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以後，會有「五十四種孤單」

最大的挑戰是，

無法用常規之法使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

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癥結所在。

——加西亞·馬爾克斯

孤寡不是與我們無關的話題，而是一種社會基因。

《五十四種孤單》是對中國作協，湖北省作協「孤寡老人生存狀態調查項目」的整理。

一年多的時間裡，普玄和他的團隊，走訪七百多位福利院的孤寡老人，精選和講述了54個老人的故事。

他們發現，因殘疾和貧弱而孤寡的只是福利院里的極少部分。

還有婦女幹部，算命先生、還俗道士、曾身居高位、左右逢源或腰纏萬貫的人。

而就他們如今的處境看來，財富、能力和地位都不能保證兒女成群和老有所伴。

人終將老去，歸於孤獨，這就是人生。

不要說什麼活著的偉大、生命的堅韌，正如普玄所言：不過是上天給他們的壽命還沒有結束，面對人生，唯有承受而已。

潮流推她向前，也將她遺忘；社會進步使他找不到工作……當他們的故事與時代緊密相連時，我們很難再認為，福利院里的世界，與我們無關。

或許某一天，我們也會出現在六十年後的另一本寫著孤寡老人的書里。

文學也是人學，作家在此放下講述的權力，成為記錄者。

故事的主人公都沒有在傾訴痛苦，更多是在緬懷過去的輝煌。

從中流露出的孤單、心酸、或是觸目的人類晚景，則是對我們的一種提醒，同時更是一種激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既是一種理想，也應該是一種必須。」

因為，愛會在本能中延伸。正如賀洲在採訪後記中記錄：

「很多採訪，都是我兒子陪同著在夜晚進行的。他還不到十四歲，這些老人的故事讓他對生命有了不一樣的體會。所以，他能不抱怨不吭聲。在沒有路燈的鄉村道上，他在后座抱緊我的力度，最終變成了照亮回家路的光束。」

組織上很多年沒有來看我了

口述人：黃三元，女

1923年出生，湖北省公安縣人

1983年入住閘口鎮福利院

一個可憐人

我是個作孽（可憐）人。我的姆媽（母親）一共生了七個伢（孩子），我是第三個，共活下來三個：兩個哥哥，加我。

大概六七歲時，整天吃不飽飯，於是家裡大人商量把我送到別人家做小媳婦（童養媳），姆媽捨不得，送我走時一直哭，但總比餓死在家裡要強……婆婆經常有事無事打我。

解放以後，國家不但讓我一個沒讀過書的童養媳讀夜校，還上黨校，沒多久讓我當婦女大隊長，後來又當到公社的婦女主任，一直培養我，我也拚命搞工作來回報組織。

我都是有組織的人了

我工作蠻認真，吃得起苦，人又憨直。開展「清匪反霸」和「減租退押」時，我們押著地主惡霸開批鬥會，逼他們交錢，要把地主的錢搞干（完）。開始地主不交，我們就開大會斗他們，一斗就老實了，讓怎麼交就怎麼交，有多少就交多少，還把偷偷埋在地下的「大腦殼」「小腦殼」（銀元）都挖出來，全部交給我們。

不光逼地主交，我自己也帶頭獻（捐獻），我把一個金戒指、一副金耳環和一個銀項圈都獻給了新政府，自願的，心甘情願。這些首飾是我的全部家當，在舊社會給人家做女紅、扎柴火攢下的三袋米打（置換）的。我都是有組織的人了，還有什麼東西不能獻出來？

我搞工作是一把好手，上面很欣賞。我是搞土改時入的黨，六個月就轉正。一直是黨代表，當了好多年。

我還是得虧黨，是黨培養了我。區委書記周先保培養我，送我上黨校，上了一次又一次。那時候縣委黨校搞「千字畢業」，就是認得一千個字就畢業。輪到我上縣委黨校的時候，正碰到改革，筆畫多的繁體字，改寫簡單的簡體字。我蠻快就認得了一千個字。

到了1966年，實行農村幹部退位（回鄉務農）。

組織上說，現在是年輕人的世界，我們老了，要主動從崗位下退下來……我和老頭子是黨員，既然是黨員就要聽黨的話，聽黨安排，於是我和他回鄉了，重新當農民。

回鄉的時候，上面給了我們三百斤米和四百塊錢，公社書記親自送我們到村裡。

回到村裡以後，又有人說怪話（風涼話），說你們當初搞工作不是很積極的么，怎麼回來了？話是很難聽，但我不在乎，是黨員就要受得住打擊。

不幹活有飯吃，都是沾政府的光

1951年我懷過一個孩子，但整天沒有日夜地搞工作，風裡來雨里去，懷到四五個月大時流產了。

孩子流掉後，萬國珍要和我離婚，他經常埋怨我，說我一個女人家，不該天天到外面跑，又是搞工作，又是讀夜校，反正是說我不顧家。

他思想既封建又落後，我也難得和他過下去，後來組織出面，我就和他打脫離（離婚）了。

打脫離一年後，我和蘇國初結婚了。

蘇國初當時是永豐鄉黨委書記，比我大六歲，死了老婆的。我一心想要搞工作，他又有一個兒子，所以對要不要孩子不上心，後來也沒再懷過。

老頭子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農村。

政府沒有忘記我，鄉民政上的一個姓周的同志坐著三輪車，往我家裡跑了三趟，要送我進福利院。

我問，進福利院了政府還給我發錢嗎？

他當時愣了一下，說那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問問。他為我跑了很多路，我不進福利院也對不起他，對不起組織。

進福利院前，政府每年都給我發錢的，進福利院後不發了。

他們說你進福利院由國家養，還發什麼錢？剛進來時，條件好差，自己還要到外面撿柴火、挖野菜，吃得不太好。

一個小屋子，住幾個人。現在條件好了。

進了福利院，不幹活有飯吃，都是沾黨的光，吃政府的，每次想起都對黨不起。

這個福利院的老人中，只有我是共產黨員。我還是老黨員，跟我一起（同時期）的黨員都快死光了。

以前大隊（她所在村）發展新黨員，還要把我接回去開會，發一包煙，到館子里吃一頓飯。每年「七一」，大隊書記還要帶著幾個支委到福利院看我，給我一百塊錢，後來不來了。組織上好多年沒人來看我了。

以前說，電燈電話，樓上樓下，花花綠綠，現在都實現了，但我又要死了。

睡了幾十年山廟的唱戲人

口述人：尹先華，男

1929年出生，

一生闖蕩江湖，以算命、看風水、唱戲為生，

2014年，進入鄖西縣觀音鎮福利院

從小學唱戲，一唱就是幾十年

我爺爺是個唱戲的。歲數大了，就不怎麼唱了，靠打銀飾養家，父親跟著爺爺學唱戲，漢劇、豫劇、京戲、楚劇都會唱。自己搭建了個戲班子，是班頭兒。

啥窯出啥瓦，啥地長啥草。那時候，最高興的事兒，除了過年，就是廟會，父親的戲班會唱大戲。

我每次都擠到前排，不管會不會唱，咿咿呀呀地跟著哼。

我九歲那年，父親因為常年吸煙酗酒、熬夜賭博，傷了元氣，去世了。

父親一死，我也沒讀書了，因為自小跟著父親學戲，就帶著父親留下的大衣箱、二衣箱，進了人民劇團。

九歲進戲班，一直待到文革開始，從一個新人磨練成台柱子，生、旦、凈、丑都會，收入也從一場戲幾升糧升到幾斗糧。

文革開始後，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老曲目被看成封建毒瘤，不讓唱了，時興革命樣板戲，像《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我倒會唱，可是沒機會唱。

一輩子只會唱戲，不唱大戲了，總得有個營生啊。當地有個皮影戲班子找到我，說：「大戲不讓唱了，咱們唱小戲，唱皮影戲！」我就進了皮影戲班。

在皮影戲班子混了幾年，看的人不多，收入也不行。

與弟媳不和，外出陝西算命、看風水

父母過世，也沒分家，我跟著弟弟、弟媳過。

每次演出我都給家帶回點糧食，收入好還割點肉。日子久了，就有矛盾了，我在外面喝酒吃肉，總會惹他們不痛快。

沒唱大戲沒啥收入那幾年，弟媳天天在家吵鬧，我實在忍受不住，1979年，決定外出闖蕩。

算命、看風水是大學問，不識字不行，嘴笨不行，腦袋不靈光不行。

師傅每天教我背《周易》《梅花易數》《鐵板神算》《麻衣神相》內容很難懂，開始像背天書，還在我有幾年私塾底子，又肯下功夫，幾年下來，幾本書也能背得七七八八。

說實在話，算命比唱戲掙錢，當徒弟時是不分錢的，但看著師傅每個月都能掙十幾塊，我是多麼羨慕！1981年，我五十二歲，跟了師傅三年，終於出師了。

1985年到1995年，這十年是我一輩子最快活的時光。

算命有了名氣，招的人也多，來錢也快，沒把錢當數，掙多少花多少，吃好的，和好的。

還收了個徒弟，讓徒弟美美地伺候了幾年。

1995年以後，有了電腦，聽說那東西比人腦好用，什麼東西都能查得到，找我算命，看風水的人越來越少了。

進福利院之後，陪我的只剩一桿旱煙袋

1990年以後，時代真的變了。

電視、電腦、手機都出來了，有啥不懂的看電視、查電腦，大街小巷都在唱流行歌曲，年輕人相信血型、星座。

那些裝模作樣的大師，拿著幾本書，到處架羅盤。我真瞧不起那些測個字還翻書的人，師傅教的都背不下來幹嘛吃這碗飯呢？

在鎮安跑了幾十年，離老家路途遠，身邊也沒個親人，孤魂野鬼似的。

自己沒有固定的房子，只有看風水的時候，才能在別人家裡住上一兩天，大多時間，都在外面遊盪，晚上就住在山廟裡，鎮安的幾十座山廟，我都住遍了。

有一天夜裡突然下大雪，寒風直往廟裡灌，我從睡夢中被凍醒了，雪光照到廟裡，白晃晃的，還以為天亮了。

我也顧不上得罪神靈，用廟裡香客掛的紅布往身上裹了一層又一層，蜷縮在神像的底座下，渾身不斷地發抖，牙齒不停地打顫，心裡一直想，哪個神仙可憐我，就快把我從這人世間帶走。

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扛不住了，當地政府怕我凍死，把我安排在鎮安縣福利院，生活總算有了著落。

2014年，聽說我戶籍在湖北省鄖西縣觀音鎮天河口，鎮安縣通過和鄖西縣聯繫，將我從陝西鎮安轉回鄖西縣觀音鎮福利院。

我從鎮安回來，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一根陪了我幾十年的旱煙袋。到了靜悄悄的黑夜，我就來到院里，點燃一鍋旱煙，低聲地唱老戲。

「下放」的日子不好過

口述人：李玉友，男

1944年出生，

下放時當過農民，回來後做小生意，開茶館，

2008年入住太平店福利院

鄉里十七年，大家叫我「二流子」

見到我的人都說我穿得蠻光堂，不像個農民，你看我像嗎？不像，是吧？我本來就不是個農民，我原來是城鎮戶口，在太平店共建街長大。

二十歲時我跟我媽一起下放到農村，這一去就是十七年，影響了我一生。

66年的春天，正晌午我從大隊的牛欄那兒經過，看到李英華一個人在那兒玩。她是和我們一起下放的小姑娘，才十六歲，長得很可愛。

我挺喜歡她，但她不喜歡我。當時有點鬼迷心竅，跑進去後把她抱在牛欄上就強行親了起來。

她不同意，在那兒又喊又叫，她媽跑進來把我揍了一頓，又喊人來把我扭送到大隊部。隊長讓我帶著行李在大隊部上了一個星期的學習班。

從那以後我的壞名聲就出去了，都說我不上氣，是個琉璃蛋（二流子，不好好混的意思）。

我成了老大難。你問我為啥會變成那樣？

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下放到那兒，人生地不熟，性格又比較孤僻，想到哪兒就是哪兒，喜歡蠻幹。二是年齡大了，有那方面的需求，迷迷糊糊就犯了錯誤。三是總覺得自己不會在那兒紮根，思想上不安定，對啥事都是無所謂的態度。

十七年的婚姻，竟然也被「下放」

返回原籍後，我去十堰打工，幫一個私人老闆殺豬殺羊賣肉，一個月管吃管住，六十元錢。

老闆娘介紹我認識了孫淑琴。那時候我已經四十多了，她比我大八歲，是十堰輪胎廠內部的理髮師，剛內退，一個月還有幾十塊退休費。

她老家是東北的，長得還不錯，就是皮膚有點黑，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很好聽。

沒過幾個月，我們就好上了。

1987年，孫淑琴和我一起回到太平店，先是租房子殺豬殺羊幹了四五年，生意不太好。她就提議說開茶館，因為她是個愛熱鬧的人，自己也喜歡喝茶。

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沒和孫淑琴拿結婚證。

我們在一起整整十七年，還是很有感情的。沒有爭過嘴也沒吵過架。當然，是她當家，我啥子都聽她的。

我茶飯做得好，一直是我在做飯，我有力氣，衣服也是我洗。

錢我也不管，都是她在管。衣服吧夠穿就行，她給我買什麼我就穿什麼，我平時抽點煙喝點酒她也不反對。

她一個拿工資的人，願意跟著我，我還不知足！

一直到2007年，孫淑琴有了外遇，我又一次被「下放」了。

那一段時間，我每天在茶館忙，孫淑琴說要回去照顧外甥（她之前結過一次婚，有孩子）經常不在家，我也沒在意。

後來喝茶的人好心告訴我，說她在外面又找了個老頭，還經常在十堰公園散步。

我開始不相信，後來見她老是不回家，就找了個早晨跑到公園去看，果真看到她和一個老頭在散步。

下午孫淑琴回來了，還有那個老頭也過來了。他們給我帶了二千塊錢，讓我把茶館處理一下回襄陽。

我心裡也清楚，自己一沒房子二沒錢三沒有工作，孫淑琴跟著我也是受罪。

不說別的，這十幾年，光是租房子都換了七八個地方。我沒說話，啥話也沒說。

福利院收留了我

帶著錢，我灰溜溜地從十堰跑了回來。房子沒有房子，親人沒有親人，我成了一個真正的「孤老」。

剛開始找到幾個老表，這個家裡住兩天，那個家裡住兩天，活像一個灰老鼠。

還好，第二年就住進了福利院。

在福利院里，再也不用操心去掙錢，吃喝穿用都有了保障。那一回中風最嚴重，半邊身子麻木，說話都說不清楚，院長及時打電話叫了救護車，還跟了一個院民去照顧我，住了半個月，好得一點事兒都沒有了。

摸到良心說，要不是碰上現在國家政策好，我真不曉得墳上的草長得有好深了。

我無聊的時候喜歡下象棋，沒事就在福利院里找個人下。下個三五盤，一天的時間就過去了。

有時候找不到人，我就在心裡自己跟自己下，上家走一步下家走一步，有時候走到最後，我也不曉得上家贏了還是下家贏了。反正有個事做，心裡不空就行。

要說什麼都不挂念了，那也是假的。

咋說呢，心裡總還有些不甘吧。有時候真想再去十堰看看孫淑琴，可是有什麼理由呢？要是當初把那兩千塊錢還存她那兒就好了。

民間修廟人

口述人：秦天富

1951年出生，

曾做過護林員和陰陽先生

陰陽先生

二十八歲之前，我是義務勞動的護林員。

二十八歲那年，因為機緣巧合，我接觸到了《入宅傳》和《入墳傳》。

這兩本書，從民國時期就一直在民間流傳，是一個手抄本，裡面畫的「八宅風水吉凶方位八宅盤圖」，我很感興趣，而這也是所謂風水學中最古老的一門流派。

後來，又接觸到《地理秘訣》，這一本是別人從海外帶回來的。

剛開始的時候，村裡的人知道，例如說，誰家擇一個宅基地的日子了，誰家看一個墳地的向位了，都找我。後來一傳十，十傳百，周邊幾十里地的人陸續都知道了。

看了三十多年的風水，看過的陰陽宅可以說不計其數。

但是，我從來不問對方索要一分錢，都是對方過意不去，隨意留下一些錢物，三十五十塊，百兒八十快，算是一些禮節吧。

所以說，到現在倘若是我走到哪個村了，人們還是主動圍上來問這問那。

我用巧計建起一座小廟

要說修建廟宇，得從2012年說起——

那是一個夏天，我們村突然來了一個外地人，說是要承包坡上這片核桃林。當時核桃已經掛果，這個外地人操著聽不懂的語言，在村裡動員了半天，說：「你看看這片果林，就像一個沒娘的孩子，不如承包給我們算了，我每年給你們租金。」

他這些話，讓絕大部分群眾很反感，不同意給他承包。

當晚，我就想，如果在山坡上修建一座護林房子，這核桃林不就成了有娘的孩子了嗎？沒想到遇到很大的阻力，期間還聽到一些風言風語，有說我想沾光，想藉機發財。

我死心不改，一心想搞成這件事兒。

大概又過了十幾天，我私底下跑到十幾里外的安國古城河南岸，找到那個村裡會念經的一位老人。這位老人曾在多家廟裡伺候香火，村裡村外、十里八鄉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

我們兩個商定後，按照我的計策，讓他隔三差五到核桃林的一個空地上念經。每當他念經的時候，我就故意在村裡放出風聲：「有老和尚在坡上念經了，都趕緊去聽啊！」

我這一招果然很靈。大家開始往和尚旁的小木箱里投錢。

一天下午，看念經場上人很多，我就大聲提議修一個小廟保一方平安，沒想到絕大部分村民都同意了。

我的小廟保一方平安

小廟封頂好熱鬧。臨近中午，當最後一根椽子將鉚釘釘穩，拴著紅黃綢子的梁木順利放上樑坑，一時間，小廟兩頭燃起的兩掛鞭炮，噼里啪啦開始齊鳴，大夥圍在小廟周圍有說有笑。

那景象，那場面，一生都難忘啊！

就在去年，我想著一生的願望實現了，人也老了，就申請到福利院來住。之前，因為我是抱養一個女兒，閨女出嫁後，沒有跟我在一起生活。去年，一次收聽廣播的時候，廣播上說，兒女不在一起生活的老人，可以到村裡申請，辦個五保戶。

群養五保對象，是必須要住在福利院的。我在福利院里比較特殊。十里八鄉的人們找我看墳地的多，跑得多，很少閑著。

我就和福利院的院長說，平時我又不在福利院吃住，能不能多少給一點補助。誰知道院長很開明，就按照五保老人們的平均花銷，一個月補助我三百塊錢。

別看我一個月領到三百塊錢，平時看墳地多少也能掙個小錢兒，但是，我心裡還是放不下我親手修建的小廟，隔三差五到坡上走走看看，聽一聽廟上的風聲，看一看神像的光芒。

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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