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為何沒能拯救明朝？

東林黨同非東林黨嚴重對立，雙方在京察和大計時相互打擊，泄私憤多於國家大義，這樣的政治生態必然危害國家社稷。在明末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東林黨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麼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危難的策略，也沒能挽救明王朝於危亡。

東林本合道義

作為一個深刻影響明末政治生態官僚集團的客觀存在，東林黨的性質介於中國傳統的朋黨和西方的近代政黨之間。

「朋黨」一詞，先秦時即已出現，認為朋黨是朝臣結黨營私、紊亂綱紀的行為，不利君主統治。

萬曆朝第一個被冠以「黨」的官僚團體並非東林黨，而是萬曆前期張居正去世後以湖廣官僚為主體的「楚黨」。

張居正去世後，政敵交相揭發張居正的執政「劣跡」。受張居正提拔和信任的湖廣籍官僚大多受到罷斥，故時人評價：「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顯然，這裡的「楚黨」也是貶義詞。

結黨需要有共同的利益或一定的紐帶，同鄉之情則成為官僚結成朋黨的天然資源。結合張居正執政時期可知，彼時雖然有湖廣籍官僚群體依附在張居正身邊，但尚未形成黨爭，只是存在一個以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核心的權力體系。

北宋時，歐陽修向宋仁宗上《朋黨論》，認為朋黨並非全然是壞事。以後世對東林黨的主流評價而言，東林黨應當屬於歐陽修口中的「君子朋黨」，即這類朋黨尊崇道義、注重名節，會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而同心協力。

明朝後期「朋黨」最顯著的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地域性。從東林士人的領袖以及各類活動的發起者而言，南直隸地區特別是如今蘇南地區的士人是東林黨的第一大地域來源。這是因為地域上的便利及較好的物質基礎。

黨爭反辱士林

與東林黨相對應的政治團體，是在史書中處於「邪惡」一方的齊黨、楚黨和浙黨以及宦官集團，而前面三黨有時也被概稱為「閹黨」。

齊楚浙三黨是以地域為主要區分依據，也印證了東林黨自身具有一定的地域屬性。結合當下的研究看，對東林黨整體持正面的看法是公正的。

東林黨在抑制礦監稅使、為民申冤、化解地方矛盾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很多東林士人也有理想士大夫的品格：忠誠、直諫、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

但因此說東林黨是正義的，齊楚浙三黨乃至宦官集團就是邪惡的，也不符合實際。在君主專制的體制下，君主所能分出的許可權是有限的，宦官權多，士人權自然就少，士人集團很難同宦官集團愉快地平分君主施放的權力。因此，士人在史書中敘述宦官時，也多作負面描述。

東林黨作為明朝後期最大的政治團體，掌握著「清議」這一工具。他們可以以自己的標準乃至自己的判斷品評彼時的政治人物，給對方劃分政治陣營並做正面或負面的評價。

被東林黨人冠以「邪惡」之名的齊楚浙三黨，多少也有些被「黑化」。

東林人士在品評朝臣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在朝人士分了類，多依據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價值標準。

這種價值判斷標準，是有局限性的。使得部分非東林人士不得不結黨自保，使得明末「黨爭」愈演愈烈。

將視角放到東林黨的死敵魏忠賢身上，與其說是魏忠賢挾持天啟皇帝、專擅弄權，不如說是天啟皇帝主動將一些權力放給魏忠賢，一方面天啟帝自己可以輕鬆地處理朝政，投身一些「興趣愛好」；另一方面，天啟帝也許意識到強大的東林勢力對朝政的干預乃至對皇權的威脅。

義理未解危難

東林與齊楚浙三黨的對立一直延續到崇禎朝和南明。崇禎帝處死了魏忠賢，壓制了依附魏忠賢的諸黨朝臣，東林黨重新得勢。

然而，在明末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東林黨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麼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危難的策略，也沒能挽救明王朝於危亡。

崇禎帝從最初極力壓制宦官集團，到後來發現士人不可盡信，開始對宦官委以重任。崇禎末年，崇禎帝「命唐通同司禮太監杜之秩守居庸關」，這同此前明朝向九邊派出鎮守太監監督文官巡撫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皇帝覺得文臣並非都忠誠、宦官也非皆不可重用。

在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潛在威脅。眾人皆不可信，故眾人皆可不忠。

崇禎帝派出的司禮太監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關投降了大順軍。北京城破後，崇禎帝在自縊前感慨：「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言語雖然不無推脫責任之嫌，但顯然崇禎帝對包括東林士人在內的士人集團十分失望。

寫在最後：喜歡三國和歷史的朋友，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工重號「三國故事」，有些很精彩，有些很逗比，感興趣的可以訂閱一發，多謝支持

揭開三國第一猛將的之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