怨沸騰，連最軟弱的民族資本家最後都與清政府決裂。

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將民營鐵路和路權全部收回，由此引發保路運動，這也成為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最終引發了辛亥革命，埋葬了暴虐無度的清王朝。

總的來說，清朝是個很現實主義的政權。滿洲皇帝在搶錢這方面的手狠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排的上號的。清朝末年財政收入的突飛猛進，無非就是兩個原因：趕上了工業革命的順風車；兼之橫徵暴斂，與民爭利。雖然清政府掙了很多銀子，代價卻是民心盡失，結果必然是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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