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來的貢獻

原標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來的貢獻

一

經過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首要的根本任務，是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慘痛失敗，把革命方向道路問題嚴重地急迫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能否儘快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能否儘快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道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關係到中國革命的興衰成敗。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實踐的重點，放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訓，使毛澤東等人最先警醒。八七會議前後，毛澤東提出了「上山」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的主張。八七會議是一個中介，此後毛澤東革命的立足點從輔助、支持國民黨完成民主革命，轉到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民主革命之上，並且開始了農村武裝革命鬥爭的實踐。創建工農紅軍，開展土地革命，創建湘贛革命根據地，成功地進行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嘗試。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工農武裝割據」，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結合起來。毛澤東並且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的原因和條件。指出「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同年11月，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了黨的領導和武裝鬥爭、土地革命、革命根據地建設的關係。指出：黨的領導正確是進行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保障；而武裝鬥爭、土地革命、革命根據地建設這三者是互為條件，互為依託的。

關於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的關係問題。毛澤東1929年4月5日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確提出：「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重要條件。」「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的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關於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問題。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三灣改編工農革命軍，即在工農革命軍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部隊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並且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連、營、團各級建立士兵委員會。1928年5月，毛澤東又給紅軍提出了「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使紅軍的建設進一步革命化和規範化。

關於紅軍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1928年 5月，毛澤東和朱德等根據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客觀實際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以來與敵作戰的經驗，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為後來紅軍整個作戰原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 2 9年以後，又提出「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等等。

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以及紅軍戰略戰術的一些基本原則，只是他兩年來革命鬥爭實踐的總結和理論思考，還並無全黨應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的思想，也並未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後。

二

中共六大以後，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書長、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3月19日，周恩來在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確指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在目前還是一個宣傳的口號。」「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特別地肯定了毛澤東的經驗：「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將來你們部隊建黨時，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

由於紅軍隊伍在其建軍初期殘留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於中央指導方針的搖擺以及「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按：指共產國際)到來」的影響，1929年五六月間，紅四軍「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紅四軍黨內發生意見分歧進而發生爭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一時不為前委認識和接受，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落選，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隨後，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軍事會議並彙報紅四軍黨的工作及全部情況。

周恩來在聽取陳毅向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兩次詳細彙報，以及此後和李立三、陳毅的多次談話討論後，於9月28日審定發出《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就中國革命的特徵、紅軍的基本任務、紅軍中黨的領導、毛澤東的地位等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

在指示信中，周恩來明確而肯定地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對中國革命特徵也即道路這一根本問題作出的正確結論，這一結論是對毛澤東等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升華。

周恩來指出，目前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的有以下幾項：一、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關於紅軍的發展和戰略問題，『分兵游擊集中指導是不可移易的原則。」

關於紅軍中黨的領導及其組織問題，周恩來明確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著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上。」對紅軍中一切錯誤觀念，「前委應堅決以鬥爭的態度來肅清之。」「黨代表名稱應立即廢除，改為政治委員」，並作為軍隊和政治制度的建設把它鞏固下來。

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及前委工作安排問題，周恩來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要求恢復毛澤東和朱德在群眾中的信仰，「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來並囑咐帶此指示信返回紅四軍的陳毅：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並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

三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紅四軍前委於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開了黨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會議。由於陳毅迅速、忠實、全面地貫徹執行周恩來指示，用九月來信分清是非，結束爭論，統一思想，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取得圓滿成功。

古田會議的根本任務，是解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問題。因此，古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

——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肯定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

——明確軍事與政治的關係，「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強調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

——確立紅軍處理軍內關係、軍民關係和瓦解敵軍的原則，重申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規定。

——規定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

——規定紅軍政治工作作風和方法，強調調查研究，黨內批評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樹立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思考的升華，是對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的充實、完善和發展。它在黨的建設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現實作用和深遠歷史作用。

古田會議結束後數日，毛澤東再次向黨內同志闡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道理。明確指出要想「在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說明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革命高潮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立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級擴大人民武裝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政策，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只有這樣，才能樹立全國人民的信仰，給反動派以極大困難，動搖其基礎促進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可以說，到這個時候，毛澤東已正確掌握了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群眾運動與武裝鬥爭、黨的領導與軍隊建設等方面重要關係，基本形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論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以及紅軍戰略戰術等方面的基本原則，找到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方向道路。

四

1930年1月15日，中央軍委主辦的《軍事通訊》創刊，刊登了陳毅寫的《關於紅四軍歷史及其情況的報告》，並配發了編者按。編者按強調「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如編製、戰術、籌款給養、群眾關係、軍事和政治訓練、軍中供給開支原則等等，「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沒有看過聽過的。」要求「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都要學習朱、毛紅軍的經驗，堅決執行紅軍游擊戰爭的任務和戰術原則。」

2月1日，周恩來在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澤東的復職，紅四軍的中心的政治領導已確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廣東派幹部支援。

為了解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富農、游擊戰爭、赤色工會等問題上的爭論，周恩來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於3月初前往莫斯科彙報。周恩來到莫斯科後，向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彙報了毛澤東等人開展農村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充分肯定、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主張，闡述了自己「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思想。周恩來的彙報產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產國際、蘇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方法問題，也促使他們重視和讚賞毛澤東。《真理報》因此公開宣傳肯定中國紅軍，宣稱「紅軍的各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正在變成為土地和政權而鬥爭的勞動農民群眾的武裝力量」，「成為中國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來去莫斯科之後，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發展並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數月之內使中共黨組織和紅軍遭到嚴重損失。中共和紅軍即將面臨國民黨蔣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壓迫。

周恩來和瞿秋白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糾錯，於8月下旬相繼到達上海。迅速採取措施堅決停止城市暴動和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9月24日至28日，周恩來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評李立三的錯誤，恢復黨、團、工會組織的正常工作，撤銷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攻取中心城市的計劃和行動，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會議，卻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9月30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的報告中，向來自全國各地以及將要派往各地的紅軍領導人介紹「朱毛紅軍」的發展及其現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指出：「朱毛紅軍」為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從游擊戰向帶游擊性的運動戰轉變，是戰略性的轉變，是完全正確的。

五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血雨腥風、刀光劍影里艱難探索的十年。這十年，中國共產黨人所探索和解決的是兩大問題：思想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認識中國革命的本質規律，形成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學理論；實踐上，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方向道路。

經過十年的艱難探索，經過大革命特別是經過1927年至1930年農村武裝革命鬥爭的實踐，毛澤東等人逐漸自覺地摒棄教條主義，逐漸樹立起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不斷開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正確認識中國國情，認識和掌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本質規律。從「上山」、「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到「工農武裝割據」；到「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到「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等人經驗逐漸豐富，思想逐漸明朗，認識逐漸升華，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學理論形成，找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方向道路。

在毛澤東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學理論形成過程中，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正確道路形成的過程中，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貢獻的。

周恩來具體領導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並且從南昌起義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他認為，南昌起義後，部隊「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他在1928年至1930年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努力正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的方向道路的問題，努力克服「左」右傾思想干擾和政策的搖擺，支持毛澤東等人的實踐，努力探索正確的革命道路。在毛澤東等人的實踐基礎之上，作出了「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正確結論和正確決策。在毛澤東的實踐還不被認識、主張還不被接受，毛澤東處於困難境地之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澤東在紅四軍的領導地位，使毛澤東的主張為全軍認識、接受並順利實行。古田會議以後，又因周恩來的大力介紹和推行，毛澤東的實踐和思想逐步為全黨全軍以及共產國際、蘇共所認識和接受。

(作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

*本文原分8個部分，收入本論文集的為後5個部分。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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