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栽種的「惡果」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馮瑋

150年前的12月9日，日本睦仁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聖意已決，實行王政復古，奠定挽回國危之基」，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對明治維新都讚譽有加。但有兩點毋庸置疑：第一，日本對外擴張的起點是明治維新；第二，日本集權專制的起點是明治維新。這兩點，正是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栽種的「惡果」。

日本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民族主義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海防論、富國強兵論、尊王攘夷論。尊王攘夷論的提出，既標誌日本民族主義走到了終點，使日本建立了一君萬民體制，也「打開了對外擴張的通道」。而打開這條通道，有一句非常漂亮的口號：「忠君愛國」。會澤安在尊王攘夷論的「聖典」《新論》中強調，「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

明治之前，由鎌倉、室町、江戶幕府構成的武家時代，「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頭像印在一萬日元大鈔上的「國民教師」福澤諭吉指出，「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的「二元體制」，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種體制避免了獨裁的產生。但是，經過明治維新，「至尊」和「至強」合二為一，日本不再有那種「幸運」。1889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日」，日本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通稱《明治憲法》）。《明治憲法》第一條即明確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其餘各條規定了天皇擁有包括軍隊統帥、法律裁決、官吏任免等各項權力。天皇因此成為「國家統治大權」的唯一、絕對的掌權者，成為「由憲法規定的政治和精神的絕對權威」。1890年10月3日，在宮中集團的運作下，明治天皇又頒布了《關於教育的敕語》（簡稱《教育敕語》），強調「忠君愛國」要求臣民「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一君萬民」的體制和國民教育的惡果，有史為證。1944年10月萊特灣海戰前，日本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大西瀧治郎中將提出了「特攻作戰」構想，並根據他的參謀豬口力平的建議，將「特攻隊」冠名為「神風特攻隊」。神風特攻隊員在起飛前須進行宣誓，第一句就是「我們七生報國，效忠天皇」。這句誓詞就是對「一君萬民」和強調「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高度概括，是軍國主義精神的高度濃縮。

1945年2月，美國政府制定了戰後對日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後初期美國的對日方針 》，目的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對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認為，「一君萬民」的極權體制是日本軍國主義高揚並成為戰爭策源地的重要原因。按照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說法，「極權政制的種子，是靠悲慘和匱乏滋養發育的，它們在貧窮和動亂的災難土地上蔓延滋長」。因此，美國戰後改革的重點，就是剷除這種種子的土壤：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重新制定《日本國憲法》，剝奪天皇所有權力，使之僅僅作為一個「象徵」

明治維新實現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遠航」，實現了近代化。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伴隨著侵略擴張而最終完成的，而作為對外侵略擴張重要前提的集權和極權體制，就是明治維新栽種的「惡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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