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桑德爾：基因工程，不會塑造真正的完美！
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
邁克爾·桑德爾
選自《反對完美》第一章，譯者: 黃慧慧
幾年前，一對伴侶（女同性戀者）決定擁有一個孩子，由於兩人都失聰，並以此為傲，所以她們決定這個孩子最好也是聾人。莎倫·杜謝諾和坎迪·麥卡洛跟其他以聾啞自豪的團體成員一樣，認為耳聾是一種文化認同，不是一種需要治療的殘疾。「耳聾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杜謝諾說，「身為聾人，我們覺得自己很完整，我們想要跟我們的孩子分享聾人團體美妙的一面——歸屬感及連結性。身為聾人，我們真的認為我們過著豐富的生活。」
兩人期望懷一個失聰的孩子，因此找到一個家族五代都有聾人的精子捐贈者，後來果然成功了，她們的孩子——高文天生失聰。
在《華盛頓郵報》報導了她們的故事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眾多的譴責聲，這對初為人母的伴侶大感驚訝，而絕大多數的責難，集中於指控她們蓄意將殘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杜謝諾和麥卡洛否認耳聾是一種殘疾，並且辯稱她們只是想要一個像自己一樣的孩子而已。杜謝諾聲稱：「我們不認為我們所做的，跟許多異性戀伴侶想要孩子時的做法有多大不同。」
事先設計把孩子製造成聾人是錯誤的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哪裡做錯了——是耳聾的部分？還是設計這個行為？為了進行討論，我們先假設耳聾不是一項殘疾，而是一個出眾的特質，那麼父母精挑細選想要有某種小孩的想法還有錯嗎？或者，是否人們向來都是用選擇配偶的方式在挑選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術？
在這場聾兒爭議爆發不久前，有一則廣告出現在《哈佛日報》和其他常春藤聯盟大學的報紙上。一對不孕的夫妻在尋求卵子捐贈者，但不是任何捐贈者都可以，她必須是5英尺10英寸（177.8厘米）高的運動健將，沒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學入學時的學術能力測驗成績總和在1400分或以上。符合廣告條件的捐贈者捐出卵子時，可獲得5萬美元的報酬。
也許為了得到優質卵子而提供豐厚賞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個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許他們只是希望完成一筆物超所值的交易，試圖得到一個比他們更高或更聰明的孩子。無論如何，這個出價奇高的案例，沒有像那對想要一個耳聾孩子的雙親一樣引起公憤。沒有人跳出來指責身高、智力和傑出的運動才能，是一種應該讓孩子避免的殘疾。然而那個廣告還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縈繞不去的道德疑慮。就算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但父母訂製具備某些遺傳特質的孩子，此種舉動是否有令人擔憂的地方呢？
有人會辯稱，試圖懷一個失聰的孩子，或一個將來進大學時學術能力測驗會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產一樣，有個關鍵的著眼點——無論這些父母如何極力增加概率，還是不能保證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結果。這兩種嘗試皆如玩基因遺傳樂透彩般，受制於難以預測的變化。這種辯稱同時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這些不可預測的因素，讓這件事的道德影響變得如此不同？假使生物技術能去除不確定性，讓我們可以完美地設計出孩子的遺傳特質，結果又會怎樣？」
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反覆思索，我們決定暫且把孩子放一邊，來想想寵物。在蓄意生出耳聾孩子這個熱議話題過去約一年之後，一位名叫朱莉（她不願意公開姓氏）的得克薩斯州女人，正哀悼著心愛的貓咪尼基之死。「尼基很漂亮，」朱莉說，「它特別聰明，能聽懂11個指令。」她聽說一家位於加州的公司提供克隆貓的服務——基因保存和無性克隆。這家公司於2001年成功製造出第一隻克隆貓[叫作CC，副本（CarbonCopy）的意思]，於是朱莉寄了尼基的基因樣本和5萬美元的費用給這家公司。幾個月後，她收到了基因完全一樣的小尼基，她非常高興。朱莉表示:「這隻貓咪和尼基一模一樣，我沒辦法找出半點不同的地方。」
這家公司在網頁上公布了克隆貓降價的消息，現在只要32000美元。要是覺得這個價格還是太高，他們再送上不滿意即退費的保證。「倘若覺得訂做的貓咪不夠像原來的基因供體，我們將不問任何原因，全額退費。」其間，這家公司的科學家也致力於開發新的生產線——克隆狗。因為狗比貓更難克隆，公司打算收取10萬美元甚至更高的價格。
很多人覺得克隆貓狗的生意很古怪。更有人不滿的是，明明有成千上萬的流浪貓狗需要收留，卻寧願花一筆不菲的費用來製造一隻訂做的寵物，實在很不合理。也有人擔心，在試圖成功無性克隆寵物的過程中，會有多少動物的生命在孕期當中夭折？但假使這些問題都能夠克服，我們會止步於無性克隆貓狗嗎？要是無性克隆人類呢？
表達心中的不安
遺傳學上的突破同時為我們帶來希望和困境。帶來的希望是，我們也許很快就能治療和預防大量衰竭性疾病；帶來的困境是，新發現的遺傳學知識或許也能使我們操控人類自身的自然狀態——例如改善我們的肌肉、記憶力和心情；選擇孩子的性別、身高以及其他遺傳特質；或者增進我們的體能和認知能力，把我們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thanWell）。6大部分人至少對某些形式的遺傳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達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卻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詳的道德和政治言辭，使我們很難說出改造人類的自然狀態有什麼不對。
我們再來思考無性克隆的問題。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誕生，帶來了一陣對未來可能會無性克隆人類的擔憂。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確實有很充分的理由值得擔憂。大部分的科學家一致認為無性克隆不安全，很可能製造出嚴重異常和具有先天缺陷的產物（多利羊染病早死）。但假設無性克隆的技術進步到所冒的風險比自然懷孕小時，克隆人類還會遭到反對嗎？就此而言，創造出一個跟父母，或是不幸死去的兄姊，亦或是偉大的科學家、運動明星或名人具有遺傳基因的雙胞胎小孩，到底哪裡不對？
有人說，因為無性克隆侵犯孩子的自主權，所以是不對的。父母預先挑選孩子的遺傳天性，讓孩子活在別人的陰影下，是在剝奪孩子開拓未來的權力。基於孩子自主權而提出的異議，不但反對無性克隆，而且也反對任何能讓父母選擇孩子遺傳特質的生物工程。根據這一異議，遺傳工程的問題在於，「訂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強有利的基因（比如音樂天分或體育能力），仍會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擇，以致損害他們的自主權，侵犯他們為自己制定人生規劃的權利。
初步看，自主權的論點似乎抓住了克隆人類和其他遺傳工程的癥結所在，但其實並不具說服力，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這個論點有著錯誤的暗示——不是父母訂做的孩子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身體特質。然而沒有人可以挑選自己的遺傳基因。相對於一個克隆出來的或是經過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並不是一個未受特定天分局限未來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遺傳樂透彩支配的孩子。
其次，並非所有的基因干預都是影響後代子孫的。即使關心自主權可以說明我們對訂做孩子的一些憂慮，但卻不足以解釋我們對想要改良自己基因的人的道德上的猶豫。肌肉細胞或腦細胞等不可再生細胞（或稱體細胞）的基因療法，就可藉由修復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來作用。當有人不把基因療法用在治療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範疇，用來增進體能和認知能力，從而提升自己高於普通標準，則道德難題也隨之產生。
這種道德上的難題跟損害自主權並不相干，因為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細胞的基因療法才會影響後代。運用基因療法增強肌肉的運動員雖然不會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遺傳給子孫，促使他們成為專業的運動員，但經過基因改造的運動員的前景還是令人不安。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術一樣，是運用醫療方法達到非醫療之目的——跟治療或預防疾病、修復創傷或恢復健康無關。但基因改良不同於整型手術的是，其不僅作用於外在，改變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強的是體細胞，它不會遺傳給兒子或孫子，但還是會產生很大的道德問題。假如我們對整型手術，和給松垂的下巴和緊皺的眉頭打肉毒桿菌等行為有著矛盾的情緒，那我們也會對用來強壯身體、增強記憶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擔憂。
問題是，我們的擔憂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麼是根據什麼呢？
當科學的腳步比道德的理解快時，就會像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大家努力地想表達出心中的不安。在開明的社會裡，人們首先觸及的是自主權、公正和個人權力的措辭，但這部分道德辭彙不足以讓我們處理無性克隆、訂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難題，因此基因革命才會導致道德上的暈頭轉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我們就必須面對在現代世界的見解中已大量遺失的問題——有關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類面對當今世界的正確立場等問題。由於這些問題接近神學的範疇，現代的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傾向於規避這些問題。但是新興的生物技術的威力使得這些問題不可避免。
基因工程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需要思索四個已初露端倪的生物工程實例：肌肉增強、記憶力增強、身高提升和性別選擇。每一個例子的初衷，都是試圖治療疾病或預防遺傳性疾病，現在卻成為一項改良的工具或消費者的選擇之一。
肌肉
隨著年齡的增長，每個人都願意接受基因療法來減緩肌肉的萎縮，或是恢復衰損的肌肉。不過要是用同樣的療法來產生基因改造的運動員呢？研究人員已開發出人造基因，並將其注射到老鼠的肌肉細胞中，使肌肉成長，並預防肌肉隨年齡衰退。這預示著這個成就將應用在人類身上。主持研究的李·斯威尼（LeeSweeney）博士希望，他的發現能治癒折磨老年人的行動不便。然而斯威尼博士的肌肉發達的老鼠，已經吸引了尋求競爭優勢的運動員的注意。7這種人造基因不只能修復受損的肌肉，也可以增強健康的肌肉。雖然這個療法還沒通過人體應用的許可，但不難想像，經過基因改良的舉重選手、全壘打強擊手、美式足球後衛和短跑選手的未來展望。類固醇和增進表現藥物在職業運動界的廣泛使用，表明許多運動員渴望藉助基因改良的效用來提升自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經開始擔心的事實是，改造過的基因不同於藥物，無法從尿液或血液中檢驗出來。
基因改造運動員的未來展望，為圍繞基因改良所帶來的道德難題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職業體育聯賽應該禁止基因改造運動員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根據是什麼呢？體育競賽禁止使用藥物，兩大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為安全和公平——因為類固醇的副作用有害健康；此外，允許運動員使用嚴重威脅健康的藥物以提升運動表現，會使體育競賽變得不公平。但為了要辯論清楚，我們假設肌肉增強的基因療法是安全的，或者至少比嚴苛的重量訓練課程風險更小，那麼還有理由禁止運動員使用嗎？基因改造的運動員舉起多功能車，或擊出650英尺遠的全壘打，或3分鐘跑1英里，皆讓人心頭縈繞著不安。但這些狀
況到底是哪裡令人擔憂呢？是我們覺得這些超出常人的奇異現象是無法預期的嗎？還是我們的不安其實有著直指道德層面的重要意義？
治療和改善之間的區別，似乎會造成道德方面的差異，不過差異是什麼卻並不明顯。想想看，如果受傷的運動員藉助基因療法修復肌肉的撕裂傷，這沒有什麼不對；那麼他把治療擴及至增進肌力，從而在日後歸隊時比之前更強壯，又有什麼不對？或許有人主張，基因改造過的運動員與未經改造的競爭對手相比，具備一項不公平優勢，可是以公平性反對基因改良的論點卻有個致命缺陷——一直以來，有些運動員的遺傳天賦就是優於其他人。然而我們並沒有考慮先天遺傳天賦的不平等也會破壞體育競賽的公平性。從公平性的立場看來，基因改良所造成的差別，並不會比先天的差異還要大。而且，假設基因改良是安全無虞的，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那麼要是基因改良運用在體育上有道德方面的異議，那就一定是公平性之外的原因了。
記憶力
基因改良既有可能運用在肌肉上，也一樣可能用在大腦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科學家設法控制果蠅身上與記憶相連的基因，創造出過目不忘的果蠅。最近研究人員額外克隆出跟記憶相關的基因，將其植入老鼠的胚胎，成功製造出聰明的老鼠。改良過的老鼠較一般老鼠的學習速度更快，記憶也能維持更長的時間。例如，它們更能認出以往看過的物體，以及記住特定的聲音會導致電擊等。科學家在老鼠胚胎上調整的基因，人類身上也有，而且此基因隨著年齡增長會越來越不活躍。但是額外克隆植入老鼠的基因經過設定後，到老了也還能維持其活躍性，且此基因改良還可以遺傳給後代子孫。
當然人類的記憶力比回憶起一些簡單的關聯更複雜得多。但取名為記憶製藥這一類的生物技術公司，強烈追求的卻是增強人類記憶力的藥物或是認知增強劑。這類藥物的明顯市場在於記憶力嚴重失調的患者，比如老年痴呆症與痴呆患者。但這些公司也把眼光放到更大的市場——在嬰兒潮時代出生的7600萬人，他們目前已超過50歲，這群人隨著年齡的增長開始面臨自然的記憶力減退。10故可治療因年齡關係而造成記憶力減退的藥物，將成為製藥業的金礦，成為「頭腦威而剛」[1]。
這一類的藥物使用，橫跨治療和改良兩個領域。在治療領域，與治療老年痴呆症不同，這一類的藥物不會治癒任何疾病，但是可以在某個範圍內修復個人以往具備的能力。然而此類藥物也有完全非醫療的用途，例如：律師為了即將面臨的審訊，猛背法律案件；或是商業主管急著在出發到上海的前一晚學會中文。
也許有人會辯稱，某些事情我們更傾向於忘掉，因而反對增強記憶的方案。但是對製藥公司而言，想要遺忘並不代表反對增強記憶力的生意，同時反而浮現出另外一個細分市場。想要淡化傷痛的打擊或痛苦回憶的人，也許很快就能夠藉助藥物，來防止可怕的事件在記憶中經常浮現、揮之不去。遭受性侵害的人、經歷過戰爭殘殺的軍人，或被迫目睹恐怖攻擊災後景象的救難人員，他們將可以服用抑制記憶的藥物，來減輕原本可能會終身折磨他們的創傷。如果這一類的藥物使用被普遍認可，將來或許會成為急診室和戰地醫院的常規用藥。
擔心認知能力改良的道德標準的人，指出了會創造出兩類人的危險——一種有權力使用改良技術，另一種不得不使用沒有改造過的隨年齡而衰退的記憶力。假使這種基因改良可以遺傳給後代子孫，兩個級別最終可能形成人類的亞種——改良過的和天生的。然而對使用權的擔憂，將引發基因改良本身的道德立場這一問題。這些情形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沒有改良過的窮人不會得到生物工程技術的利益？還是因為改良過的有錢人會因此而失去人性？就像肌肉增強一樣，記憶力增強也是，根本的問題不是關於如何確保取得基因改良的平等權力，而是我們應不應該渴望基因改良。我們是否應該致力於生物技術的獨創性，來治療疾病以及幫助傷員恢復健康？或者試圖改造我們的身體和頭腦來改變我們的命運？
身高
面對想要讓孩子長得更高的父母，兒科醫師已經開始對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感到為難。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人類生長激素通過審核，並獲准使用於因生長激素缺乏症而導致高較平均矮小許多的兒童。12但是這個療法也能提升健康兒童的身高。有些健康兒童的家長不滿意孩子（通常是男孩）的身材，要求使用激素療法，不管孩子矮小的理由是因為生長激素缺乏症，還是因為父母剛好較矮，這根本不重要。不論原因是什麼，此兩種情況造成身材矮小的社會後果都一樣。
面對這種論述，有些醫生開始為孩子開立激素療法的處方，即使孩子的矮小身材跟醫學上的問題毫不相干。到1996年為止，這類用於「未標示的」用途估計占人類生長激素處方的40%。雖然將處方藥物用在未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的層面上並不違法，可是製藥公司不得宣傳這些功效。美國禮來製藥[2]為了擴展市場，近日說服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其將人類生長激素，用於預估成年身高在最低一個百分比的健康兒童——男孩低於5英尺3英寸（約160厘米）；女孩低於4英尺11英寸（約150厘米）。這個小小的特許引起有關基因改良之道德標準的大問題：如果激素療法不必局限於生長激素缺乏症患者，為什麼只有非常矮小的兒童才能使用？為什麼不是所有比平均身高矮的兒童都能尋求治療？那麼對於達到平均身高可是想要長得更高，以便進入籃球隊的兒童呢？
評論家稱選擇性地使用人類生長激素為「整形用的內分泌學」，健康保險大概不會給付，而且治療費用昂貴。一周注射藥物高達6次，為期2~5年，一年花費大約2萬美元——全都為了能夠長高2~3英寸（5~7.6厘米）的可能性。15也有人反對增高，認為這簡直是弄巧成拙，因為如果有人長高，其他人比照基準，自然相對變矮。除非住在沃比岡湖[3]，否則不可能每個孩子的身高都在平均身高之上。只要未經改良的孩子開始覺得自己比別人矮，他們就可能尋求治療，從而導致激素的軍備競賽，而接下來每個人的處境都會變得更糟，尤其是無法負擔買通增高之路的人。
但遭到反對的原因並不單單是會成為軍備競賽而已。就像基於公平性而反對生物技術改造肌肉和記憶力一樣，這其中仍有引起基因改良慾望的態度和意向需要檢視。如果我們的苦惱僅是因為會給窮人帶去雪上加霜的不公不義，那麼只要公家提供增高補助就能解決不公平的問題。至於造成的集體採取行動的問題，可以對花錢增高的人徵稅，用來賠償身高權益相對受到剝奪的無辜局外人。不過，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想要生活在一個父母感覺迫不得已，非要花一筆巨款讓完全健康的孩子再長高几英寸的社會裡。
性別選擇
生物工程的非醫療用途中，最誘人的也許是性別選擇。幾個世紀以來，父母都一直努力想要選擇小孩的性別。亞里士多德建議，想要生男孩的男人，要在性交之前將左側睪丸打結；猶太法典《塔木德經》則指出，控制住自己，讓妻子先達到性高潮的男人，神會賜給他兒子；其他種種建議方法還涉及配合排卵或月亮盈虧等的受孕時機。如今，生物技術成功做到了民俗療法所做不到的事情。
一種性別選擇的技術隨著使用羊膜穿刺術和超音波的產前檢查共同產生。這些技術被改進，用來偵測脊柱裂和唐氏症等的基因異常，可是也能透露胎兒的性別，得以將性別不合意的胎兒人工流產。即使是贊成墮胎法的人，也絕少只因母親（或父親）不想生女孩而主張墮胎。可是在有著強烈重男輕女文化偏好的社會裡，在超聲波性別測定之後，便是司空見慣的女性胎兒人工流產。印度在過去20年當中，女孩的數量和每1000個男孩相比，從962下滑至927。印度已禁止使用產前診斷來做性別選擇，但是這項法律絕少執行。巡迴放射科醫師帶著攜帶型超聲波診斷儀，走過一個又一個村莊，生意做個不停。一家孟買的診所敘述，他們所完成的8000件人工流產當中，只有一件除外，其餘的都是為了選擇性別。
然而性別選擇不必涉及墮胎，接受體外受精的夫婦能在受精卵植入子宮前選擇孩子的性別。這個被稱為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的程序是這樣操作的：數個卵子在培養皿中受精，長到8細胞期（大約3天），早期胚胎在這個時候可檢驗出性別。性別合意的胚胎將植入子宮，其他的通常全部丟棄。儘管絕少夫婦會為了選擇孩子的性別，去承擔體外受精的辛苦和花費，然而胚胎篩選是非常可靠的性別選擇法。隨著我們的遺傳學知識日漸增加，利用胚胎植入前的遺傳診斷，剔除其他帶有不合意遺傳特性的胚胎將成為可能，比如與肥胖、身高、膚色相關的性質。在1997年的科幻電影《千鈞一髮》中，未來父母會對胚胎的性別、身高、對疾病的免疫力，甚至智商進行日常篩檢。《千鈞一髮》的情節令人感到幾分不安，但卻不容易確認以篩檢胚胎來選擇孩子的性別到底是哪裡不對。
一行異議在墮胎的討論中很常見。認為「胚胎就是人」的反對者，抗議胚胎篩檢的理由，跟他們反對墮胎的理由是一樣的。如果在培養皿培育到8細胞期的胚胎，在道德上等同於發育完整的人類，那麼丟棄胚胎幾乎是以人工將胎兒流產，兩種做法都等同於殺害嬰兒。然而不論其優點是什麼，這個「主張對胚胎或胎兒進行全面法律保護」而反墮胎的論據，不僅僅是在反對性別選擇，而是反對所有的胚胎篩檢，包括利用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以檢測遺傳疾病的做法。由於主張保護胚胎而反對墮胎的人發現了一個最主要的道德錯誤，即丟棄不要的胚胎，於是沒有繼續探討性別選擇本身是否有錯的問題。
最新的性別選擇技術反應出清晰的胚胎道德地位問題。位於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的美國遺傳與輔助生育研究中心，是一間營利的不孕症診所，目前提供精子分離技術，讓客戶能在懷孕前選擇孩子的性別。帶X染色體的精子（生女孩）比帶Y染色體的精子（生男孩）帶有更多DNA；一個稱為流式細胞儀的設備可以把兩者分開。這個經過商標註冊的方法叫作「微選」，其成功率很高——女生是91%，男生是76%。微選原為美國農業部開發用來繁殖種牛的技術，後來遺傳與輔助生育研究中心向美國農業部取得了使用許可。如果以精子分離來做性別選擇會引起反對的話，那麼理由一定在胚胎道德地位所爭辯的範圍以外。這其中的一個理由是：性別選擇是性別歧視的工具，尤其是針對女性，從印度和中國令人寒心的女孩生育比例就看得出來。而且有人推測，相對於比例分配正常的社會，男人比女人多很多的社會會更不穩定、更暴力、更易發生犯罪或戰爭。這些是合理的顧慮，不過這家精子分離公司有個聰明的辦法來應對問題。他們只提供微選給為了平衡家庭才選擇孩子性別的夫婦，兒子比女兒多的家庭可以選女兒，反之亦然。客戶不能利用這項科技來囤積同一個性別的孩子，甚至也不能選擇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性別。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微選的顧客會選擇女兒。
微選的例子幫我們擺脫基因改良技術帶來的道德問題，撇開耳熟能詳的安全、胚胎損耗、性別歧視等爭辯。試想一下，將精子分離技術使用於一個不會重男輕女的社會，還能實現兩性比例平衡，這種情況之下的性別選擇就沒什麼好反對了嗎？要是演變成除了性別以外，還可以選擇身高、眼睛的顏色和膚色呢？還有性傾向、智商、音樂的才能或體育的本領呢？或者假設肌肉增強、記憶力增強、身高提升的技術，都完善到既安全又人人皆可取得的程度，那麼沒有人就會再反對了嗎？
答案是：不見得。在這些例子中，有些道德憂慮還是存在的。這些困擾不但存在於處理的方法中，也存在於最終的結果中。最常見的說法是基因改良、無性克隆和基因工程會為人類的尊嚴帶來威脅，這理由當然就夠了，但所面臨的挑戰卻是：說出這些技術是如何削弱我們的人性，又在哪些方面威脅到人類自由或人類繁榮的。
注釋
[1]威而剛（Viagra），美國輝瑞藥廠研發心血管藥物失敗，意外研發出性生活改善藥物，並擁有專利，命名為威而剛，為公司帶來名聲及豐厚利潤。——譯者注
[2]美國禮來製藥（EliLilly），成立近140年，名列財富500強企業。是全球第一家大量製造盤尼西林的藥廠，極早開始運用重組DNA製造人體胰島素，目前為全世界最大的精神科藥物製造廠。——譯者注
[3]沃比岡湖（LakeWobegon），一個廣播節目中的虛構小鎮，鎮上「每個孩子身高都在平均之上」，其實不然。——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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