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兵：出版的學問與學術的出版（二）

李小兵，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中央大學（Oklahoma Central University）歷史與地理系教授、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南開大學歷史系學士（1982），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2一1983），1983年赴美留學，入卡內基一梅隆大學歷史系，分別獲得歷史系碩士學位（1985）和博士學位（1990）。曾任教於美國菲利浦斯大學。曾任全美華人人文社科教授協會會長（1997一1999），北美亞洲研究學會西南地區協會副會長（2005一2007）、會長（2007一2009）。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1995一1997）。

單幹戶加入史學會

1985年我拿到碩士學位以後，繼續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因為對美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了一些了解，我考慮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美關係作為博士論文的方向，重點研究和分析1954-1955年的台灣海峽危機，以點帶面，小題大做，從這個事件來看中美關係在冷戰期間的主要發展趨勢。1987年我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以後，便全力以赴寫博士論文。我的論文導師是戴維·凱薩（David Kaiser），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專家，在哈佛大學出版的研究著作就有好幾本。他對資料引用、佐據旁證、行文下筆，都有很嚴格的要求。交給他審閱的章節，他看到有三處粗心大意的錯誤，馬上放下不看了，讓你拿回去，重新改好後再送來。

在寫博士論文的幾年時間裡，儘管學習比較有規律了，但是感到生活單調。每天上班、打工、寫論文，三點一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常常感到情理、心理、生理上不太平衡。實話實說，當時我三十三歲，還沒有女朋友，真有點兒「單槍匹馬打天下」的孤獨感。有時煩悶，就跑到住在隔壁的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李銀河那裡，找她聊天訴苦。李銀河當時在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攻讀博士。或是到後面一條街上，找社科院政治學所的陸春良，和他們幾個人一起侃大山。可是不久，李銀河的先生和陸春良的妻子都辦了陪讀，先後來到匹茲堡。我也不便再去打擾人家了。好在餐館打工的時候，還能和我一起端盤子的章工遠、唐曉梅發發牢騷。（章工遠是當時中國駐美大使、後來的外交部長章文晉的公子；唐曉梅的媽媽唐榮梅當時是中國東方歌舞團的黨委書記。）我甚至和章工遠作了計劃：如果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我們就合夥在匹茲堡開一家中國餐館。

留學生中間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畢業以後怎麼辦？是返回中國，還是留在美國？留在美國，怎麼發展？歷史專業出路少，在美國不好找工作。我們系的幾個美國研究生，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找不到工作。畢業好幾年了，還在系裡面暫時代課，做兼職講師。他們中間甚至有人提醒我：兵（他們覺得「小」字難念，就自動省略了），你是外國人，畢業後恐怕更不容易找教書的工作。我在美國的幾個南開同班同學，如紐約的姜文灝、新澤西的程傑、密西根的郭亞平，也常常在電話里講，要爭取改行，從「史（？！）坑」里跳出來。後來姜文灝做了律師，在紐約開了律師事務所。郭亞平、陸春良開了餐館，非常成功。唐曉梅在加州，程傑在紐約，章工遠在香港，都在貿易公司做事，當上了部門經理。李銀河博士學成後歸國，在國內已經是知名學者。可我，還是獨自一人，史海漂游。

當時我們歷史系裡有三位台灣來的留學生，他們也是打工、上學，但是他們的心態似乎比較平衡。他們也是常常熬夜備考，但考完會去旅遊幾天，不覺得是浪費時間。他們在美國有早年留學的學兄、學長，知道不少美國史學界的情況，時常去開會、講座。有的還沒畢業，已經接到美國大學和台灣院校的工作邀請，我當時真是羨慕台灣同學在美國的人際網路。台灣留美的教授已經在美國六十多所大學裡任教多年，桃李遍美國，徒子徒孫，自成一體。他們在美國有自己的歷史學會、歷史雜誌、會員通訊和通訊地址，對後來的台灣學生很有幫助。

1987年「中國留美歷史學會」（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US）在紐約正式成立了！我在會上見到了幾十名從中國各地到美國來學歷史的留學生。雖然大家都是初次見面，但是有「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留美歷史學會建立了一個群體形象、群體意識和群體力量。雖然當時大多數人還在讀博士，但很多人在讀名校、跟名師，很有前途。如哈佛的巫鴻（當時他剛留校當助理教授），耶魯的高崢、王興陽，哥倫比亞的王希。還有我在國內就久聞大名的卿斯美。看到我們是第一批大陸來的歷史留學生，更有一種使命感。

同時，通過相互的交流，看到了我們所擁有的優勢，有了心理支撐點。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特點，教學方式和研究方法與美國學者不一樣。我們大多數人不必和美國同學競爭教美國史的教職，我們可以發揮特長，教中美關係史或是中國史。美國大學逐漸認識到了我們的特點，開始重視我們的優勢。留美歷史學會起到了橋樑、紐帶和吸鐵石的作用。我們彙集在一起，有了中心；大家協調配合，有了陣容；我們相互推薦促進，有了力量。當年唱卡拉OK的學生聯誼，成為以後二三十年攜手並肩、緊密合作的學術關係。歷史學會開拓的學術園地、創建的學人團體，對我以後的專業發展，找換工作，出版書籍，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88年第二期會員通訊刊登了俄亥俄大學將主持召開「國際冷戰史學術討論會」的消息，我得知後立即報名參加。當時俄大有個冷戰史中心，由著名冷戰史學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主持,他手下有幾位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包括張曙光和翟強。開會時，我又見到了從中國來學習中美關係史和國際冷戰史的留學生，包括現在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的陳兼。在會上聽到他們幾位的發言後，我的感覺更不一樣了。我看到：中國來的學生不但可以獲得學位、找到工作，而且可以成為很優秀的學者，進入美國史學研究的主流。幾年後，他們的博士論文分別以專著形式由美國大學出版社出版。會議以後，我回到學校抓緊時間，把論文做好，放棄了改行開餐館的計劃。

出版的嘗試與出錢的痛苦

1991年5月，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6月，我開始在俄克拉荷馬州的菲利浦斯大學（Phillips University）任教，任歷史系助理教授，兼亞洲研究項目的主任。（菲利浦斯大學雖然是私立學校，可我第一年的起薪只有兩萬三千美元。）兩年後，我換了工作，到現在的俄克拉荷馬州立中央大學教書，任歷史地理系的助理教授，兼西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長。（第一年的年工資是四萬三千美元，終於可以養家糊口了。）妻子和孩子也從匹茲堡搬到俄克拉荷馬州的愛德門市（Edmond）。

1993到1995年，我當選為留美歷史學會的理事。1995到1997年，當選為會長。在這期間，我組織和參加了幾次會議，看到了很多優秀的論文，便產生了編緝一本史學研究論文集的想法。這樣做既可擴大學會的影響，也為會員提供發表論文的機會。我和李洪山教授（1997-1999年歷史學會會長）一商量，他很支持，也願意參加編輯工作。我們在1994-1995年間收集了十幾篇質量上乘的論文，包括翟強教授關於中國與越南戰爭的探討、卿斯美教授研究中美貿易談判的博士論文、以及沈志華教授揭秘朝鮮戰爭的重大題材。根據這些論文的特點，我們文集暫定名為「中國與美國：冷戰史新析」。

當我們完成編輯工作之後，發現在美國找出版社很難。很多出版社都不願出論文集。後來，洪朝輝教授（曾在1990-1991年任歷史學會會長）講，有幾家半學術、半商業性的出版社可以出書，條件是我們要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贊助。我當時聽了很吃驚。因為在國內有作者出錢出書的事，美國居然也有這種情況。這些美國出版社為了保證自己的經濟利益，要求學術著作的作者承擔一部分費用，既可以出書，又不虧損。我們的選擇包括：梅倫（Mellen Press）出版社、廈普（M. E. Sharpe）出版社和美國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考慮之後，我們決定和美國大學出版社聯繫。

1996年，我開始和美國大學出版社聯繫。他們的編輯對論文集很有興趣。主編看過書稿後同意出書，但要我們買一百本書。根據書的估計價格，減去作者打折（八折），我們要預先付兩千美元。我們與作者們商量，要大家分擔，每人買十本書。當時我很尷尬，向作者要錢，難於開口。但他們大家非常支持，二話不說，馬上匯款。沈志華教授在國內已經是著名學者了，在國內和香港著書立說，成果累累。但是他非常支持我們的出版項目，願多買書。我和李洪山作為編輯，也應該多買幾本書。歷史學會理事會也很支持，決定買一部分書。1997年中，我們給出版社匯去訂書款兩千美元後，簽了出版合同。1998年1月，我們的論文集《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Cold War History》（中國與美國：冷戰史新析），終於出版了。論文集出來後，有不少好的書評。但第一次在美國出書，讓大家分攤買書，花錢出版，總有歉意。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也不符合我要出版一本歷史研究著作的想法。

《中國與美國》的出版，對其他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學會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97年「中國留美政治學會」（Association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當選會長鬍小波教授和離任會長鍾陽教授和我商量，請我再和美國大學出版社聯繫，出一本政治學會的論文集。這對我來說已是輕車熟路，不到一年時間，政治學會的論文集《Interpreting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Era》（解讀美中台關係：冷戰後的中國）就與讀者見面了。由於我和政治學的教授學者們不熟悉，在聯繫作者籌款時，遇到一些問題。有的教授對花錢出書很有看法，有的認為分擔費用的比例不合理。多虧胡小波和鍾陽教授做些解釋，為我解圍。我也不時地暗自叫苦，費力不討好，打算以後再也不組織花錢出書了。

事與願違，在美國花錢出書一時還收不住。1995到1997年，我當選為「全美華人社會科學教授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ors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S.）的理事。1997到1999年，又當選為會長。當時的副會長張傑教授（1999-2001年任會長）建議和我一起出版一本學會論文集。我只好又找到美國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了《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中國社會的轉型）。但出版費用又漲了，要我們買一百二十五本書，預交定書費三千五百美元。這次出書的問題更多，我是叫苦連天。教授協會包括社科、人文、傳媒、藝術等幾十個專業，各行各業的文章風格、寫作體例、行文標準，大不一樣。編輯工作非常困難，設計排版很難統一。我們只好對收集的文章做了調整，有些論文沒有選用。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個別作者興師問罪，寫告狀信告到我的系主任、院長、和校長辦公室那裡，弄得我狼狽不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我校當時的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是一個韓國裔的地理教授，中文名字是鄭炳煜（Walter Byong I. Jung），也要和我一起出論文集。1998年，我和鄭教授出版了《Koreaand Regional Geopolitics》（韓國地緣政治）的論文集。1999年我們又出版了《Asia』s Crisis and New Paradigm》（亞洲危機和新機遇)的論文集。幾年裡，我合編與合著、由美國大學出版社前後一共出版了六本論文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想出一本不花錢的歷史研究著作。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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