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漸遠，最難風雨故人來

文化 12-03

《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作者群

狹義的先生是老師的尊稱，廣義的先生是對普通人的尊稱。後者暗含著一種尊重，同時要求對方符合這個尊稱，也可以說，叫一聲「先生」是在抬舉你，叫你一聲「師傅」你也得配。

如果說民國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猶如華夏的背影，漸行漸遠。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初看是喜語，再看是痛語，再再看，或看出曠達。

民國的學者、政要、作家、名士，縱有諸多稱呼，終不及「先生」二字來的親近且大氣，可以俯身可以仰望。這在當下雖是個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卻又是個能遙想到鞠躬的場景。

楊絳先生

先生，幾千年的敬語，也被冬烘過，也被秋殺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我們這代人上學時，私塾和學堂已遠，戒尺和鞠躬已遠，破四舊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後的市場化中，先生貶值或被作價。

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壩，藍天白雲走黃沙。百年國史已有鏡鑒：教育盛，雖戰亂紛爭仍人才輩出、民力豐沛、國體向上；教育衰，縱四海平定歌舞昇平也社會浮躁、未來迷茫、振興乏力。

那本叫Esquire的海外雜誌，在大陸以《先生》現身，而在台灣叫《君子》。若查Esquire的英文，意指地位僅次於騎士的紳士。雅稱中，西方紳士與中國君子相對，而先生則屬於現代派的稱謂。

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

一個時代的氣質是被人帶出來的。這個失節的時代，失去了節制和節氣，一切都轟轟烈烈地奔向那個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國儘管兵荒馬亂，但先生之輩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節，豈不令人嘆喟？

Esquire也好，紳士、君子也好，今天統統以先生冠之。先生之道，除了文化傳承上的堅守、待人方面的寬容，還應有一個現代公民的責任與擔當。

畫家陳丹青為清華大學創作的油畫《國學研究院》

先生在中國的淵源是君子。何謂君子：不只是懂得欣賞梅蘭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權重者不媚之，勢盛者不附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溫潤內斂，有理有節，不攀附，不自棄。

古上君子是維護道統的士子，是文化傳承的載體與傳播者。後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學修較高之人的統稱。

西方有紳士，東方有君子。而當下，君子是一個快絕種的物種。

沒有了君子范兒，就遑論貴族范兒。如今，首先要解決皮相與精神分離的問題，說一套做一套，牆上掛的和心裡想的兩碼事，魂魄分離。對別人不誠實，對自己更不敢誠實。其次要解決失范問題，只有暴發戶，只有沒范兒。

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覺、自尊，然後才有文化重建。我們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覺與重建就談不上了。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部分是被別人打的，部分是自我閹割。

當然，我們今天再談修齊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澤厚先生曾將「中體西用」改裝為「西體中用」——西體是人權、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養和修為，即摒棄傳統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及家庭倫理。修身齊家可也，治天下就免了。

大到國家形象、中到「中國製造」、小到個人修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價值觀的時代，失去事務對錯與東西好壞的鑒別與鑒賞能力。

1950年代，蔣介石在所有公開場合始終保持對胡適的禮遇

寬容是民國先生的第一品質。校刊《北大人》記錄了前北大校長鬍適與前法學院院長周炳琳一段舊事：1946年周指責胡給蔣介石站台，兩人吵得面紅耳赤，周還寫信說「聞先生準備赴南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此時赴會，是否為賢者之舉，琳以為值得考慮一番」。兩人政治主張不同，但不礙君子之交。胡適匆匆赴台，不忘在報紙空白處寫下「我走了，一切請多保重！」

蔣介石為胡適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徳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可算作對一輩人的綜述。

傅斯年號稱是唯一敢在蔣介石面前蹺二郎腿的人，叼煙斗跟老蔣指手畫腳講話。文人縱然難搞，但他們是一個有擔當的群體。不過，高壓之下，有些慷慨就義，有些流氓化、犬儒化。政府執政於一時，而文化更久遠。「得罪文人」於社會，於種群，於文化都不好。

傅斯年

狹義的先生是老師的尊稱，廣義的先生是對普通人的尊稱。後者暗含著一種尊重，同時要求對方符合這個尊稱——也可以說，叫一聲「先生」是在抬舉你。

廣義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嚴，要有一個現代公民起碼的責任與擔當。當世道衰敗，他即便不是力挽狂瀾於既倒的那個人，也要圍觀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中國五四以降的文化衝擊在西南聯大時期結出碩果，湧現出一批有學術、有風骨的教授，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精英。人們嘆息今天怎麼沒有西南聯大的精神，沒有西南聯大式的教授。

想當初聯大的老師穿著長衫，有時候還打著補丁，和同學一起跋涉一起吃苦，而學術並不耽誤，造就近代學術的頂峰。重提西南聯大，不過是映照當下教育界的不堪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