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未來我們該如何面對越來越多的賀建奎？

11月末的一天，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主持一次公開活動。忽然，觀眾中一名六歲男孩跑上台，在教宗身邊玩耍，抓抓瑞士衛兵的手，又倒著走路自娛。男孩的母親衝上台要把他帶走，並解釋說孩子患有語言障礙。教宗讓媽媽把孩子留下，任他遊樂。他還說：「這個孩子不說話，可是他懂得如何交流，如何表達自己。他身上有種東西讓我讚歎：他是自由的。不守規則，但他是自由的。這也讓我思考：我在上帝面前是否自由？」 如果說允許孩子留在台上，只是一般政客的親民伎倆，方濟各關於「自由」的思考，卻是動人心弦了。

教宗當然言必稱上帝，遇事必以神明為壁，思忖進退。然而，無神論者心中沒有這面牆壁嗎？「基因編輯」嬰兒的消息一出，倫理道德、自然法則、科學良知……一個接一個的神明被祭起。我不是說，不要遵循倫理、法則和良知，只是靜觀當今社會對此作出的反應，不僅要問：有沒有人會像方濟各那樣多想一步：在這些「神明」面前，我是自由的嗎？

賀建奎的整件事情裡面，除了涉嫌違法，沒搞清楚的疑問還很多。首先，通過基因編輯讓小孩天生免除被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有無必要。他招募的夫婦，父方染病母親健康，生下的小孩可以天生不得病。賀的解釋是，患病的父親害怕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染病，還是會把孩子送給親戚撫養，因此無法享受天倫之樂。其二，他宣稱志願者都受過高等教育，完全知曉風險。可是有報道指出有的參與者卻是第一次知道基因編輯。科學界對此事最大的憤怒，在於整個過程不透明，前期論證不充分，很可能結果是不安全的。

我無意為賀開脫。正如紐西蘭奧塔哥大學中國生命倫理學專家Jing-Bao Nie接受美聯社訪問時指出，賀建奎身上具有「今日中國的雄心，求第一的渴望」。其實，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克隆出兩隻猴子已經讓世界側目。克隆技術始於西方，但國際上還不敢用於靈長類，畢竟那與人類太接近了。近到叫人不寒而慄。然而，讓我們面對一個事實：科技必將走得比法律、道德更快。未來註定出現新的賀建奎。

「他和他的同事多少年來飽受抨擊：不僅媒體、教會、公眾批評他們，還有同行們斥責他們所做的危險、不道德，醫藥研究委員會拒絕給他們資金……然而那些絕望的父母們蜂擁而至……」這段描述不是關於賀建奎，而是20世紀60年代體外受精技術（IVF）的兩位研究者羅伯特·愛德華茲和帕特里克·斯特普托。

1978年7月25日，全世界第一名由體外受精誕生的嬰兒路易斯·布朗誕生。她的產房接到爆炸威脅，不得不轉移。成長過程中，父母接連搬家，尋找避開媒體跟蹤的私家花園。沒人知道她能活多久。DNA發現者之一James Watson，1974年向國會委員會作證IVF技術有多邪惡：「一切都失控了，政治的、道德的，這將蔓延全世界。」 預言、謠言四起，「人造子宮即將誕生」，「受精卵可以從一個女人移植到另一個女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再被引用作警世之言。2006年路易斯自然懷孕。2010年羅伯特被授予諾貝爾獎（帕特里克早逝）。梵蒂岡從這項技術誕生開始就強烈反對，至今仍然替上帝拒絕接受。今年，路易斯四十歲了，世界上試管嬰兒超過八百萬。

賀建奎也曾用路易斯的例子自比。非常期待，今天能有科學家指出二者的分別，除了IVF並沒有編輯基因，僅僅是「促成」受精。

在香港大學賀建奎問答現場，1975年諾貝爾獎得主戴維·巴爾的摩氣惱質問，為什麼生出來了才通知我們？賀的解釋是，三年前自己在學術會議上已經提出，也和中美科學家個別討論過。但這個說法顯然不讓學術界滿意，其中跨越灰色地帶、搶先一步的意圖是明顯的。問題是，醫學界科學界是否存在一種機制，令到任何突破舉動事先張揚，通知到所有人，取得同意再實施，同時保證這樣的機制不會阻礙新技術新發明的誕生？還是說，這樣的機制，實際上只存在於科學家的自律？

曾經詢問以色列學者赫拉利對上帝的看法。他認為人類將自己的無知冠以上帝的大名。我們知道的越多，就越能擺脫宗教名義的束縛。當時他用的詞是ignorance（無知），而在基因編輯的例子上，我覺得更貼切的是unknown（未知）。不知將如何，這樣的一道深淵，不是普通的勇氣可以對付。對未知的恐懼，不過是人性。貪婪常常打敗自律，有時它也被稱為「進取」。恐懼，或許才是人類的自我約束機制，教我們不要自我毀滅得太早。即便如此，總會有人多想一步：在未知面前，我是自由的嗎？

路易斯·布朗的身份一出生就被公開了。她並不埋怨兩名「創造者」。2013年在羅伯特的葬禮上，她還說對他一直懷有「爺爺」般的情感。路易斯一家雖遭聚光燈追蹤，但那畢竟是互聯網之前的世界。唯願Lulu和Nana，不會被人曝光，不然將一生如同活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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