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近親繁殖」，沒那麼簡單

　　來源：中國科學報

　　不久前，一篇題為《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統計表》的文章，讓很多人想起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學術「近親繁殖」。之所以說它「熟悉」，是因為早在十幾年前，人們就已經開始討論國內高校的「近親繁殖」問題；而之所以說它「陌生」，是因為除了「國內高校學術近親繁殖嚴重」這樣的論斷，除了「大量本校畢業生留校導致近親繁殖」這樣的概念之外，您對它還了解多少？

　　在上述文章中，大量數據足以說明以上提到的兩點，但除此之外呢？關於學術「近親繁殖」，真的只有這樣簡單嗎？本報記者試圖通過對具體高校、專業的分析，對此進行某些更深入的探討。雖然受條件所限，此次探討所涉及的「樣本量」不大，但希望其中的某些結論，能夠讓我們在看待學術「近親繁殖」的問題時，有一些新的觀察視角。

　　質疑

　　三問學術「近親繁殖」

　　提起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相信每一位學者都不陌生。近十幾二十幾年來，也不斷有學者發出「要摘掉這顆大毒瘤」的聲音。

　　2014年，隨著「湖南大學出台相關規定，本校博士畢業生不能直接留校，須以助教身份在海外研究2年以上並通過考核」的新聞成為熱點，國內對學術「近親繁殖」的關注度也達到了白熱化。

　　不過近些年，國內高校的引援目光開始瞄向海外，以至於某些地方院校都「敢於」到世界名校招聘畢業生。伴隨這股潮流，「本校生」似乎不再是高校人才引進的重點，學術「近親繁殖」話題好像也偃旗息鼓了。

　　然而，所謂的學術「近親繁殖」，真的只是多招幾個本校生和多招幾個外校生這樣簡單嗎？對於這個我們已經談論多年的概念，有些問題是不是依然有待解答？

　　一問：什麼是學術「近親繁殖」

　　儘管我們如今對「近親繁殖」口誅筆伐，但對於究竟什麼是「近親繁殖」這一基本問題，我們似乎並沒有很明確的概念。

　　對於「近親繁殖」，人們通常的理解是，一個學科、專業或學術研究團體的成員具有師承關係，或來自於同校、同導師，甚至整個學科和專業都是由師生關係的成員所組成，這種由「學術近親」組成的研究群體關係便是「近親繁殖」。

　　然而，這種「師承說」對「近親繁殖」的邊界定義得太過籠統。畢竟在現實中，幾乎所有的高校院系和專業都不能做到成員間的零師生關係。那麼，成員間具有多大比例的師承關係才能被定義為「近親繁殖」呢？50%、80%、100%？

　　或許正是因為所謂的「師承」不便計算，所以長期以來，「近親繁殖」的界定標準被簡化成了一個更易計算的數字——有多少畢業生留在本校工作。但這樣的標準也有很多「模糊地帶」，尤其對於具有複雜情況的學生個體而言。

　　比如，如果把擁有本校教育經歷的學生畢業留校均視為「近親繁殖」，未免殺傷力過大。畢竟高校中存在大量「本校本科+外校碩博」或「本校本碩+外校博士」的學生，這類學生由於其求學期間存在獨立的「闖蕩」經歷，我們很難斷言他們還會存在學術上對導師過度依賴、阻礙學術創新的現象。

　　反之，如果「本校博士+短期訪學」不被視作「近親繁殖」，又似乎有失嚴謹。因為這些學生留校後，本質上還是在短期內回到原團隊，一定程度上易滋生團體主義，傷害學術自由、平等。

　　對此，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盧曉東表示，真正意義上的「近親繁殖」，應當是畢業生完成最後的學歷教育（通常為碩士、博士）後，直接留在母校繼續工作。「介於學歷教育與正式工作之間的短期訪學，通常只有一兩年，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能成為規避『近親』的理由。」

　　然而如今，「短期訪學」似乎成了高校在規避「近親繁殖」指責時，於政策上最「合理」的途徑之一。甚至從某種角度上說，幾年前曾引起輿論軒然大波的「湖南大學拒收本校博士生」事件，其實就屬於這種情況。對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二問：誰是學術「近親繁殖」的「最大分子」

　　在此次媒體公布的《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統計表》中，經濟學排名前16名的國內高校院系（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學科排名），近親度高達50%以上的佔70%，這或許可以理解為，2012年前後中國高校「近親繁殖」的一個縮影。由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學術「近親繁殖」現象非常嚴重。

　　對於這一結論的真實性，我們並不否認。但需要指出的是，簡單籠統的數據統計，常常會在揭示某些事實的同時，也掩蓋了另一些事實。比如，如果將被統計的教師按入職年份稍作區分，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就對該排名中的兩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重新進行了統計。只不過在統計中，記者以2008年為界，將被統計教師分為了2008年前入職和2008年後入職兩類，分別進行統計。區分是否屬於「近親繁殖」的標準，暫定為其碩士和博士學位是否在本校獲得。

　　目前，在官方網站能查詢到完整碩博教育及工作經歷的教師人數，西安交大經濟金融學院為118人，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為52人。

　　其中，在2008年前入職該院（包含其前身陝西財經學院相關專業）的教師共有87人，獲得本校碩博學位（包括任教時獲得本校博士學位）的教師共有74人，近親度高達86%。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入職的39位教師中，獲得碩博學位（包括任教時獲得本校博士學位）的教師共有27人，另有3人在本校畢業後在其他單位有或長或短的工作經歷，近親度高達69%。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08年至2018年間入職西安交大經濟金融學院的31位教師中，在本校獲得碩博學位並畢業留校者有16人。相較於2008年前，其「近親繁殖」率下降到50%左右。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2008年後入職的13位教師中，在本校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並畢業留校者有6人。較之此前，其「近親繁殖」率也下降到46%左右。

　　由此可見，當前，為高校學術「近親繁殖」貢獻了「最大分子」的，其實是2008年之前入職的教師，而2008年後入職的教師群體，其「近親繁殖」率已經顯著下降。這種變化背後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相較於10年、20年前，高校間人員流動的閉塞與不便，目前國內高校不論從內部政策還是外部環境，都已經大大有利於外校新鮮血液的進入。

　　必須承認，當前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現象依然十分嚴重，但有時候趨勢要比現實更重要。

　　三問：「客觀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一個國家級團隊，老中青三代皆出自本校——在記者過去的採訪中，這樣的組合遠遠不是個案。

　　是什麼造成了如今「近親繁殖」居高不下？節省磨合成本、看不上外校人員、製造名師效益鏈、當權者行使留人特權……專家們對此早有定論。但撇去這些主觀原因，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些現實的無奈。

　　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范先佐此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曾表示，學術「近親繁殖」現象的泛濫，究其原因，還是高層次人才的數量比較少，特別是一些欠發達地區，吸引人才更困難一些，留用自己的畢業生對學術研究隊伍的穩定有好處。短時期來看，這種作法對學術隊伍的建設能夠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明確的是，「客觀因素」的確是高校學術「近親繁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與此同時，這樣的因素顯然不能作為高校「近親繁殖」率長期居高不下的擋箭牌，尤其是對人才吸引力較大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更不應該以此為理由拒絕師資隊伍建設的「遠緣雜交」「異緣雜交」。

　　「與『近親』問題相關聯，中國高校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師承』『宗派』問題。」盧曉東提醒道。

　　近親繁殖的學術好比江湖，在一個門派中不允許有不同於「師傅」的左見，然而，沒有不同聲音也就無所謂爭鳴、創新；師弟、師妹的排位不能超越師兄，因此，即便師弟、師妹對論文的貢獻大，署名卻只能在師兄之後……

　　這樣的學術生態是灰色的，顯然任誰也無法欣然接受。

　　案例

　　「近親繁殖」的「界」「術」之辨

　　多年前，英國《自然》雜誌曾有一篇報道稱，如果將學術「近親繁殖」率定義為大學師資隊伍中本校畢業生所佔比例，用一個國家發表的論文量和論文被引量佔世界總量的百分比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科研生產率，那麼經過統計，科研生產率與學術「近親繁殖」率呈負相關。

　　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符合目前人們對於學術「近親繁殖」的普遍認知的，那就是在宏觀層面上，學術「近親繁殖」影響科研生產，尤其是高水平科研生產。然而，如果我們將視角集中在某一個科研團隊，這樣的「負相關」還成立嗎？

　　每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都會公布當年度的創新研究群體項目，該項目也可以說是目前國內學術影響力最大、競爭最為激烈的人才團隊類項目之一。自2000年設立以來，總共只有約70所高校的574個項目獲得資助。因此可以說，能獲得此項目的科研團隊，都屬於全國各領域實力名列前茅的團隊。在此，我們不妨以其中的某些團隊作為樣本，作一簡單分析。

　　不成立的「負相關」

　　今年，獲得此項殊榮的創新研究群體項目共計38項，浙江大學教授華中生團隊的「服務科學與創新管理」項目、復旦大學教授趙世民團隊的「代謝生物化學」項目名列其中。

　　浙江大學所獲資助項目中，作為學術帶頭人的華中生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與浙大並無「血緣關係」。但除他之外，團隊核心成員周偉華、魏江和吳曉波均有在浙大讀書的經歷。其中，周偉華碩士就讀於浙江大學，後在香港取得博士學位並進入浙大任教；魏江1997年浙江大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吳曉波同樣也是浙江大學博士，但直到畢業17年後才回到該校任教。

　　除此之外，該團隊另兩位核心成員楊翼、霍寶峰同在香港高校取得博士學位，楊翼畢業後直接進入浙江大學任教，霍寶峰則是先在外校工作四年後，才回到浙江大學。

　　與之類似，復旦大學獲資助項目團隊帶頭人趙世民也沒有在復旦拿到過任何學位，但除他以外，該團隊剩餘的7位導師中，具有復旦「血統」的有5人。其中3人直接留校任教，2人在美國進行兩到三年博士後研究後，才回到復旦大學任教。

　　如果僅僅計算所謂的「近親繁殖」率，以上兩個科研團隊的「近親繁殖」率至少不比一般的科研團隊低。那麼，他們的「科研產出」率為什麼並沒有成反比下降呢？

　　更有代表性的一個實例來自於合肥工業大學。

　　2015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合肥工業大學教授楊善林團隊的項目「互聯網與大數據環境下面向企業的決策理論與方法研究」同樣入選了創新研究群體項目。此外，該團隊近年來還連續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重點項目7項、國防重點項目6項，獲得了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在內的眾多獎項。然而，在楊善林團隊的9位核心成員中，有7位曾就讀於合肥工大，6位畢業後直接留校，其「近親繁殖」率將近80%。

　　由此可見，似乎在某些具體團隊層面，所謂「科研產出」率與學術「近親繁殖」率的「負相關」關係並不成立，這又是為什麼呢？

　　「學霸」與「名師」

　　對此，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胡弼成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也曾作出過解釋。他認為，學術「近親繁殖」雖然一方面容易導致相關團隊或學科發展滯後、視野狹窄，更易形成排擠外來學術力量的團體，最極端時可能形成一個 「學霸」，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一個相對高水平的學術團體，甚至產生「名師效應鏈」。

　　事實上，這也是目前很多人解釋「近親繁殖」現象的正面效應時，常常會陳述的一個觀點。但在另一方面，所謂的「名師」，恰恰又很容易成為批評者口中，排斥外部力量、影響科研創新的「學霸」，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在何處？又是什麼在影響著「學霸」和「名師」之間的彼此轉換？

　　多年前，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宋建國曾針對學術「近親繁殖」現象，提出過一個細分概念，即學界「近親繁殖」。

　　在他看來，「近親繁殖」的危害性不是單純從學術風格和學術派別上產生的，而首先是從學界的某些政治層面（當然僅是和學術活動相關）實現的，比如各種資源和機會的分配和佔有等。「學界『近親繁殖』通過官本位、山頭主義等得到鞏固和強化，它的危害性是導致了學術界（學者）少了獨立自主的人格和思想，科學內在的精神得不到基本的弘揚。中國學術界『沒種』，又哪來學術上的雜交和近親繁殖問題？」在第一篇文章中宋建國寫道。

　　如果將所謂「近親繁殖」率簡單歸類為學術「近親繁殖」的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影響「科研產出」率的，恰恰是學術「近親繁殖」背後更深層次的學界「近親繁殖」。而較之前者，如何通過制度設計，抑制團隊成員之間在學界層面的「近親繁殖」，則對一個團隊是否更能激發科研活力具有更強的觀察意義。

　　事實上，合肥工業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王曉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給出過類似的答案：「楊老師的團隊從不會限制團隊中每一個人研究的點，但是他會根據個人特徵將任務安排得比較細緻到位。團隊中的每個人對下一步都有明確的認識，所以這個鏈條一層層地往前推進，就像坦克的履帶。」

　　因此，正如胡弼成所說，並不能對畢業生留校與否一概而論，因為學術「近親繁殖」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驅使，而促使畢業直接留校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才短缺、學科發展水平不高、某些人行使特權等。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哪種類型的「近親繁殖」，都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畢竟我們不能否認，在更大範圍內的學術群體中，由於「近親繁殖」所帶來的創新能力下降等現象同樣普遍。但是，如果我們只將目光集中在所謂「近親繁殖」率，而不從根本上消除「近親繁殖」的政治因素，如官本位、裙帶主義與山頭主義等，那麼，學界「近親繁殖」的土壤將依然肥沃，而這也將使高校乃至國家在限制學術「近親繁殖」危害性方面的努力付諸東流。

　　分析

　　學緣結構，「最優模式」可能嗎

　　所謂「學緣結構」，是指在某教育單位（多指高等院校中的系、教研室、研究所）中，從不同學校或科研單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學歷（或學位）的人的比例。從定義上不難看出，在學術領域的「近親繁殖」，只不過是高校學緣結構的某種特定狀態。只是，這種特定狀態在當前的高校中，既普遍，又充滿了「負能量」。

　　既然如此，有沒有一種可以在高校中普遍推行，但又充滿「正能量」，有利於科研長期發展的「最優學緣結構」呢？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回到學術「近親繁殖」這一概念中來，討論一個更加實際的問題——對於高校而言，如何防止負能量爆棚的學術「近親繁殖」？

　　如今，在防止學術「近親繁殖」的問題上，國內大部分高校所採用的應對方式還是以「一刀切」的行政方式為主，比如限制本校人才、外校人才、海外人才的構成比例，不允許本校博士畢業留校、設站單位培養的博士一般不得申請進本單位同一個一級學科的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等。但是，這些手段的效果覆蓋似乎並不令人滿意。

　　對此，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從總體看，當下高校對學術「近親繁殖」的規定都與行政有關，是用一個行政行為糾正另一個行政問題。「但由於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在各自為政的情況下，『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就容易變得合理。」

　　這似乎也就解釋了學術「近親繁殖」在我國依然流行的原因。而尤小立也表示，在學術「近親繁殖」的問題上，「學術」二字應是核心，學派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和歷史的認定，其標準也應是學術的。

　　那麼，如何保證標準的學術性呢？

　　對於這一問題，相關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表示，不同高校應該差別化對待，根據本校的學科特點和發展階段等，採取不同的約束措施。

　　比如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戰略部主任馬陸亭看來，國外高校所採取的很多措施是有完整體制、機制支持的，而我國正處於發展階段，一些照搬國外的舉措難以與自身體制機制相協調，造成亂象的同時，也難以很好地達到目的，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對於目前正在發展建設的『雙一流』高校，尤其是想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校，必須徹底抑制『近親繁殖』現象，可以採取諸如非升即走、限制留校人才比例等方式。逐漸帶領、推動我國的其他高校，形成共識。」而對於普通高校，馬陸亭建議，則可以根據自身發展特點與情況，逐步抑制「近親繁殖」現象。因為「有些高校需要發展自身特色，完全限制本校人才留校並非完全有利於學校的發展」。

　　對此，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也表示，目前針對「近親繁殖」現象只能逐步抑制。「建議可先行選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優秀高校作為試點，其他高校則可以在強勢學科中採取限制，對留校人才比例逐步縮減。」

　　「『近親繁殖』需要被抑制，但是政策實施也不應過於教條，要適當靈活變通，與各校發展特點與情況相適應。」馬陸亭說。

　　既然目前無法找到一條抑制學術「近親繁殖」的通行準則，我們似乎也就很難對找到一個「最優學緣結構」抱樂觀態度。在採訪中，專家們的觀點也印證了這一點。

　　「對於團隊人才的構成來說，實際上很難有一個最優模型，不同高校都會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不同的要求。比如在中南大學，團隊中會控制人員比例，其中本校留校人才佔比低於50%，海外引進人才超過30%，外校人才約20%。在其他高校也有相似的人才引進比率設置，不過其比率可能有所調整。」喻海良舉例道。

　　正如喻海良所說，目前在國內高校中，通過某些方式限制成員間的學緣關係比例，遠不是中南大學一所學校所獨有的，其規定的比例結構也多種多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這種比例分配模式的確立不是學術共同體基於自身發展考慮所形成的共識，而是源於某些高校的一紙文件，那麼建立在這種分配模式基礎上的學緣結構，註定已經帶有了某些「行政化」的基因，這種模式無論以何種分配比例存在，都不會是健康的。

　　那麼，有沒有或許算不得「最優」，但相對容易健康化的學術成員構成模式呢？至少喻海良提供了一個思路。

　　他告訴記者，目前國外科研團隊的構成，多以跨學科領域、交叉融合的組合形式存在，這不僅能夠有效避免「近親繁殖」現象的產生，同時又能提高團隊創新能力，無疑是較為理想的團隊構成模式。事實上，在國內，類似的跨學科團隊也在逐漸增多。

　　「因此，高校要想改變團隊內的近親率，還可以通過跨學院的人才流動來進行限制，這樣可以同時組建起學科交叉融合的團隊，更利於學校的創新發展。」喻海良分析道。

　　（本版稿件由本報記者陳彬、溫才妃、王之康，見習記者許悅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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