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為什麼能治療抑鬱症？

美文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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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心理學認為，重性抑鬱症本身並非一種「精神痛苦」（即煩惱），所有煩惱都具有擾亂心態平衡並導致有害行為、進而對自他造成傷害的特徵。佛教的修行——包括戒律、禪定和智慧——就是為了根除這些導致人類苦難的真正原因。——加措活佛

佛陀整個教育的根基是慈悲心，即願一切生命永離眾苦及眾苦之因

。當今世界，最困擾人類的痛苦之一就是抑鬱。臨床診斷為重性抑鬱症的精神障礙，遠非短暫的悲傷難過感受，而是能令人殘障的疾病，因為它干擾人們工作、睡眠、學習、飲食、娛樂的能力。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精神亞健康人群數量正在增加，並預測四分之一的人在其有生之年會發生一種以上的精神障礙。到2020年，抑鬱有可能成為發達國家中致病率最高的因素。

為了有效治療抑鬱症，我們必須認識導致個體患病的特殊原因及環境，否則在治療時可能會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危險性。最近研究發現，除了缺乏維生素、中風等個別情況，純因人體化學物質不平衡引起抑鬱的幾率幾乎為零。此外，對數百篇相關文獻的綜述表明，抗抑鬱葯對此類原因所致抑鬱症的療效，和由於心理壓力引起的抑鬱症療效差不多；這說明抑鬱症是一種精神性、而不是神經性的疾病。

對這兩類疾病進行區分有助於理解。神經障礙，如自閉症，主要起因於客觀的生物性因素，這些因素反過來影響主觀體驗。而精神障礙主要源於主觀心理活動，反過來又影響大腦。對此我有個假設，心靈和大腦相互作用，但兩者並不是同一個東西。有證據表明，抑鬱症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疾病，所以應該通過分析其主要心理病因去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將精神障礙和神經障礙區分開，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大腦相關知識的快速增長並沒有給精神疾病的治療帶來相應的發展。

佛教心理學認為，重性抑鬱症本身並非一種「精神痛苦」（即煩惱），而是由於慾望、敵意和妄想等煩惱引發的癥狀。所有煩惱都具有擾亂心態平衡並導致有害行為、進而對自他造成傷害的特徵。佛教的修行——包括戒律、禪定和智慧——就是為了根除這些導致人類苦難的真正原因。

以佛法縱觀可能導致抑鬱症的心理煩惱，我們會發現，所謂的「五蓋」或「五障礙」在這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五蓋」包括：

貪愛、執著由財富、權力和名譽等帶來的快樂；

嗔恨；

睡眠和昏沉；

掉舉和惡作；

猶豫懷疑。

佛陀宣稱：「只要這五障未被清除，修行人就將之視為負債、疾病纏身、被監禁、身為奴隸和荒野的道路」（《沙門果經》）。

這顯然是在描述心理上的不健康狀態，這也顯示了佛教世界觀的一個基本、鮮明的特點，即認為易受五蓋遮蔽的心靈雖屬正常，但卻不健康。

源自五蓋任一者的抑鬱症，可間接通過受持基於非暴力和慈悲的戒律而得以減輕，也可以直接通過禪定或集中注意力而得以平息。通過正念和內省的禪定訓練，一個人可以學會克服慣性的消極思維傾向，並獲得身心輕鬆自在，注意力也更加穩定清晰。如果同時在內心培養崇高的慈、悲、喜、舍（即平等心）四無量心，則禪修練習的療效會更佳。

貪慾和嗔恚的根源在於無明妄想，而無明妄想分為兩類：先天和後天（譯者註：即俱生無明和遍計無明）。先天無明妄想包括以下認知錯誤：將無常執為常有、錯認痛苦和快樂的真正根源、將內、外現象錯執為「我」或「我的」。而基於禪修所獲得的超常心理平衡，人們就可以成功地進行內觀冥想練習，獲得了知無常、苦、無我本質的解脫智慧。這種智慧如同解藥一般消除了抑鬱症的根本原因——對實相的錯誤認知。

重要的是，不要將抑鬱症的心理障礙與深入觀察實相後產生的悲傷和幻滅感相混淆。例如，從無厭足追求享樂的幻夢中醒來時，或對他人的痛苦和不幸產生難以抑制的憐憫心、同時卻伴有無法幫助他們的無力感時，有可能產生類似的不悅感受。

這種不悅是將生活變得更加真實、無私和充實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會激發自己去利益他人。禪修實際上可能產生這種基於實相的不悅，但全面系統的佛法修行能使一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發生有意義的轉變，以此可從根源上消除這種不悅。

在生命歷程中，我們會將顛倒實相的先天無明與文化環境、教育所致的後天無明混合在一起。在我看來，科學唯物主義就是一種支配現代教育、科研和大眾媒體的後天無明。它認為整個世界無非是由質能、時空及其衍生事物組成。唯物主義者也通常認為，唯獨物質過程才有產生因果效應的能力，這意味著影響大腦的因素也唯一是物質性的。這種信念忽略了有意義的信息產生因果效應的能力，雖然這種能力無法用沒有思想的儀器進行檢測，但卻能夠被主觀、有意識的智慧所認知。

科學家們可以用儀器進行測量的自然現象唯一是客觀、物質性和定量的。而心理過程——相對於其外在行為表現和神經關聯——卻是主觀、非物質性和定性的，因此它們不能被科學測量方法發現。而唯物主義者卻將他們無法測量的主觀經驗等同於可測事物。這相當於一種「方法崇拜」，它使人認為科學研究所用的第三人稱方法（譯者註：客觀方法）就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而對通過第一人稱內省和冥想方法（譯者註：主觀方法）所得到的見解和發現大打折扣。所以我不贊同用這種排外的方法來認識自然，也不贊同由此得出的簡單結論，因為這兩者都無法以經驗性證據或邏輯推理證實。

唯物主義者通常將人等同於大腦，認為其運作基於與道德無關的、無意識的物理化學原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發現這種看法不僅缺乏經驗性證據的支持，而且喪失人性、消極和令人墮落。在現代社會，進入這一信仰體系——尤其當它被視為科學世界觀不可或缺的組分時——本身就可能是導致抑鬱症的一個重要間接因素。值得一提的是，許多科學家並沒有追隨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原理。這清楚地意味著，它並非科學思維的必然特性。

但心理健康領域也有許多研究人員將所有心理問題簡單地視為大腦疾病，相應意味著治療心理疾病的主要方式應該是藥物或其他物質性干預措施。在唯物主義最具有影響力的「發達世界」，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吃的葯都多，在美國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正在服用至少一種精神藥物。與此同時，為了增加銷量，製藥業花費數十億美元做廣告，直接向公眾進行宣傳，而不僅限於精神健康專業醫護人員。他們的努力已見成效。在1996年—2005年這十年間，美國服用抗抑鬱葯的人數翻了一番，從1330萬增加到2700萬；並且在2008年，僅美國的抗抑鬱葯銷售就驚人地達到96億美元。很明顯，數以百萬計的人都迫切地想從痛苦中得到解脫。

這種長期的藥物依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除了顯而易見的經濟負擔之外，因為這類藥物僅治標不治本，而且幾乎對所有抑鬱症都是如此，因此會導致長期的藥物依賴，並伴隨其他多種可能的副作用。儘管醫藥行業聲稱抗抑鬱葯能幫助大約75％的服藥者，但其餘25％的無效者可能會陷入更加絕望的狀態，因為他們斷定自己的神經系統損害已經不可逆轉。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75％的受益者到底是得益於藥物自身、還是藥物所起的安慰劑效應？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據《美國精神病學雜誌》200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來看，多至75％的抗抑鬱葯療效實際上屬於安慰劑效應，而所謂的「安慰劑效應」是一個被誤讀的詞，實際上它代表了有意義信息對主觀意識所起的治療效應。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藥物副作用越大，它所起的安慰劑效應也越大；因為患者深信，正因為服用的藥物藥力強大，所以才會導致噁心和虛弱，因此而錯誤地斷定該葯必然強大到足以解除抑鬱症。此外，服用抗抑鬱葯的患者停葯後更易複發，與之形成對照，服用安慰劑後痊癒的患者在停葯後不易複發。

《美國醫學協會雜誌》2010年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其結果表明抗抑鬱葯對輕度、中度、甚至重度抑鬱症患者的療效「並不存在或可以忽略不計」，而高劑量抗抑鬱葯並不比低劑量更有效；只有患者癥狀非常嚴重（約佔抑鬱症患者的13％）時，才有統計學意義上的明顯療效。結果，抗抑鬱葯的全球銷量2003年曾達到峰值150億美元，而現在預計至2016年將下降到不足60億美元。

雖然認知學專家已經認識到，主觀心理活動在誘發抑鬱中起到明顯的作用，然而受無所不在的唯物主義信仰和方法論的影響，對抑鬱症的成因和治療研究迄今仍主要集中在物質性因素上。與此同時，神經學專家們卻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儘管他們對大腦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開發精神疾病藥物方面卻幾乎沒有進展，連控制癥狀都很難，更談不上治癒；而唯物主義者們仍堅持認為精神疾病完全是大腦的功能障礙。這種簡化論的認識也必然體現在他們的座右銘中——「意識就是大腦的活動」。如果能以無偏見的方式來研究唯物主義簡化論對抑鬱症和其他精神疾病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總而言之，由於未能認識和治療抑鬱症的真正病因，導致了過度的藥物依賴，以及未能充分利用治療病根的方法。雖然藥物在調節心理疾病的各種癥狀方面確實扮演著重要角色，包括對焦慮、注意缺陷伴多動障礙和抑鬱症的調節；又如對嚴重的抑鬱症患者，抗抑鬱葯有助於恢復足夠的情緒平衡，使患者得以從其他治療方式中獲益，如基於正念的認知行為療法。但如前所述，精神疾病不同於神經疾病，其成因主要是主觀心理因素、而非客觀生物學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將注意力轉向個體主觀經驗以認識疾病的真正成因。

現代科學嚴謹的客觀性和佛教、其他冥想傳統嚴謹的主觀性之間存在絕妙的互補。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研究體系，雖然每種體系都有其自身的長處和局限。鑒於痛苦及其成因實際存在，以及人類亟需找到減輕精神痛苦的方法，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拋開科學與宗教兩者在意識形態和方法論上的偏見。我們現在有望整合冥想和科學這兩類研究方法，進而從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全面了解人類的存在狀態，而非簡單地將一者歸到另一者之中。這一方略為療愈現代社會的苦難提供了巨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