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學術與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字和學術簡史（一）
原標題：清朝學術與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字和學術簡史（一）
一、清學用漢學替代宋明理學，是用錯誤代替錯誤
宋明理學的貢獻是，正如宋明儒家自己所宣稱，是重新接續了中華道統，這個道統自孟子時就中斷了。何謂中華道統？就是認為人生而圓滿，生而善，人生和社會的意義就在於順應和發揮人本然的、內在的心性。這個道統的傳遞路徑是自伏羲起，經黃帝、神農，至堯舜禹，再到商湯，周的文王、武王、周公，然後到孔子，最後傳至孟子。
中華道統傳遞序列中的個人，應該被看做時代的代表，不是說中華道統真的是經過幾個人單線維繫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道統序列到孔子時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孔子之前的道統承載者都是「聖王」，用現在的話說，都是政治家，國家元首，而孔子卻是一個學問家、教育家。也就是說，孔子之前，中國的道統是貫穿於以政治為中心的社會實踐中，而孔子之後，道統開始學問化、學術化了。
這就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化，斷裂式的大變化，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禮樂」指的是社會形態，而且是內含道統的社會形態，「禮崩樂壞」就是傳統的道統社會的崩潰。為什麼會崩潰，是受到一個新的外來文化的衝擊，經由北方游牧民族而傳來的法家文化。在法家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下，整個中國的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利益化、專制化了。
孔子的貢獻就在於，當傳統的道統社會崩潰時，他把記錄傳統社會的經典整理出來，並進行解釋，然後以此為教材，開館授徒。傳統社會就是一個道統社會，記錄傳統社會的經典的要義當然就是道統。孔子整理《五經》，實質就是在整理道統，開館授徒，所傳授的也是道統。
孔子之前，中國是沒有獨立的學術，相應也沒有獨立的教育。學術和教育是內含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中，尤其是政治活動之中。孔子之前的政治的核心實質是教育，或者說那時中國的政治模式就是「教育政治」，政治家、官員，實質就是教師、教育家。
禮崩樂壞後，「教育政治」的政治模式消失了，而被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所取代，就是「法治政治」，其文化和思想基礎是法家。在「法治政府」中，政治家、官員都不再是教師和教育家，不再是道統的承載者，而是立法者和法官和警察，制定法律和制度，並且以暴力為後盾，強製法律和制度的執行。
秦始皇滅六國成立的秦政府是典型的「法治政府」，但是，傳統上的一些政治習慣尚未完全消失，譬如秦朝就有「以吏為師」的說法。事實上，「以吏為師」是秦以前中國傳統政治的典型做法，秦政府進行了繼承。但是，這句話的內涵在秦朝卻發生了本質變化，因為秦朝的老師所教的內容是法律、守法，而且其背後的保障也不是道德感化，而是暴力、專制。
也可以這麼說，春秋以前，中國的「道統」和政治是一體的，但是，春秋之後，尤其是秦朝以後，道統和政治出現了分裂、分離，政治不再遵循道統，至少不再單純遵循道統。但是在這同時，獨立的學術、教育出現了，並且學術和教育的宗旨就是傳承道統，學術和教育與道統是一體的。即中國的學術是「道統學術」，教育是「道統教育」。而孔子就是「道統學術」和「道統教育」的開創者。
但是，在法家思想，以及在春秋戰國時期所出現的其他流派的思想的衝擊下，在孟子之後，即便學術意義上的道統也難以維繫，這就是後來唐朝以及宋朝儒家所說的道統的中斷。
到了北宋，一流的學問家們開始致力於道統的重建，宋明理學開始出現。宋明理學所致力接續的，是由孔孟所開創的以學術、教育為形態的道統，其重建的方式也是學術的創新、思想的創新，其結果就是一種嶄新形態的學術出現，就是「宋明理學」。
在形式上，宋明理學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實現了對自孟子以來中斷的中華道統的接續。最典型的表現是，開始重新相信孟子的「性善」說，重新相信人生而圓滿，重新把尊重、順應和發揮人本然的內在心性作為人生和社會的最高價值和意義所在。
但是，宋明理學對中華道統的接續，更多只是在形式上，並非完全在內涵上。因為宋明儒家受到了佛教、道家以及當時的其他宗教的影響，而對心性進行了虛構，對心性進行「理化」。宋明理學的「理」，內涵與孔孟所講的「理」有本質不同，是一個先驗的哲學，甚至神學實體，非常類似於基督教的「真理」和「聖靈」，是一個絕對善的東西。然後，再把這個「理」放置到人「心」之中，這樣人心就是含有「理」的，因此也是絕對的善，絕對圓滿。
因此，宋明理學實現對人心的絕對信任，讓人們對本然心性擁有絕對信心，是通過哲學、甚至神學的方式實現的。虛構一個哲學、神學實體，並把這個虛構實體植入人心，對人心構成支撐。
宋明理學的這種對「理」，以及對人的心性的虛構，導致一些問題。程朱理學導致的問題是「支離」、「逐物」，在陽明心學所導致的問題是「空疏」、「狂悖」。由於心性是虛構的，而非真實的，討論心性就是討論一個虛構的東西，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因此是「空談」。
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際讓人覺得無法忍受，於是，當時的大學問家都表示不滿，認為學問應該由「空談」轉向「實學」。同時，他們還認為，宋明理學偏離了孔孟之道，應該超越宋明儒家，而探求和恢復真正的孔孟道統。
宋明理學固然有問題，有錯誤，但是清朝的儒家卻為解決這個問題，卻陷入了另外一個極端，而出現了更大的問題，犯了更大的錯誤。在最基本的立場上，清儒和宋明儒是一致的，都是為探求和恢復中華道統、孔孟之道。但是，作為後來者，清儒不是考慮接續宋明理學，站在宋明理學的肩膀上去做事，而是要越過宋明理學和宋明儒家，去另立爐灶。
宋明儒家明明說，中華道統至孟子就中斷了，這意味著孟子之後的戰國，以及後來的漢唐時期，對孔孟和儒家經典的理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純正的。但是，清儒偏偏說漢朝的學問就是真正的孔孟之道，在早期，他們乾脆稱自己的學問、學術叫「漢學」。
清儒認為，宋明儒學因為空談心性不是儒家之正宗，正宗的儒學就是孔孟本人的學問，孔孟本人對《五經》的解讀。但是，在孔孟時代直接流傳下的文獻很少，甚至沒有，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文獻資料，其直接成書都是在兩漢時代。也就是說，從直接成文、成書的角度而言，漢朝的文獻就是最原始的材料。同時，清儒還認為，漢朝「去聖不遠」，即距離孔孟的時代還不算太遠。於是就把漢朝的文獻當成孔孟時代的文獻，把漢朝人對五經和孔孟的解讀，當成正宗的孔孟思想。
於是，清儒就把學術重心放在對漢朝文獻的復原上。這種復原工作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恢復已經流傳至今的經典在漢朝的原意，即漢朝人對經典的理解；第二，復原漢朝時期存在，但是後來卻消失的文獻；第三，識別漢朝時，以及後來出現的造價文獻，即偽書。這就是「漢學」的工作內容。
那麼，清儒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如何建設「漢學」的？答案是文字考據。具體是，通過閱讀各個時代的全部文獻，來考察文字含義，甚至音韻上的變化，來考究其含義的變化，一直追溯至漢朝。因此，「漢學」又叫「考據學」。「漢學」是從內容上說，「考據學」是從方法上說。
考據學、漢學，註定是一場悲劇，因為，在一開始他們就搞錯了，在「漢學」中去需找真正的中華道統、孔孟之道，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宋朝的儒家，甚至唐朝的韓愈已經明確指出。在「考據上」一絲不苟的清儒恰恰不去認真地對待和考究這些說法，無端地選擇無視和否定。
整體而言，在「道統」上，在學術上，漢朝所面對和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亂攤子」。因為，漢朝是繼春秋和戰國而起，而春秋戰國恰恰是「禮崩樂壞」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斷裂期、混亂期。學術、教育的的出現本身，就是這個場歷史大崩潰、大混亂、大斷裂的產物。漢朝只是結束了社會的混亂，學術上的混亂漢儒卻無力結束。
漢學混亂的典型表現是，漢學是在民間興起，而且存在諸多流派，每個流派都有自己的規矩和理解。「漢學」其實就是「經學」，即對《五經》文本的傳承和解釋。在西漢初年，《五經》是流佈於民間的，而且一家一經，一經多家。朝廷、官方是沒有學問的，也沒有書。學問家全部是民科，「官科」壓根就不存在。這對現代人而言簡直不可思議。認清和理解這一事實對真正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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