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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園桃李一手栽:南開校友在國共兩黨居高位者眾

原標題:兩園桃李一手栽:南開校友在國共兩黨居高位者眾



(▲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到重慶南開中學看望師長和同學。圖片來源:重慶南開中學,華龍網發)

摘要:張伯苓七十誕辰,周恩來與南開校友張厲生(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讓張校長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來。第二天校園內就傳詩:「國共兩部長,合作抬校長,師生情誼深,佳話山城揚。」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同的愛國情懷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將張伯苓周恩來師生結成緊密的紐帶,曾相互通信。


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致函張伯苓:「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餘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他還請「負華北重望」的張伯苓「一言為天下先」,促成各方「統一對外,並開抗日人民代表會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南開放假一天,召開慶祝大會。張伯苓興奮致詞:「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麼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過去我把他開除了,現在我宣布恢復他的學籍。」(龍飛、孔延庚《張伯苓與張彭春》)

不久,南開大學收到周恩來化名「約翰騎士」發來的英文復函,感謝南開師生致電慰問,並希望同學們關心國家命運,積极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7年2月,周恩來在延安接受天津英文報刊《華北明星報》的外國記者採訪時談道:「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後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請你回到天津後,在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前代我問候。」


抗戰期間,張伯苓多次致函周恩來,推薦進步青年赴陝北工作,重慶南開中學就保存其中一封。1938年1月16日,他致函周推薦:「茲有南開校友羅君沛霖願到貴軍作無線電設計製造及修理工作」;羅「考入上海交大機工程科」,「畢業後即服務廣西第四集團軍無線電工廠,旋入上海中國頑強線電業公司部工作。為人聰穎幹練,學力極佳。」


如此人才、如此專業,正是中共在延安渴求難得,當然歡迎,而且視為寶貝。1938年3月,羅沛霖進入中央軍委第三局,參與創建邊區第一個通信器材廠;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創立我國第一個電子信息工程專業;主持建成我國第一座大型電子元件工廠,指導研製我國第一部超遠程雷達、第一代系列計算機。1980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張伯苓以民族大義為重,撇開黨派之爭,以南開培養出周恩來為自豪。1938年5月,他應武昌中華大學陳時校長之邀演講,公開稱讚兩校的兩位共產黨名人:「中華大學有惲代英,南開大學有周恩來,這都是傑出的人才,是我們兩校的光榮!」

接著他又談起國共合作共赴國難時艱:「最近,我乘船過三峽,過灘時,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協辦動手絞灘,平安渡過險關,我有感於此,回來寫了信給周恩來同學,我說國共兩黨只有同舟共濟,協同努力,戰勝惡浪,才能衝破難關,獲得勝利。」(吳先銘《陳時與中華大學的幾個片斷》)


同月,武漢的108名南開校友在漢口金城銀行二樓集會,歡迎前來為南開募捐的老校長張伯苓。八路軍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代表、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出席,並作為校友代表之一致詞:「南開除嚴格之訓練與優良之校風外,有兩點至可注意:一為抗日禦侮之精神,一為注意科學訓練。」


會上放映南開和校友的有關照片,當出現長征途中留著鬍鬚身穿戎裝的周恩來照片時,張伯苓用手杖指著對大家說:「這個腦袋要值十萬塊錢。」抗戰前蔣介石曾以十萬元高價懸賞周恩來首級。


當即便有校友開玩笑回應:「校長,您可以領著周校友到蔣先生那裡,向他要幾十萬塊錢,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嗎!」張、周和校友們聽後一起開懷大笑。(南開大學黨委宣傳部、校史研究室《無盡的思念──深切緬懷南開傑出校友周恩來》)


周恩來在重慶領導統戰工作期間,常到沙坪壩津南村3號看望張伯苓和南開師友,縱論天下大勢,宣傳中共方針政策,激勵大家團結抗日。「師生二人常常爭得面紅耳赤」,到了下個周末,「周恩來依然照來不誤。師生二人又談笑風生,好像從來沒有爭吵過一樣。」

周恩來尊重老校長,但對老校長追隨蔣介石越走越近,在政治漩渦中越陷越深,頗不以為然。張甚至對周說,要毛澤東「趕快把你們共產黨的攤子收了,擁護蔣委員長」。


1945年冬,軍調處執行部成立,周恩來赴北平與南開同學、時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負責人丁履進談道:「(張)校長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應該參加國民參政會這類的政治工作。」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三番五次勸說張伯苓離開大陸,被張拒絕。據張孫女張媛和回憶,其中原委是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張老友傅作義告知張長子張希陸(註:原名錫祿):「周副主席告訴我,過幾天鄧小平來再作商談,現在要想辦法透消息給張校長,不要讓他去台灣。」


恰好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要去香港,於是商量請他到港後找金城銀行南京行經理王恩東(張伯苓的學生),請王設法將周恩來的挽留之意告知張伯苓(馬櫻健《張伯苓拒絕蔣介石赴台要求 領悟周恩來挽留之意》)。

不久,隱居重慶的張伯苓收到寄自香港的簡訊:「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求學時期的筆名,張閱信後有如服下「定心丸」。


他年事已高,葉落歸根,有周恩來的關照和愛護,自然不願背井離鄉。中共執政後,周恩來確實庇護張伯苓及其家人,緩和大量的政治衝擊(詳見結局一節)。


1946年4月,張伯苓七十誕辰,很多南開校友和社會名流來南開祝賀,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裡。


周恩來與南開校友張厲生(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讓張校長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來,引起在場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校園內就傳詩:「國共兩部長,合作抬校長,師生情誼深,佳話山城揚。」一時傳為美談。(梁吉生《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第316頁)


陶行知曾題詩《張伯苓先生七秩大壽》:「『有中國必有南開』,兩園桃李一手栽。從心所欲不逾矩,凱歌重上八里台」。陶在「兩園桃李一手栽」句下加註說:「國共兩黨皆有先生高足。」


南開校友在國共兩黨居高位者眾,張伯苓病逝前數月與部分南開校友在津聚會時自豪地宣稱:「咱南開到處有校友,北京有周恩來,在台灣還有吳國楨」。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訂,【山水微言·237】。本文為《「燃志之師」張伯苓:「中國不亡吾輩在!」──「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史評之七》連載第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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