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宇：一路風塵赴延安

本文摘自「紅色延安口述·歷史」之《我要去延安》一書

1920年8月2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陽縣一個貧苦的手工業者家中。家有祖母、父母、2個妹妹、1個弟弟，全家七口人就靠父親養活。我父親沒有念過書，但他勤奮好學，做得一手好裁縫。他很關心我們的成長，送我去上學。我小時讀書很認真，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上完小學後我又考取了河南省立信陽師範。因家裡窮，讀別的學校交不起學費，而師範學校是免交學費的。我學習很刻苦，總保持著好成績，因學校每年畢業生的前3名可以留在本校附屬小學任教，我當時的目標就是畢業後當一名教員，掙錢幫助父親養家。而在省立學校當教員的工資比其他學校的工資要高。

我的家鄉雖然緊挨著鄂豫皖蘇區，但在我所居住的信陽城裡卻是國民黨統治的。在我們學校里也有地下黨員，同學中間私底下流傳著一些進步書刊，大家也都知道延安有個「抗大」、「陝公」（即陝北公學）。1936年「一二?九」運動後，我們師範學校的學生運動也活躍起來，我們上街遊行，抗日示威，辦劇社，歌詠隊，下鄉宣傳。大家認為，要抗日必須到延安，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是不抗日的。

抗戰爆發後，我們學校的學生開始陸續奔赴延安。我和其他同學一樣，也渴望去延安參加抗日，但走了兩次也沒有走成。第一批學生去延安，我也同行，可是我的父親不讓走。第二批學生去延安，我都登上了火車，可我的父親追到了車站，同學們又把我的行李從車上拿下來了父親要我讀完高三，取得畢業文憑，以後好找職業，我憐惜他養家之苦，終於同意了。

1938年1月，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率領開封戰時教育工作團來到信陽，住在我們學校里。我見到了初師時的同學劉東，她關切地問我學校有多少學生去了延安，並問我怎麼沒去，我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她後，她說戰教團現在要下鄉，你先好好讀書，到時我來找你，我負責介紹你去延安。

同年6月，學校考完了試，我們要畢業了，學校也提出要我留校。放暑假時，學校組織了一個抗日巡迴宣傳團，由信陽縣縣長任團長，我們學校一個教師任副團長，下鄉去宣傳抗日，我也參加了。在鄉下演出時，碰到了劉東，她給了我一個地下黨的聯絡地點，讓我去找他們幫助我去延安。我和地下黨組織聯繫好後，就著手準備去延安。我為了去延安，已經積攢了12元錢作為路費。但這時我妹妹考上了信陽師範初中，因無錢交學費，不準備上了。我對她說，父親培養我們不容易，考上了就要上，學費我來想辦法。於是，我從積攢的路費中拿出10元交給她作了學費。

沒有了路費，怎麼去延安呢？這時地下黨組織的同志對我說，新四軍四支隊八團駐在確山縣竹溝鎮，四支隊在那裡辦了一個教導大隊，目前正在招人，也是為了抗日，你去那兒吧。於是在38年7月，我就到確山參加了新四軍。四支隊的司令員是彭雪楓，參謀長是張震。教導大隊組織我們學習馬克思、列主義理論，學習中國共產黨的基礎知識。我在這裡進步很快，僅來一個多月，我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教導大隊學了三個月後，學員們開始分配工作。第一次分配我到危拱之領導的一個孩子劇團，我說我也不會演戲，沒有去。第二次要我到國民黨一個部隊的戰地服務團，我也不願去。我堅持要跟隨已經開始東征的四支隊到前方。當時我正患瘧疾，我找到彭雪楓司令員說，我一定要跟著部隊走，保證不掉隊。司令員看我態度堅決，就說部隊已經走了，你就坐一段火車去趕部隊吧。但當我坐火車趕到漯河下車又趕到西華縣時，部隊已到了淮陽。我只好留在西華縣國民抗敵自衛團民運科工作。同年11月底，我的瘧疾病發展成了傷寒，病情加重，起不了床。西華縣是黃泛區，缺醫少葯，組織上要我回家養病，但信陽已經被日軍佔領我怎麼能去呢？這時我遇見了四支隊教導大隊的一位領導同志鄭平，他一見到我就說，小胖子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我一下子就哭了起來，他問清情況後趕忙安慰我說，我想辦法送你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治病。我一聽馬上就高興了，西安離延安那麼近，我又可以去延安了。

鄭平同志幫我辦好了有關手續，又安排我跟隨一位叫柏青的同志去西安。當時正是12月份，天下著大雪，冰天雪地，路滑泥濘，我不能走路。柏青就雇了一輛獨輪車，由老鄉推著我從西華縣到許昌，再到洛陽才坐上了火車。但火車到了潼關後就不能走了。因日本鬼子佔了風陵渡，在那架起了大炮，專門炮轟從東往西的火車。乘客只有在潼關下火車，沿新挖的戰壕走一段路，過了潼關站後，再上火車西去。

到了西安我的傷寒病加重，八路軍辦事處馬上安排為我治病。醫生要求我卧床治療。但日本鬼子的飛機經常來西安空襲，一響警報，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跑向防空洞。因我不能行動，無法去躲空襲，我就對醫生說，警報來了你們就去躲吧，不要管我。也算我命大，幾次空襲我都安然無恙。經過醫生們的精心治療，39年1月我的傷寒病終於好了。我非常高興，看著辦事處每天介紹大批的青年到延安，我恨不得插上翅膀和他們一塊飛向延安。但是，辦事處的同志卻要我返回河南。我一聽就急了，我找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伍雲甫說，為什麼不讓我去延安。他說，你是新四軍送來治病的，現在病好了，應該回到新四軍去，即使去延安也必須徵得那裡領導的同意。這時，新四軍四支隊的副官雷震來西安辦事處公幹，我請他幫我請示上級，不久，他通知我可以去延安，我欣喜若狂。伍雲甫主任給了我2塊大洋作路費，他說你的病剛好，是走不到延安的，你就坐辦事處往延安送汽油的卡車去吧！和我同行的還有3個人，有一對年輕的華僑夫妻，還有一個抗大的工作人員，叫王少庸。辦事處的同志托王少庸路上照顧我。因我體弱爬不上高高的汽油桶，司機就讓我坐進了駕駛艙。經過兩天的時間，我終於來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聖地——延安。

王少庸同志送我到中央組織部報到後，我就在組織部招待所住了下來。二月中旬，被分配到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訓練班是培訓新黨員的學校，這一期有一百多人，下設兩個隊，按順序稱為八隊、九隊。每隊又分七、八個組。訓練班裡設總支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隊設支部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每組設組長。

我們這一期培訓班是從3月到6月。3月份，我們這個班參加了上個班的畢業典禮，聽毛澤東同志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時事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毛主席，第一次親耳聆聽毛主席的講話，我激動得手都拍紅了。

我在九隊八組。我們組有10個人，4個大學生，4個中學生，一個工人幹部，一個長征紅軍幹部。我們組長是北平輔仁大學的學生，性格非常活潑，帶領我們又唱歌又跳舞，大家心情非常愉快。

培訓班主要是學習黨史和黨的基礎知識，教員大都是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中組部部長陳雲、副部長李富春也親自講課。到了6月份，培訓班結束了，我和另外7個女同學被送到新成立的中國女子大學繼續學習。

1939年7月，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正式成立。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葉劍英、鄧小平、董必武、蔡暢、鄧穎超等當時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領導同志都熱情蒞會祝賀，集中體現了黨中央對我國婦女運動的重視、關心和支持。

毛澤東同志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同志們！今天大家都很高興，我也高興。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它不僅是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幹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的幹部，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中去，組織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婦女，來參加抗戰。假如中國沒有佔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婦女在抗戰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要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這是沒有問題的。女大現在辦起來，將來還要維持下去，要維持下去，就要經過更大的持久的奮鬥。我們辦女大，有些人不贊成，首先就是那些「頑固分子」。他們不贊成，他們設關卡，阻止各地學生到延安來學習，不願婦女得到徹底解放。其次，還需要與輕視婦女運動的觀念作鬥爭，因為他們看不出婦女的作用，忽視婦女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只有克服這種障礙，才能使現在的女大發展起來。我希望女大教職員同志們，要安心工作，準備長期工作的決心，我們黨應該有很多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最高領導機構是校務委員會，校長王明，副校長柯慶施。下設政治處、教導處、秘書處、校務處。正副處長有的是早期共產黨員，有的是留蘇大學生，有的是長征幹部。除一名校務處長（管行政事務）外都是女同志。全校學員有一千餘人，平均年齡21歲，按文化程度和學員類型共分13個班：

普通班：有9個班。主要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女知識青年，佔全校學員百分之八十。

特別班：學員為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女戰士。

陝干班：學員為陝北土地革命中的基層女幹部。

高級研究班：分為高級一班和高級二班，著重培養革命理論人才。

學校設總支委員會，各班設黨支部和黨小組，由全校黨員選舉產生，定期改選。

全校還設有學生會，由全校學員選舉產生，負責全校文體活動，宣傳出刊、對外聯絡等。

為了加強學員的學習，除特別班和陝干班系統地講黨的建設，抗日鬥爭形勢和文化學習外，其他班由學校聘請校外政策水平高，革命鬥爭經驗豐富的老革命家兼任各班的政治指導員，我們稱他們為「大指導員」，以區別各班的脫產指導員，全面指導學員的學習，傳授革命鬥爭經驗，解答學員提出的問題，加強學員革命人生觀的樹立和黨性鍛煉。

女大的課程主要有：世界革命史、中國革命問題、中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理論等。

女大的教員來源：一是外請，二是專家輔導，三是中央領導作報告。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是講國內、國際形勢，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都給我們作過報告。

此外，還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選課。選修課有：會計、新聞、戲劇、音樂、衛生、縫紉、外交等，請專家授課。我選學的是日文。除學習外，我們還要參加開荒種糧，織毛衣、幫廚等勞動；參加政府的征糧團，選舉工作團、婦女工作團等活動。

我先在普通班五班學習，被選為班裡的支部書記和校總支委員，還是中央社會部設在學校「保衛網」的「網員」。經過一年半的普通班的學習後，我又考上高級二班，繼續進行深造。仍擔任班裡的黨支部書記，校總支委員和「網員」。高級班學習以自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主。一直學習到41年8月女大結束前一個月，我被調到中央社會部工作。

在竹溝、延安的三次學習，為我建立革命的人生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奠定了基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