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晚年遭斯大林軟禁？許多細節表明有人似乎想圖謀不軌
原標題：列寧晚年遭斯大林軟禁？許多細節表明有人似乎想圖謀不軌
1924年5月，蘇聯高層在重要的會議上討論了一個極為關鍵而敏感的問題：是否要撤銷斯大林總書記一職。值得一提的是，那會兒蘇聯的這個職位跟如今還不同，所謂「書記」當真是記錄工作與會議內容的書記員，手中並沒有多大權力。而斯大林正是憑藉他卓越的政治才華一步步掌握大權，一躍成為後列寧時代蘇聯政壇上最強大的政治力量之一。他的崛起令不少人感到擔憂，這其中就包括列寧
1923年3月，列寧遭遇第三次中風，嚴重到無法起身走路、無法說話的程度。此時，蘇聯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已日趨白熱化，臨近政治生涯終點的列寧存在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列寧自知有心無力，他開始為蘇聯的未來考慮。我們之前所說的有關斯大林職位的問題，也正是出自這番考慮之中。在此之前，列寧向大會提交了一份名為《給大會代表的信》的文件，隨後又對該文件進行多次補充。他在這封信中以十分尖銳的方式指出了諸多問題，學者們在解讀的過程中不由感到毛骨悚然：當時蘇聯高層內部的暗涌，似乎比我們想像得更加可怕。
列寧在《給大會代表的信》中提到了6個關鍵人物，除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外，當時權勢十分顯赫的「政治雙胞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頭號思想家」布哈林也赫然在列；除此之外，列寧還提到了皮達可夫，此人政治手段過硬，卻又太過依賴政治手段，潛力很大，缺點也十分明顯。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兩家爭奪最高權力的事情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後者的權力擴大得很快，但托洛茨基仍佔據上風。作為列寧之後的二號人物、蘇聯紅軍的創建者，聲望極高的托洛茨基可謂是佔盡優勢。此時，列寧的「政治遺囑」又憑空添了一筆。
列寧在信中提及斯大林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斯大林同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些權力，我沒有把握。」他在言辭中明確提出了斯大林的性格問題，首先承認了後者能力卓越，完全能夠勝任這一職務，但這樣的性格「是不可容忍的」。列寧因此建議其他同志仔細思考，另選一個人出任這個職務，在能力上不必非要比斯大林強，但有一點必須徹底改變，那就是接任者務必「較為耐心、謙恭有禮貌且能夠關心同志」。
在最初的信中，列寧只是對這個問題提了點建議，剩下的一筆帶過，並用幾乎同樣的筆墨對另外五位高層領導作出了評價，直接明了地指出了他們各自的優缺點。然而，在隨後的補充中，兩人的矛盾似乎有所激化。1922年12月24日，列寧在對信的補充中用到了這樣的措辭：「斯大林同志太過粗暴……這一點看起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從防止分裂來看，這不是小事，甚至可能成為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情。」這還不算，1923年3月5日，列寧在口授給斯大林的絕密信件中指責斯大林辱罵他的妻子，提出「反對我（指列寧）妻子的言行就是反對我的言行」並提出要絕交。
問題似乎朝著無法控制的方向發展，列寧的信件也由「政治遺囑」奔著與斯大林個人恩怨的方向去了。不少學者認為，列寧故意用聽起來嚴重到無法挽回的語態挑明這些問題其實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據說在1923年初，他曾在獲得醫生准許的情況下口授一封比較簡短的信件，斯大林得知後大為光火，兩人險些為此事鬧掰。有人認為，雖然斯大林名義上是列寧的監護人，實際上把列寧控制了起來，不讓他發表自己的觀點。此時，列寧曾希望與托洛茨基結盟，他甚至直言不諱地提到：「我不懷疑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全票通過的決議。」他希望能夠通過激化矛盾的方式擺脫控制。
無獨有偶，20世紀30年代，當托洛茨基從鬥爭中落敗後，他也以「列寧遺囑」為依據向斯大林猛烈開炮，首先抨擊對方大搞個人集權主義，其次提出斯大林的權力來得名不正言不順。另外，赫魯曉夫也曾在他著名的「秘密報告」中提到相關內容，甚至在重要的高層會議上，當著全體與會者的面讀出了信件的內容，引發了激烈的轟動。列寧與斯大林兩位蘇聯政壇巨人之間的矛盾似乎是沒得跑了，然而，我們對一些歷史細節稍作研究，真相似乎就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轉折。
首先，赫魯曉夫對「遺囑」內容的得知，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便是托洛茨基；然而，托洛茨基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其實也並不堅定，甚至都不能被當成證據。早在1925年，激進的美國政治分子馬克斯·伊斯門寫了一本名為《列寧逝世以後》的書，他不知從何得知了許多蘇聯高層的秘密並將它們公諸於眾。該書一經問世，托洛茨基便立刻站出來進行言辭激烈的批評，他稱伊斯門整本書都在撒謊，尤其是提到列寧所謂的「政治遺囑」時，托洛茨基更是明確表示，根本就不存在啥遺囑。
托洛茨基此時的態度代表了絕大多數蘇聯高層領導，他們認為，鑒於緊張的局勢，不少人將列寧逝世前的一些信件和文章強行捆綁在一塊，無中生有地形成了所謂的「政治遺囑」。然而，他們認為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列寧對這些文章和信件的態度，就是要把它們和政治掛上鉤。有趣的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托洛茨基的態度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不但言之鑿鑿地提出「政治遺囑」確實存在，還激烈地批判斯大林的行為有悖於列寧「集體領導」的原則。
另外，當人們在尋找能夠揭開那段歷史真正面目的蛛絲馬跡時，意外發現了這樣一幕：1922年12月25日，列寧的健康情況迅速惡化時，斯大林專門與加米涅夫、布哈林召開緊急會議並作出這樣的決定：他們無權強迫領袖沉默，但需要謹慎、預防不測和保持最大限度的安寧。此時的列寧身體狀況極差，為了最大程度上保障領袖的身體健康與情緒穩定，應當盡量避免外人進行探視，但每天要至少保障領袖10分鐘的口授時間。列寧第二次中風以後，高層決定盡量減少他與政治問題的接觸。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秘書德里佐對此事做過詳盡的講述：1922年12月18日，克魯普斯卡婭違反了這一點，並在隨後幾天內多次對列寧談及政事。12月22日，列寧病情驟然加重，當斯大林了解一切後，當即怒斥克魯普斯卡婭，言辭十分粗暴。直到次年3月，當列寧得知此事後立刻堅持要求斯大林道歉，實際上，根據克魯普斯卡婭所說，「問題早已順利解決，我已經忘記了一切」，她也早與斯大林和好。不少學者認為這才是「絕交」一事的真相，有人別有用心地藉助這封信誇大列寧與斯大林的矛盾，似乎有斷章取義之嫌。
蘇聯學者在進行長達700頁的資料研究後，提出這樣一種假設：所謂「列寧信件」有沒有可能是被偽造出來的？雖然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蘇聯政治家對「遺囑」的真實性從未有過懷疑，但結合歷史來看，信件中許多內容的出現顯得十分突兀。舉個例子：我們在之前提到過，1923年3月，列寧對斯大林辱罵其妻子一事提出強烈譴責，堅持要求斯大林道歉並提出要斷絕關係，然而實際上，列寧的私人秘書瑪利亞·沃洛季切娃、莉季婭·福季耶娃以及德里佐都在回憶中提到了一點：幾乎同一時間，飽受病痛折磨的列寧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他曾拜託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務必私下向斯大林求助，請求後者一定要弄到一些毒藥，以「結束痛苦」。這本應被視為列寧信任斯大林的證據，然而它如今反而成了一個歷史迷題，甚至有人提出「毒殺」的陰謀論。
其實，那段歷史形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子也並非完全無法理解。眾所周知，赫魯曉夫因為嘗試粉碎個人崇拜而備受讚譽，為了走出前任的陰影，他故意誇大某些問題，甚至不惜斷章取義、歪曲歷史，其實也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這些信件的公開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轟動，並讓斯大林的個人形象大打折扣，這大大加快了赫魯曉夫打擊個人崇拜問題的工作進程，卻在無形之中動搖了蘇聯人民的信仰和國家根基。
1924年，當撤換斯大林的問題被提出後，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選擇支持斯大林繼續擔任該職務。化險為夷之後，斯大林也憑藉他卓越的政治才華登上權力之巔，最終在蘇聯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正所謂「存在即合理」，或許這些問題無關對錯，歷史總會替人們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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