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史：巴勒斯坦社團的精英政治

巴勒斯坦史：巴勒斯坦社團的精英政治

文化精英中有一個群體引人注目，他們團結一致卻遠離與猶太國合作或反對態度所形成的緊張局勢，這些都是詩人詩歌是「巴勒斯坦浩劫」中民族特徵唯一得以倖存的領域。政治活躍分子不敢表達的東西，詩人卻可以大聲說出來。通過詩歌媒介，日常生活中的愛恨、生死、婚姻和家庭等事件與土地徵收和國家壓迫政治事件交織在一起，並在詩歌節上公開朗誦，比如加利利卡法亞希夫（Kafr Yassif）定期舉辦的詩歌節。以色列秘密警察無法判定這些現象是顛覆活動還是文化事件。80年代早期，以色列安全部門開始監視伊斯蘭運動組織的各種慶祝活動，但同樣感到迷惑。

同時猶太詩人和這些巴勒斯坦詩人一樣力爭廢除軍事政權，並得到務實政治家們的支持，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個政權使以色列同該地區以及整個世界的關係變得複雜。這些政治家們把自己看作自由主義者，因此願意給予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公民地位。但只要本-古里安還是總理，或者說在1967年前他至少還在幕後操縱，針對巴勒斯坦少數民族的政策還是由一心只為安全考慮的決策者來決定。此項無情政策的執行者正是本古里安的阿拉伯事務顧問，他們希望儘可能驅逐巴勒斯坦人並將其他人限制在看守河西岸大部分地區，將那裡的人口限制在無數小「班圖斯坦」區內。驅逐者將「在場的缺席者」即巴勒斯坦難民當作被驅逐的人，他們在以色列境內流離失所，既無家也無國。

外交部長摩西·夏里特支持的共產黨積極分子成了他們的救星，最終只有一少部分人被驅逐出境32夏里特是廢除軍事政權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但錫安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其中包括貝京，針對巴勒斯坦少數派的英國緊急條例使他大為震驚，因為他清楚地記得這些條例曾被用來反對他和他的朋友）和社會主義者（如以色列統一工人黨）卻花了15年的時間才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在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中，「公共輿論站到了總理一邊，當地猶太媒體一致支持政府這項政策。然而所有壓制行為也無法剝奪一項基本權利，儘管本-古里安有此打算，這就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色列工人黨內部對於這兩項權利的爭論十分有趣。

選舉集會的原始本能竟可以掩蓋徹頭徹尾的種族隔離這一重要問題，這著實讓人覺得具有諷刺意味。尤其是猶太工總無法拒絕阿拉伯選民可能會提供的財寶，他們像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一樣為巴勒斯坦人民的選舉權而鬥爭。本-古里安錯誤地預測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會把選票全部投向共產黨，即使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工人黨繼續掌權的有利工具。科法爾卡薩姆村（Kfar Qassem）大屠殺使這個軍事政權的邪惡顯露無遺。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國防軍入侵西奈半島，要與英法聯軍一起推翻納賽爾政權，這天以色列軍在毫無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所有巴勒斯坦村莊實行了宵禁。

科法爾卡薩姆村村民回家時間超過了規定的日落時間，這並不是發生這種情況的唯一村莊，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以色列邊境警衛決定屠殺平民來懲罰這次違例行為，48名平民被屠殺，包括婦女、兒童和青年。公民在自己的國家沒能受到保護，這種情況沒有激起任何公憤，相反對但從長遠來看，科法爾卡薩姆村大屠殺猶如一場衝擊波衝擊了整個國作惡者只是從輕發落。家，促使政府改變立場。針對如此寬大處理殺人行為的指責遠遠超過針對決策機構的批評，而且在西奈作戰期間，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良好表現使許多人都相信這個軍事政權不僅無用，甚至有害，甚至以色列情報機構的領導人伊薩·哈雷爾（Isar Harel）也試圖說服本古里安。

從安全形度來說廢除軍事統治比保留更有益，並得到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西蒙·佩雷斯（s mon Peres）全力支持。但是，本古里安擔任總理期間沒有採取任何舉措巴勒斯坦人內部對軍事統治問題也存在分歧，但以色列的政治體系對此並未立分意識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以色列政府內部在徵召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國防軍的問題上存在爭議。情報部門預計巴勒斯坦少數民族會拒絕徵兵，並建議所有被徵人員只要服役一年。如果他們拒絕，政府就宣布整個巴勒斯坦社團都拒絕服兵役。1954年這一設想付諸實踐，令情報部門感到既驚訝又迷惑的是，每個應徵人員都響應號召。另外，在共產黨支持下，徵兵日變成了節日。

實際上沒有真正徵用任何新兵，政策制定者完全忽視了這些人服役的意願。更有甚者，政府對事件的解釋成為對巴勒斯坦少數民族歧視性政策的又一工具，並且一直沿用至今:只有在軍中服役的人員才有資格享受到貸款、按揭和減少大學學費等國家福利。在這個猶太國家，工業與安全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這就是說絕大部分工業部門（近70％）都不向巴勒斯坦公民開放，因為他們沒有服兵役。1966年，這個軍事政體連同其所有令人厭惡之處都畫上了句號雖然沒有毀掉共存的可能性，但卻留下了深深的仇恨和懷疑。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色列議會50年代早期通過的基本法加劇了持續至今的歧視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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