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希臘好看的背後是風險

原標題：她的希臘好看的背後是風險

　　唐山「世界變大了。原本就富有進取精神的希臘人一下子邁向了廣闊的世界。」

在《希臘人的故事》的結尾部分，鹽野七生這樣寫道。它不僅為厚厚的三卷本畫上句號，也為其50年寫作生涯畫上句號。

難以想像，在《羅馬人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十字軍的故事》《羅馬滅亡後的地中海世界》《文藝復興的故事》《地中海三部曲》之後，鹽野七生會以《希臘人的故事》為封筆之作。

其一，在《羅馬人的故事》第一卷中，已講述了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和亞歷山大東征，基本容納了《希臘人的故事》的主幹。

其二，在《羅馬人的故事》中，鹽野七生反覆用古希臘人的無法團結，來反襯古羅馬人制度創新的才能，既然前者遠不如後者，又何必再寫《希臘人的故事》？

其三，古希臘相關著作甚多，很難寫出新意，且相關史料凌亂，不易理出頭緒。

然而，鹽野七生較好地解決了這三方面問題。

古希臘人如何頂層設計

在大框架上，鹽野七生延續了《羅馬人的故事》的寫作思路，即以制度演化為軸心。

公元前8世紀末，在社會發展推動下，希臘諸邦紛紛走上建國之路，從鬆散的自然關係走向共同體，「統治合法性」問題因而凸顯。

一般來說，早期國家多選擇君主制。一方面，當時的人們依靠家族生存，而家族是天然的學校，將人馴化成臣民。另一方面，在前國家階段，大貴族是社會運轉的軸心，屈從於權力已成公認的社會原則。

然而，大多數古希臘城邦從一開始便視君主製為野蠻，這或與古希臘農業欠發達，更多依靠商業相關。此外，古希臘地處兵家必爭之地，頻繁的戰爭讓人們厭惡君主制。

率先變革的是斯巴達。

斯巴達人本是入侵民族，周邊強敵四伏，必須首先解決安全問題，於是便有了「呂庫古改革」。呂庫古將全民分為斯巴達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三等。斯巴達人擁有公民權，因此承擔戰爭義務，為保證戰力，從7歲起過集體生活，30歲才能成家，但晚上仍要回軍營住宿，殘酷訓練讓斯巴達人成為戰爭機器。

庇里阿西人則是商人、手工藝人等，他們無需參戰。希洛人則是奴隸，只負責農業生產，除婚姻外，不享有任何自由。

顯然，這是一個寡頭政體。為避免商業腐蝕戰士們的精神，斯巴達只准使用鐵幣，以抑制商業發展。斯巴達國王由兩個家族產生，國王只能領兵作戰，國家大政由5名監察官決定，他們由斯巴達人選舉出來，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雅典的改革則是逐步完成的，經梭倫、地米斯托克利斯、伯利克里等四變。其基本內容是根據個人財富，將公民分為四等，均有作戰、納稅等義務，同時享有選舉權和參政權。

雅典以海軍見長，主力艦需槳手百人，戰士僅30人。如以奴隸當槳手，則奴隸無人身自由，亦無參戰義務，一旦短兵相接，戰力嚴重不足。雅典人創造性地將最底層的四等公民吸納為槳手，大大擴充了兵源，而海軍反過來又強化了共同體意識。

斯巴達與雅典進入同樣的困境

不論是斯巴達，還是雅典，其制度都是根據其具體需要設計而成的，在希波戰爭中，體現出其優越性。

斯巴達制度在溫泉關一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度擋住百倍於己的敵軍。陷入絕境時，其他城邦的軍隊紛紛逃走，斯巴達國王與三百勇士卻死戰到底。

在薩拉米斯海戰中，雅典制度也展現出威力，憑藉弱勢兵力，幾乎全殲了波斯海軍。

希臘人能取得勝利，因士兵們有更強的共同體意識，將為國參戰視同為己參戰，遂能創造奇蹟。

然而，斯巴達與雅典都沒意識到，其制度設計存在嚴重缺陷。

斯巴達的「寡頭制」缺乏可持續性，僅占人口4%的斯巴達人壟斷全部政治權力，導致希洛人反叛不斷。且斯巴達兵源長期無法擴充，最多僅有1萬名戰士，到後期，甚至下滑到只能派出700人，斯巴達僅能維持小國寡民的格局。

雅典的「民主制」同樣充滿風險，由於第四等級公民也能參政，他們文化程度低、缺乏遠見，卻擁有最多的投票權，這使雅典逐步走向「眾愚政治」。伯利克里善於操縱民意，每次選舉他都能當選，成為事實上的寡頭，其專製程度甚至超過君主制的國王。偏偏他又缺乏軍事才能，最終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

任何制度都會有缺陷，可斯巴達與雅典面臨相同的窘境：缺陷的受益方掌控了權力，他們沒有改變的動力，且一旦改變，很可能引發失序，結果可能更糟。

希臘人不得不擁抱王權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奇怪的戰爭。

在相當時期，雙方沒有正面交鋒。因為當權者知道，一旦硬碰硬，制度弊端就會暴露，可能引發崩潰。於是，每年例行的節目是：斯巴達陸軍掃蕩雅典農業區，雅典海軍則掃蕩斯巴達沿海地帶。雙方都寄望對方在消耗戰中倒下。

在此期間，雅典與斯巴達都誕生了一位軍事天才。雅典的是阿基比亞德，斯巴達的是呂山德。

阿基比亞德建議外線作戰，通過征服西西里島，擴大雅典勢力圈，從而困死斯巴達。可剛率軍抵達戰場，雅典法庭的船也跟來了，準備帶阿基比亞德回國受審，罪名是褻瀆神靈。阿基比亞德選擇了逃亡。

西西里戰爭成了雅典的噩夢，窮全國之兵，卻迎來全軍覆沒。「眾愚政治」讓雅典走上末路。

呂山德非斯巴達人，因斯巴達勇士大大減少，只好降低門檻。呂山德成功地切斷了雅典海上運糧的通道，並在洋河口之戰中，徹底毀滅雅典海軍。

斯巴達取得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但也落入「贏家的詛咒」，它成為霸主後，對外義務陡增，而它根本不具備相應實力，幾年後被二流強國底比斯打敗，從此一蹶不振。

最終，希臘世界臣服於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

在希臘人眼中，馬其頓是北方蠻族，在長達300年間，奧林匹克運動會曾拒絕其參與。然而，既然雅典之路與斯巴達之路都已走進死胡同，則希臘人只能接受王權，它至少能提供安全與穩定，且打破了原有的國家間的隔閡，使大家都能從中獲利。

從拒絕王權到擁抱王權，希臘人在歷史中畫了個圈。

人的悲歡構成了歷史

為什麼聰明如希臘人，卻未能創造出共和制？

《希臘人的故事》展開的是一個舊話題，但鹽野七生採用了靈活的寫作手法。她並未深入討論這些枯燥的問題，而是刻畫出一系列英雄形象：慷慨激昂的利奧斯特尼斯、詭計多端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呆板的尼基阿斯、陰險的呂山德、氣勢豪邁的亞歷山大……正是他們的悲歡與沉浮，構成了波瀾壯闊的歷史。

在寫英雄時，鹽野七生總是試圖展現出不同的側面。

如阿基比亞德，雖是軍事天才，卻絕非善類。逃亡斯巴達期間，竟和王后有染，留下私生子。阿基比亞德提出重要建議，大大提高了斯巴達的戰爭效率，當他發現斯巴達背後有波斯的資助時，又果斷投靠波斯，被封為總督。

於國不忠，於友不誠，但阿基比亞德後來又回歸雅典，一度扭轉危局。然而，在「眾愚政治」壓迫下，他再次淡出。洋河口之戰前，阿基比亞德以布衣身份來到雅典軍營，指責將軍們選擇失誤，提出正確的作戰方案，可無人搭理，他只好黯然而去。

兩年後，刺客們點燃了阿基比亞德隱居的房子，他逃出時，被亂刀砍死。

在《希臘人的故事》中，伯利克里對蘇格拉底的排斥、喜劇大師阿里斯托芬轉寫悲劇、亞歷山大大帝臨終時奇怪的遺言……這些精彩的細節，讓古希臘史變得有血有肉。它不只是制度實驗室，更是人的悲哀、歡樂、掙扎、沉醉的總和。

在《希臘人的故事》的結尾，鹽野七生回顧了50年的寫作生涯，稱自己寫的是「歷史隨筆」，本書頗可證明，概括起來有三點：

首先，儘可能拋棄枝節，給讀者以清晰的脈絡感。

其二，常採用互見手法，即前文說過的內容，後文不斷引述，這種「翻瓤子」的寫作讓讀者可從任何一頁開始閱讀。

其三，多分段，句式儘可能簡單，這使敘述帶有抒情意味，有些章節幾可視為散文詩。

千萬別將歷史簡單化

《希臘人的故事》基本依據西方史料寫成，不免將史料中的偏見也繼承了下來。比如對波斯帝國的評價欠公允，畢竟希波戰爭的失敗並未導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倒台，而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對手已非鼎盛期，將失敗歸為制度劣勢與文化劣勢，應屬刻板印象。

波斯帝國確是專制帝國，但它對多元文化的寬容，面對具體問題時體現出的高度靈活性，均可圈可點。鹽野七生在闡述東方（主要指波斯帝國）時，動輒稱它是奢侈的、腐敗的、反人道的，實為修昔底德、希羅多德等人的余唾。

從《羅馬人的故事》，到《希臘人的故事》，鹽野七生始終沒能擺脫西方傳統史家的話語方式。按這種話語方式，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次縮小版的世界大戰。海洋國家因策略失誤，敗於大陸國家，其中教訓，值得現代人反思。

這種觀點建立在簡單類比的基礎之上，帶著這樣的僵化認識，難免以雅典自居，然後便在現實世界中尋找另一個斯巴達，如果找不到，就會去創造一個。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深入西方傳統史家的骨髓，鹽野七生將其搬演為東方人能看懂的版本，其實非常危險。

馬漢當年在撰寫《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時，採取了同樣的認識方式。該書在轟動西方後，得到日本軍方重視，軍官們人手一本。在這種對抗思維的影響下，日本不斷提出造艦要求，最終走向戰爭。

二元對立思維帶有「自我詛咒」的特點。每預設一個假想敵，它後來真的會變成敵人。這提醒我們，《希臘人的故事》是一本好看的書，但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它看上去與今天相似，未必源於古今一體，而是今天作者在用今天的思維取捨材料，把歷史寫得像今天而已。

讀懂古希臘，只看一種書是不夠的，《希臘人的故事》的價值在於，它是不錯的入門書。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