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的生財與散財之道

天下 12-04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鄭宏泰高皓

正如早前筆者文章中提及的，儒家教導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思想，烙印在不少中國人的心中，所以無論是范仲淹、范仲溫、盛康、盛宣懷，或是何東和何甘棠等，當他們有了一定財富後，必然會想到如何更好地讓手中財富回饋社會，造福大眾，從而提升個人及家族在社會中的名聲與地位。邵逸夫家族自然也是如此。

在如何更有效實踐慈善義舉的問題上，邵逸夫則明顯有另一番的思考和綢繆，而且會因著時代與社會條件的變遷而轉變，所以備受關注，也值得我們深入分析與研究。

豎銅像的目標

資料顯示，邵鏞在上海闖出名堂後，也像不少由貧致富且做出成績的同鄉那樣，開始了回饋社會、報答桑梓的慈善捐獻行動，並以助弱扶老、修橋築路及修築宗祠為主，而這些公益義舉，則曾紀錄在家鄉的文獻或相關捐獻義舉的碑石上，他本人墓志銘上的記述則是：「在里時，治橋樑，浚畎會，以逮布施錢米，濟困恤貧諸義舉，罔不慷慨勇為。在滬則於慈善事業尤樂輸助，數十年不懈也。（《邵氏宗系彙集》）」

事實上，如果我們綜合當時上海《申報》的一些相關報導，確實也可以找到邵鏞在慈善公益方面的一些舉措：他曾斥資資助上海四明公所，支持該公所的慈善公益；他曾捐款在家鄉鎮海修築渡橋與海堤，改善交通或防止水災；他曾牽頭並捐資修建朱家橋的道路，並修繕家鄉的祖廟（《申報》，1908年10月6日、1918年11月7日、1916年9月17日）。以上的各項公益活動，與上海近代文獻館（2009）有關邵鏞的生平記錄一致。也就是說，傳統文化中「達則兼濟天下」的慈善公益思想，確實深深地植根於無數人的心坎中，並因世代環境與物質條件的不同，有了截然不同的施善目標與方式。

邵逸夫飛黃騰達之後，他顯然也會想到如何留芳後世與回饋社會的問題，而這種思想更會隨著其年齡增加而發生變化。

一個有趣的故事是，1966年，因應個人進入六十甲子的日子，邵逸夫據說找人為自己鑄造了一座銅像，計劃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門前，其舉止明顯讓人覺得他是要為自己豎碑立石，自我表彰，讓那些涉足邵氏影城的人知悉自己事業做得有多偉大。到了快要豎立銅像之時，邵逸夫據說找了宣傳部主任陳銅民（香港著名導演陳可辛的父親）徵詢意見，卻遭對方大潑冷水。陳氏提出三點原因：其一是一般情況下，只有人死後才有資格豎立銅像；其二是活著的人豎銅像，太過招搖，會招人笑柄；其三是即使豎立銅像，也不能豎立在自己的家門口，應該豎立在公眾場所（詹幼鵬、藍潮，1997）。

對於陳銅民的意見，邵逸夫覺得有道理，因而放棄了為自己豎立銅像的想法，將銅像存放在道具倉庫中，事情也不了了之。根據何文翔（1995：40）的說法，後來這也變成業內共知的趣事了。但這一點也明顯透露出邵逸夫的想法和相應的思考：從那個時候開始，邵逸夫就有了如何讓自己名存後世、受人敬仰的意圖或追求。更為重要的是，他應該從這次事件中領悟了如何推動慈善公益的一些原則或哲學：一、即使要讓自己名存後世，也不能過於招搖；二、就算要豎碑立石，也應豎立在公眾場所，而非自己家門口。

在接著的歲月中，邵逸夫開始了「零售式」的多番捐贈行動，主要是教育、醫療和推動表演藝術方面，其中較受關注的捐贈包括：1973年向蘇浙公學捐款50萬元，讓其創立圖書館和採購圖書，而圖書館則以邵逸夫命名；1974年，再向蘇浙公學捐資100萬元，用於興建新校舍，而新校舍亦以邵逸夫命名；因應邵逸夫的慷慨捐助，他被授予OBE官佐勳章；1975年，邵逸夫捐款理工學院（即現在香港理工大學），興建教學大樓及綜合活動中心，該建築以邵逸夫命名。

1977年，邵逸夫捐款600萬元支持香港藝術中心興建大樓，該大樓同樣也以邵逸夫命名；同年，他被授予爵士頭銜，讓他成為香港娛樂界首位獲贈爵士頭銜的人（詹幼鵬、藍潮，1997）。

與何東相似的是，通過慷慨捐贈，邵逸夫不但贏得了社會的認同、稱許與歌頌，同時獲得了勛銜爵位等回報，至於更為重要的，則是他從捐獻中落實了將個人「銅像」豎立在公眾場所的目的──當然，這裡所說的「銅像」，並非按他外貌雕刻塑造的實體銅像，而是不具形象但卻更為具體：直接的建築物或大樓的命名權，令其名字雕刻在社會公眾聚集的大樓或建築物之中，融入到民眾──尤其青年學生們的生活之中。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青年，因為在後來的日子中，邵逸夫的大多數捐獻，基本上都用於支持教育，尤其是以興建教學大樓或相關設施為主，主要受眾多為青年，當然也有少部分捐款是用於興建醫療設施或救濟方面。至於這種慈善捐獻手法，在經過20世紀70年代的一段時間摸索，並收到良好效果後，明顯強化了他的捐獻信念與思考，所以在隨後的20世紀80年代，當他在評估過身家財富不但自己一輩子花不完，就算是子及孫輩兩三代人，也不可能花得完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September 1984；黃霑，1982），其捐獻更加慷慨，出手更加闊綽。

這就是說，他認為留給後代足夠的財富後，他選擇由自己來支配這些財富，盡量捐贈，利用那些財富為自己塑造更多「銅像」：豎立在從香港到新加坡，從中華大地到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公眾場所，讓自己的名字與傳奇故事，廣為世人所知曉、念記。

信託基金設立生逢其時

從資料上看，1957年邵逸夫轉到香港發展的同時，他在1958年與兄長邵山客共同撥出部分家族財產，在新加坡創立了「邵氏基金」，主要用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教育和醫療慈善公益事務。而當他在香港的發展取得更大的突破，個人身家財富大幅飆升之後，應該已經考慮到在香港進行慈善公益事業的問題，因而在1973年──即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兩年後，他同樣撥出一個不小比例的家族財產── 其中部分是公司股份，創立了「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之後又成立了「邵逸夫慈善信託基金」，以此作為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的兩駕馬車。正因為基金的部分投資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所以日後財富增長極為可觀，獲得了令人艷羨的回報。

而這兩個信託基金是在香港金融市場開放之後成立，在概括介紹邵逸夫獨樹一幟的慈善公益捐獻事業之前，我們必須扼要地談談香港投資環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的重大變化，因為這種變化事實上是支持邵逸夫持續不斷進行捐獻的力量源泉。具體而言，儘管邵逸夫身家豐厚，富甲一方，但如果那些投入的資金不能持續增加──即俗語中的「錢生錢」，則捐獻必不能持久。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雖然香港的股票市場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小有發展，但仍然相對封閉，很多企業並不能順利上市融資，更非普通民眾可以輕易投資的渠道，這顯示當時的香港資本市場尚未能發揮出巨大的聚財與生財效應，這樣的投資環境自然不利於信託基金的投入和紮根。但是，自股票市場在20世紀70年代開放以後，讓不少中型企業也能上市，而普通百姓則能將積累的資金投入股市，資本市場迅速發展起來，連帶銀行、保險及專業服務機構等，也一榮俱榮地催生出強大的成長活力，其資金投入的回報率十分可觀，這也促使香港最終發展成國際性或地區性金融中心或資本管理中心（鄭宏泰、黃紹倫，2006）。

這就是說，當資本市場開放有利於資本積聚和增長之際，邵逸夫不但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也用手上部分資金成立慈善信託，購入藍籌股或物業地產股，作為長線投資，以實現「以錢生錢」的目的，帶來更好的回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從股票市場在20世紀70年代開放以後，儘管曾出現過股災及市場波動與低迷的情形，但因零散資金匯聚成了大資金流，令大中規模企業可以獲得更雄厚資金的支持，因而可以進行更多大型投資與長遠的投資，帶來規模經濟、產生更多協同效應，進而刺激社會生產、推動科研與創新，進一步帶動經濟與社會發展。邵逸夫在那個時間段創立的信託基金，自然也在這個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過程中同步成長、水漲船高。

一個更加不容忽視的重大發展，是20世紀80年代的邵氏兄弟在電影業的表現雖然已不如20世紀60、70年代那樣一枝獨秀、豬籠入水（財源廣進），但在這一時期電視業蓬勃發展起來。（邵逸夫與汪明荃、鄭裕玲參加TVB活動。）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迅速崛起成為香港電視業的龍頭，被形容為「大眾文化的霸主」（陳啟祥，1995）。而當最初領導這家重要企業的利孝和不幸於1980年去世，利孝和太太陸雁群又無意代夫上陣、涉足商場，邵逸夫於是「頂上」接替成為主席，掌控了這家主導香港大眾傳媒的機構。日後他不斷吸納股份，更令他成為該公司的最大股東，不但緊握大權，也分享了最大盈利。邵逸夫更是變成了TVB的代名詞，令他名利雙收，既有了更大的力量去推動公益慈善，而其名譽聲望又助推TVB及電影製作，可謂相輔相成。

由此可見，邵逸夫之所以能夠在以後的日子中，可以有財力不斷捐贈，為社會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令自己和家族可以留下美名，積累德蔭，雖然與邵逸夫名下財富滾存積聚愈豐相關，財富的增加使慈善基金實力不斷增加，而基金本身可以在資本市場實現「錢生錢」，帶來更多可觀的回報，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可見有助信託基金髮展的環境，除了保障私有財產、公正透明的制度以及具有發展動力的經濟與商業環境，更需要有利於資本增長回報的沃土。

獨特的慈善捐獻新路

由於名下財富及慈善基金中資金的不斷增長，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邵逸夫的捐獻顯得更加慷慨和激進，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例子：（一）捐款香港大學，興建了邵逸夫樓和邵仁枚樓，作為教學大樓；（二）捐款香港中文大學，用於興建該大學第四所書院，即逸夫書院；（三）捐獻給香港城市理工 (後更名為香港城市大學)，該校興建的圖書館及綜合教學大樓，以邵逸夫命名；（四）捐款香港浸會學院（即現在的香港浸會大學），興建逸夫校園。

當然，更為吸引中外社會眼球的，則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邵逸夫因應中國內地教育及醫療設施不足問題，持續不斷地進行大量捐獻，興建無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學大樓、醫學大樓、健康中心、圖書館、文娛中心、中小學校等等。其慈善義舉，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自1985年以來，（邵逸夫）先生持之以恆地為內地教育事業捐贈約47.5億元港幣，在各級各類學校共建設項目6013個，遍布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郝平，2014）。

結果，在中華大地，無論高等院校或是中小學校，「邵逸夫」的名字幾乎到處可見（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而中國科學院更是在1990年將其在宇宙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邵逸夫星」，以表揚其對中國科學探索的慷慨捐贈（竇應泰，2008），此舉顯然已把邵逸夫的「銅像」豎立到了太空。

表2是有關邵逸夫自20世紀80年代至2013年間捐獻支持內地辦學救濟的金額統計數字和分布情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國的絕大多數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區，都有邵逸夫的「足跡」或「影子」，這也進一步印證早年邵逸夫接受的觀念──「即使要豎立銅像，也要豎立在公眾場所，而非自己的家門口」的意識或目標。更為重要的是，邵逸夫不僅僅在中國香港、中國內地和南洋進行了大量捐獻，他也向世界著名的大學──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以及美國的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等進行了捐獻，因此可以說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築物已經豎立在全球大部分角落（竇應泰，2008）。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1月刊】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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