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羲之的人生軌跡「大師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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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又不能帖》1
王羲之《又不能帖》2
王羲之（303-361，另說303-379、307-365、321-379），字逸少，東晉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後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出身於名門望族，從曾祖王覽與《二十四孝圖》中的王祥為同父異母兄弟，王覽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從伯父王導官至太尉，父親王曠官淮南太守。羲之16歲時，被太尉郗鑒相中為「乘龍快婿」。初為秘書郎，後由征西將軍庾亮薦為寧遠將軍，改任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今浙江紹興）內史。因與揚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辭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內畫家一丁內書黃庭經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鍾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鍾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爵、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鍾繇，自能融化。鍾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鍾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抒。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鍾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王羲之《荀侯帖》
王羲之的另一面
在多數國人的印象中，王羲之是一個近乎完人的「美男」與「酷男」，關於他的故事穿透千年的時空，而今仍然散發著令人咀嚼回味的余香。
「東床袒腹」，以這種今人看來純屬無禮放誕的方式來應對太尉大人派來的擇婿使者，只能說明你這個人沒教養，說明你根本就沒把使者當回事兒，或者你從心底就不想做太尉家的女婿。可郗鑒這糟老頭兒，偏偏就選定了王羲之，「正此佳婿邪！」高興得屁顛屁顛的。因為在那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時代，「袒腹」之舉恰好自然而真實的表現出王羲之的名士風度，這不是裝出來的，不刻意求雅反而自然至雅。當然，這件事還有另外的附加條件在，即它只能發生在上天垂顧的名門貴胄、與「(司)馬共天下」的王氏子弟身上。換了桓溫，換了陶淵明，任你功勞蓋世，任你文采滿天，任你孔武英俊，任你玉樹臨風，這事兒沒商量。門第、出身，那可是馬虎不得的大問題！
寫經換白鵝，《晉書》稱之為「任率」之舉。喜歡白鵝，愛聽鵝叫，既然是發乎內心鍾情於斯的寵物，不弄到手絕對是一種精神的牽掛，甚或是心靈的折磨。所以，我很佩服山陰道士的聰明，他對王羲之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於是「趁火打劫」，「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一篇《金剛經》，以王羲之書法的名氣，所得銀兩能買多少白鵝？恐怕開個白鵝養殖場都大大富餘。但人在天地間就是要活得舒展快樂，戚戚於黃白之物斤兩分毫的得失，那多累！至於為老嫗書扇，也絕對是出於一時的「孩子氣」——當然其背後是對自己書法的絕對自信。這樣做，多好玩兒！
王羲之最為後人稱道的還是他那「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爐火純青的書法。一方張冠李戴的墨池(當是張芝臨池練字而令水青)，其精神的泉水在滋養了無數渴望有所成就的後人的同時，至今仍為山陰黎民提供源源不斷的旅遊收入；一幀難以見到廬山真面目的《蘭亭集序》，演繹了多少蕩氣迴腸、神秘幻化的故事， 「死生亦大」 四個字感慨萬端，其對生命價值的追問所折射出的不為世俗同化的「我思」的獨立意識，則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饋贈。
任率自然，才高神雅，「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於是王羲之成了「聖」，成了「神」，在歲月長河的濯洗下通體玉翠，了無纖瑕。人們渴望過王羲之那樣的生活，渴望成為王羲之那樣的人物——儘管人們知道那樣的時代環境早已一去不返；儘管人們知道，即便在魏晉，王羲之式的生活也只是少數貴族們的專利；儘管人們明白，自己在極大程度上成不了王羲之，但人們寧願在靈魂深處保留這樣的一個「烏托邦」，作為慰藉在奔忙中疲憊肉體的輕鬆劑，作為使自己棲息之所更加明亮的一盞長明的燈。
可以說人們心中的王羲之不完全等同於歷史上的王羲之，那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想像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和精神圖騰。歷史上的王羲之除了上述人們熟知的「優點」(或者說他的「主流」)外，也有他的「缺點」。儘管瑕不掩瑜，但揭出來仍會讓瘋狂的「羲迷」們難以接受，所以我已做好充分的「挨板兒磚」的心理準備。
心胸狹窄，是王羲之的一個缺點。慶幸的是，這種缺點並不「泛化」，他不是對所有人所有事都如此。所以，我們就看到一個矛盾的王羲之，一個對謝安、支遁、孫綽、許珣等眾多名流能坦誠相待、契闊相與，真誠、豁達的王羲之，卻在與王述的關係上小肚雞腸、心懷戚戚、睚眥必報、諸多「小人」表現的王羲之。
王述這個人在歷史上的名氣遠沒有王羲之大。王羲之屬於陳年的酒，一千多年醇香裊裊；而王述卻隨著時光的流逝，與人們的距離漸行漸遠，以至到了今天，沒讀過《晉書·王述傳》或瀏覽過《世說新語》的人，基本上不知道王述是誰，更不知道這個王藍田(其襲父爵藍田侯)在當時也曾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從仕途履歷及政治作為等方面來衡量，王述的指數要遠遠高於王羲之。
有人會說，是不是王羲之忌妒王述，所以才會因妒生恨，因恨而失去理智？也有人會說，一筆寫不出兩個「王」字，何必呢？揣測沒有用，我們還是從相關的史實中去尋找二人「交惡」的蛛絲螞跡吧。
王羲之與王述同齡，都出生於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在十三歲的時候，由於當時的大名士周顗「察而異之」，在名流聚會時的眾目睽睽之下，親手割了牛心炙先「啖羲之」，羲之從此名聲漸漸大了起來；成年後，以耿直著稱，又有書名，「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所以被從伯王敦、王導所看重。他與王應、王悅被稱為「王氏三少」。注意，這個「王氏」指的是山東琅琊的王氏，也就是「與馬共天下」的「王」氏。
而王述則是山西太原人。儘管太原王氏也是當時的望族，在西晉的時候也湧現過王濟、王湛、王承(王述父，字安期)等風流人物，但風水輪流傳，到了東晉，其難與正在風頭上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於「安貧守約，不求聞達」，加上「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別人高談闊論、滔滔不絕，而你王述居然無動於衷、不發一言，於是到三十歲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名氣，甚至被人誤認為是「痴」，用今天的話就是「呆」，就是有點兒腦筋不夠轉兒，就是有點傻。
一個少年即美名滿京華，一個年已而立仍「發傻」，加上門第的「現實優越感」，才高氣傲的王羲之看不起發「痴」發獃的王藍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世說新語·忿狷》載：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嚙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耶」
這王述脾氣還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和一個雞蛋竟大動肝火至此等境界，若被王景愚改編成啞劇小品，絕對會逗笑至爆棚。你既不能口吐蓮花談玄論道旨趣高遠，又不能手揮五弦妙手丹青雅雅緻致，也沒有「頹然如玉山之將崩」、到街上轉一遭就能賺得瓜果滿車的美妙姿容與神情，一個「三無」人士，只是憑了父親的蔭功便成了藍田侯，脾氣還如此暴躁、如此忿急！阿Q見了肯定會說一句「你也配」。即便你老子王安期，那麼大的本事，那麼大的名望，有這樣的脾氣都不能讓人誇讚半句，更何況你這個「痴」貨！小子，你就活著吧！
「聞而大笑」，羲之的開心、輕蔑、得意全包含在這簡單的四個字中了。
但偏偏這麼一個「痴」相公，後來卻聲名鵲起，遠遠超過了自己，王羲之的心裡應該很不是滋味兒。如果他能及時調整一下心理，能用「發展的眼光」重新審視王藍田，或者他想一想「大器晚成」、「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類的俗語，也許心理會平靜下來，理性、坦然地接受這既定的事實，從而以更加君子的表現來處理與王述的關係，那麼，也許就不會有我這篇專揭古人之短的文章了。
評說古人、議論他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事不關己不知難，豁達、寬廣的胸懷來自於多年的修鍊，且成為「君子」歷來是儒家的人格追求，可王羲之信奉的是天師道；更何況，魏晉時期任情適性是人們所歆慕的風度。我明明看不起你，不喜歡你，卻偏偏要裝出一副與你手足胼胝般親密相融，豈不憋煞羲之也！所以，才有了會稽秀美風光背景下上演的這一幕近乎孩童嬉戲的鬧劇。
晉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憂辭去會稽內史職，由王羲之接任(同時加右軍將軍銜)。大家注意，這一年，王羲之49歲，年近半百，臨近孔子所言之「知天命」的歲數，按說應該成熟了，豁達了，把什麼都看淡了，但他偏不能「恩怨忘卻，欲說當年好睏惑」，他不循官場禮儀，耍起了小孩脾氣，著實地把王述戲弄了一番。
當時王述在會稽料理喪事，按常理，作為地方長官王羲之應該去吊咽、致祭(一般應三次)。但他卻「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晉書·王羲之傳》)去了一次，就再也沒有表示，儘管明擺著要給王述難堪，但還不算太過分。而《世說新語·讎隙》則有更具體的細節：「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僕役通報，孝子們已經哭了起來，王羲之卻不上前行禮，更不可能與王述說些「節哀保重」一類的場面上的話，轉身就走。這叫什玩意兒？面對這樣的羞辱王述「深以為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一時的快意種下了苦澀的果子。三年後，王述做了揚州刺史，而會稽轄屬於揚州，王述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這是王羲之做夢也沒想到、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王述一定會報復自己的。怎麼辦？此時王羲之的確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他卻既不想辭官，也不想申請調動(他愛上了會稽的靈秀山川)，於是便異想天開一廂情願地想出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對策：上書朝廷請求將會稽劃屬越州治下。可惜的是這事被他派去活動的人給辦砸了，使羲之「大為時賢所笑」。於是，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無奈地在永和十一年（355 年）稱病去郡，從此歸隱，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
王羲之敗給了王述，純粹是自己心胸狹隘、任性尚氣所致。他們兩人既無個人恩怨，又無政治主張的分歧，也沒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水，年輕時的「感覺」影響了王羲之的一生，他不想與一個自己看不起的人為伍，更不想屈居其下。他可能到死也沒弄明白，王述這麼一個幹嘛嘛不行的主兒怎麼就會在仕途上比自己暢通得那麼多？其實呢，王述並不是真正的「痴」，只是在那個崇尚清談的時代，談玄論道實在是他的短板。王述的為人與王羲之有相類的地方，比如說率真，《世說新語·讚譽》謝安稱他「掇皮皆真」，簡文帝則稱他「以真率少許，便足以對人多多許」；再如說不尚虛華，敢於提出並堅持自己的見解等等。他為官「蒞政清肅」，儘管有無為而治的色彩，但客觀上屬於不愛擾民的好官，最後做到了尚書令，位居三公。對此，先入為主，對其有成見，以不變眼光看人的王羲之實在搞不明白。於是，他只好將原因歸結到自己的兒子身上。「吾不減懷祖(王述字)，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卻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兒子不如王述的兒子有出息。瞧瞧，這是什麼邏輯，典型的本末倒置。大凡人在情緒失衡的時候，都會失去對人對事的正常判斷。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書聖」同樣也不能免俗，且簡直是俗之又俗。
斯人已矣，揭出這麼一段很煞風景的故事，實在是於古人沒有多大意義的舉動。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對今人來說是一個遙遠的虛擬存在，他們的生活、言語、思想、情感，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痛苦與快樂，遠不是我們所能復原、探知、整合的了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如果我們能從他們的或光彩或黯淡的人生軌跡中，提取出各種波長的色譜，匯聚成一束能直逼我們內在世界的光，把自己內在空間的每一個角落掃描個遍，照出自己心理、精神居所里的「小」來，進而思索，我們該怎樣去面對這個世界，怎樣與人相處，怎樣學會調整心海的羅盤，那麼，這樣的時空穿越，無疑就成了一次次有意義的旅行。 （佚名）
王羲之《一朝帖》
王述，東晉人,字懷祖。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予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
譯文：山西的王述早期比較沒錢，求了個宛陵縣縣令的官做，（任上）收受賄賂一千多起。王導勸誡他（這樣做不合適），他回答說：「撈夠了自然就不撈了。」當時的人都不理解他的品格。後來他經常調動做地方領導工作，清廉得超過一般人，不動產動產都用舊的不換（新的），這才被人們讚歎。我曾經讀到這裡而笑他。所謂清廉的人，窮也不會改變他的操守，所以可貴；而他因為沒錢而貪婪索取，撈夠了後停止，這還能稱為清廉么？而史臣記錄下來，以為是令人稱頌的事，真沒見識啊！
王羲之《汝不帖》1
王羲之《汝不帖》2
王羲之書法的永恆意義
王羲之書法的師承
王羲之出生的西晉末年，直承三國和東漢，這兩個時代，對中國書法的發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由於造紙術的發明，兩漢時期的書寫媒質已經從金石刻鑿和竹帛書寫漸漸向紙面書寫轉移。以後，終於形成中國書法歷史上「碑」「帖」兩種不同審美取向的內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實是因為材質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兩大範疇。王羲之的時代，就處在中國書法由「金石」往「翰墨」過度的完成期。東漢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書法家是張芝和鍾繇。張芝的草書，鍾繇的楷書，和以前的篆書、隸書並列為四，實現了中國文字的定型，也實現了中國書法書體的定型。現存大量的歷史文獻述及張芝和鍾繇的書法，如果再考慮到在兩千年的歲月滄桑里，實際湮沒的歷史記錄還會有很多，張芝和鍾繇的書跡應該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於西晉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對書法的學習和崇拜在家庭影響里就形成了。書法在東晉時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為人人習摹、引為標榜的時尚，趙壹的《非草書》從一個側面提供了東漢時期的書法普及狀態。到王羲之的時代，門閥政治在社會生活里的地位和影響更趨彰然，書法藝術作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徵，更出現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晉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響的書法家是衛瓘、衛恆父子。張懷瓘的《書斷》引述過衛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後來衛門傳人、承其風範的女書家衛鑠（茂猗）成為王羲之少年時的書法教師，王羲之從衛氏所得的是張芝一脈的草書傳統。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這個家族在西晉末年的朝廷漸成舉足輕重之勢，「渡江」之後，王氏家族更成為一時無二的顯貴。以後，因為王敦的謀反，家族幾乎被毀滅。官威煊赫並沒有讓王羲之感覺多少幸福，倒是優越的社會地位為他的書法藝術的形成提供了學習條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輩里是最有成就的書法家，王羲之從他得到了很多教益。應該說，對王羲之的書法形成影響最大的師尊是王廙和衛夫人兩人。王羲之在五歲時便跟隨自己龐大的家族從家鄉南渡。在大規模的遷徙里，放棄家園，放棄祖宗陵墓，這對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遠行，雖為貴胄，亦顯倉皇。可為紀念的是，王羲之的從伯王導在忙亂之中，沒有忘記攜帶鍾繇的書法名作《宣示表》。過江以後，此件傳於王羲之。王氏家族對於書法的愛重，於此亦可見一斑。《宣示表》是鍾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尋繹的中國書法歷史上最早的楷書經典。這樣，王羲之之前的中國書法的兩個重要體系：張芝的草書和鍾繇的楷書，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傳承之緒。
王羲之書法的「變體」
從現存有關的王羲之生平和書法資料可見：他的作品大部分為四、五十歲以後所作，早期作品比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書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為知重他的人應該是庾亮。王曠去世之後，王羲之與從伯王導一起生活，而王導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對頭，在這樣的夾縫裡，王羲之沒有放棄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誼。在他們之間，對書法藝術的熱愛與切磋，甚至互相競爭，成為重要的生活內容。在書法藝術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還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張）伯英十紙，喪亂遺矢，常恨妙跡永絕。及後見逸少與亮書，乃曰：『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書品後》）。在沒有印刷術和公共傳媒的社會，書法藝術和詩歌辭賦的傳揚一樣，完全是作家個體之間的自然流布，在這樣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話語權威」。庾翼就是當時書法藝術方面的一個「話語權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間傳揚了王羲之的書名。這樣的「傳揚」，當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傳觀」一起，在東晉社會的文化圈裡發生影響。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書法，主要是對張芝草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王羲之書法之所以成為東晉書法藝術的標誌，在於他繼承傳統和開創新體兩方面的傑出表現。楷書在鍾繇手裡得到定型，但作品留傳很少，以後楷書成為最重要，也最實用的書體，王羲之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的《樂毅論》等楷書作品，在繼承鍾繇楷書傳統的同時，對原本偏於實用，最容易表現得死板、僵滯的楷書，注入了藝術性。李世民在《晉書．王羲之傳論》中說：「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題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暇。」比王羲之時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誌書法，是對鍾繇書風的直接繼承，而在幾乎所有北魏書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書，更見不到草書。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張芝所開創的稀若星鳳的草書風範大大發揚，並且派生出新的書體——行書。以《蘭亭序》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書法藝術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潛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書作里得到融匯表現。在寫出《蘭亭序》之後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辭官隱居，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適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書法藝術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國書法不可能由實用性裝飾化往藝術性個性化轉化；後世對中國書法的崇拜，多緣其涵蘊的藝術情趣，最集中地表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關於書法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區別，孫過庭《書譜》云：「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這裡點出了草書是建立在技巧難度基礎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轉」的竅門，草書就不能成立，而楷書則以實用為主，即使達不到「點畫」之精，還可以記錄實用。在王羲之以前的書法，不論是甲骨、鐘鼎、竹石，都以刻鑿為主，其藝術性是從裝飾性、工藝性間接表現的；從王羲之的行草書法開始，書寫的實用性在純熟技法的自然表現里最為直接地將書家的文化修養和性情趣味表現出來，滲透進恆久延衍的中國社會代代不窮的文人傳統。
張懷瓘在《書議》里談到王羲之的「變體」：獻之十五六謂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王羲之對草書的追求貫串其一生。雖然有張芝的風範在前，但張芝之書，在「過江」之後已經稀若星鳳，而「章草」作為程式固定的書體，對自由心性的發揮有很明顯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極草縱之致」，必須突破局限。王羲之的「變體」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獻之的切磋推動下完成，而王獻之在「極草縱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遠。王羲之的草書探索直到晚年還在進行之中，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與章草異趣。蔡希綜的《法書論》說：「漢、魏以來，章草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群，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書法的代表作。所謂「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書信，多是王羲之賦閑山陰後給遠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撫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內容，在《淳化閣帖》和《大觀帖》里也有收錄，2003年上海博物館從美國安思遠購回的《淳化閣帖》司空公本，為閣帖「最善本」，其中屬於《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馬帖》、《朱處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譙周帖》、《諸從帖》等，較它本刻拓精良，可為了解王羲之晚年書作的佳本。孫過庭的《書譜》講：「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勵，而風規自遠。」王羲之書法的晚年狀態，其精神綜合因素更趨飽滿，是書法藝術以技法為核心的多種因素的全面表現。
以行書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書法藝術成就裡，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書。在中國書法的諸體中，行書一直不是獨立的書體，但在中國書法的歷史上，卻是行書產生了最具經典意義的作品，以王羲之的《蘭亭序》帶頭，以後又有顏真卿的《祭侄稿》和蘇東坡的《寒食詩》，是為「三大行書」。但其它書體卻沒有出現這樣的比類，這是值得探究的一個文化心理現象。關於行書的定義，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的論述：「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言簡意賅：行書是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模糊書體。張懷瓘在《書議》中對這種「模糊性」早做過闡釋：「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間」的自由書寫里發明了這種端嚴而可以歸楷，「極縱」則可以入草的書體。王羲之的創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學，使得中國文化精神狀態和書法藝術的技法狀態達到統一。這種統一在中國文化精神里的意義，張懷瓘又在《書斷》中說：「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動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無法完全迴避政治漩渦，又企望寧和閑逸的精神生活，在這樣的人生經歷和思考里，才會產生《蘭亭序》的精神。在賦閑的日子裡，他並非無所事事，而是把書法作為自己的日課，也作為自己的精神寄託。他信奉拯飢濟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體現。因為兩晉時期政治的極端顛簸無常，士大夫的「兼濟」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較同時代的謝安等人，自謂「無經濟志」，「獨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這樣的精神基礎，使得王羲之在書法藝術里「狂」「狷」之態畢顯，而終以中正平和為歸。文化建樹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潤性和長久性。中國社會的長期線性維繫，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潤發生著最恆久的作用。如果以書法藝術的技巧難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論，草書應該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張芝的草書已經達到這樣的高難度和強刺激；王羲之對張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後的藝術面貌卻是以《蘭亭序》、《喪亂帖》等草書和行草為代表。張懷瓘在《六體書論》中說：「行書者，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資神縱，無以寄辭。」他接著就比較說：「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擋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這樣的比較，就是說：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書，而王獻之的草書超過了乃父。比較王羲之和張芝，張懷瓘還認為；「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為最。」王羲之在書法藝術里是「無所不通」的「全能冠軍」，這略近於宋代的文化巨擘蘇東坡；張芝的一幟讀標，則略近於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從個人性情的既剛直又平和而論，王羲之和蘇東坡也都可以歸於「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時期，「中庸」被錯誤理解為無原則，其實，「中庸」正是對規範信念的堅持。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質，「矩」是斂束性質，人類物質和精神的發展，超越和斂束的關係，也是永恆主題。王羲之的書法風範和中國哲學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為中國書法主流的內在原因。且看道學家怎樣評價「二王」書法：「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余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眾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這是明代「第一讀書種子」方孝孺在其《遜志齋集》里談「二王」書法之論。道學在宋代以後成為中國儒學主流，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起到了禁錮思想發展的作用，曾經被革命文化深惡痛絕，但是，經過時代的顛簸，可以發現：它的「心」「性」「義」「理」之說，對解釋人類精神發展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內涵，有其嚴密的思辨系統。藝術作用於人心的審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國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觀察書法藝術，可以理解其構成的內在原因，而藝術畢竟是藝術，它又是以其獨立的審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運，多在「悲天憫人」之中，最接近於對藝術細微的體察。《蘭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嘆人生有限，時光易逝，功名事業，「俯仰之間，以為陳跡」；「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儘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莊之道，以「服食」「虛靜」為養生之術，但是「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他愈是對生命之寶貴無限留戀，對生命之脆弱亦愈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謂盡心儘力，但精神深處的隱逸思想無時不刻不在他的書法作品裡表現出來。他的大量書作，若《遠宦帖》、《頻有哀禍帖》、《寒切帖》、《日月如馳帖》、《散勢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僅僅從題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狀態。人生榮辱是最不能長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潛卻會留下永恆的印跡。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潛在他對書法「上窮碧落下黃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書法藝術在當時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們同時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將「二王」書法輯為卷軼者，桓玄死後，二王書法亦多亡佚，但畢竟不會全部湮滅，唐太宗時代，摹寫王羲之書法以賜大臣，所本亦是真跡。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觀摩里，王羲之和王獻之的書法藝術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評價。
對王羲之書法推重最顯著者為唐太宗李世民，這是一個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最為輝煌的「貞觀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個對書法藝術有著深入實踐和深刻理解的書法家，在他的高視闊步里，對王羲之卻嘆服無保留。李世民親自撰寫的《王羲之傳論》這樣講：「此數子（鍾繇、獻之、子云）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扉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李世民之論王羲之，是在對歷史上諸多第一流書法家的全面比較中做出的結論，將王羲之的全部書法藝術成就和這些一流大家比較，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全能冠軍」。王羲之的篆書，現在再看不見遺迹，而他的楷書、行書、草書，都以精彩表現卓立於千古書壇。僅以王羲之的草書而論，他的《小園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風範里表現出既奔放又蘊籍的風格。對王羲之書法曾經心摹手追的歐陽詢更對李世民之說發揮道：「至於盡妙窮神，作范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唯右軍王羲之一人而己」（歐陽詢《用筆論》）。對世事近於悲憫，而在書法藝術里展現「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一般的壯闊恢弘，精神的永恆超越了事功的短暫。
關於《蘭亭序》的爭議及帖學的歷史性徊徨
《蘭亭序》是王羲之行書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愛，其死後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書大臣等將《蘭亭序》摹拓多本，留傳世間，這些，歷代著述源續有自。因為王羲之真跡難尋，後世書家不乏假冒偽托，對《蘭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偽，也不斷有學者提出疑問。1965年，郭沫若先生髮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以東晉時期的書體還在隸書時代，不可能出現《蘭亭序》一類行楷書為主要依據，否定其為王羲之所作。文章發表以後，書法學術界呼應者甚眾，只有高二適等幾位先生著文反駁。在雙方誰也拿不出確切物證的情況下，都只能各依其對中國書法歷史的觀念和知識進行推斷。高二適先生當時就以唐太宗《王羲之傳論》所記為據，對唐太宗著錄的王羲之真書《樂毅》，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的真實性確信不疑。高二適說：「竊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模，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偽之可言」（文物出版社《蘭亭論辯》1973年版下編第9頁）。誠然，否定《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中國文化發展到上世紀中葉以後的時代話題，其基本標誌是對傳統文化的懷疑和否定，又加上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對學術的壟斷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經申明：他否定《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並非否定《蘭亭序》本身的書法藝術價值，他自己曾經多次臨寫《蘭亭序》。他認為：《蘭亭序》應該是王羲之的後人僧智永所書。其基本思想，就是把《蘭亭序》的書寫時間從王羲之的東晉時代推後到僧智永的齊梁時代。而其指斥對象則是「以李世民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論如果成立，《蘭亭序》的書寫時間推遲一百來年，對中國書法史的整體規模並不構成致命性損害，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王羲之的時代既然不能出現行草書，那麼，王羲之、王獻之的其它作品呢？張芝、鍾繇的作品呢？難道都是偽托？對這一關乎中國書法歷史總體意義的大問題，僅僅出於「捍衛民族文化傳統」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認識，但還是不如從對書法藝術的直接鑒賞分析得到的結論更為貼切。以《蘭亭序》為例，比較確切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難看出，智僧所書，較《蘭亭序》的風雅獨具，字勢遒逸，還不能同日而語。後世確認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將米芾的最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較觀察，可以說，他也還達不到「二王」的水平。後世對「二王」作品的所有評價，都是建立在以《蘭亭序》、《十七帖》等作品為對象的鑒賞基礎上的。如果這都是些偽作，那麼，中國書法歷史上最有影響的這些評論家兼書法家如張懷瓘、孫過庭、蘇軾，是不是都錯了？倘若如此，中國書法的全部審美基礎都要動搖。還有一個很容易分辨的問題：對王羲之書法最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時代書法藝術可以成為進身之階，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書法藝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夠寫出王羲之那樣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來向李世民表白，豈不比將盛譽隆名白送給前朝名人更加實用而自然？再則，李世民這樣能夠創造中國封建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後的人傑，難道在他最鍾愛的書法藝術方面會容忍欺騙？「二王」書法的流傳，在唐太宗貞觀時期，還有2290紙，到宋徽宗宣和時期，還有243帖（據張懷瓘《二王等書錄》、《宣和書譜》）。歷代對「二王」書風的闡述評論，基本上是前後一致的。這是中國書法歷史發展的基本狀態，這樣一個狀態的形成，並非人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斷可以改變。
王羲之書法藝術的永恆意義
王羲之書風在初唐時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時期，「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書逞姿媚」。因為韓愈的文名，此說在後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清人吳德旋在其《初月樓論書隨筆》中說：「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唯不知右軍書，亦並未解昌黎詩意矣。」
韓愈對王羲之的輕蔑，表現的是一種偏執的美學觀念。以敦厚雄壯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較，以力度為圭臬，對中國書法藝術特質的認識就不能不發生偏移。在韓愈之後，歐陽修也發生過這樣的困惑，他在《集古錄．王獻之書跋》中說：「所謂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與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歐陽修在對南朝書風缺少高文大冊表示不滿的同時，也無可迴避地談出了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朝書風的藝術性之所在。「百態橫生」而「意態無窮」，這不正是個性心態在書法表現里最完美的狀態？藝術成分的濃淡高下，在獨立創作和工藝複製之間的比較，在「逸筆餘興」和「高文大冊」之間的比較，本來是十分明顯的。但是，任何好的藝術，在人類漫長的心理發展的歷史裡，也不免遭遇某一時期或某些人群的審美疲倦，韓愈在追求其「瘦硬碟空」的審美風格時，以視覺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書法，致出「俗書趁姿媚」之譏，就是這樣的審美疲倦的表現。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
誠然，雄強書風，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貞白）的《瘞鶴銘》，論「雄強」就不比任何「北碑」遜色，如果不是晉朝禁碑，以王羲之寫《樂毅論》、《黃庭經》的功夫，「高文大冊」當不在話下。這裡，關鍵問題還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特質的理解。正是在一種「矯枉」心態下，到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出現了「碑」「帖」之爭。「碑」體書法當然是中國書法大觀里不可忽視的存在，但其審美表現主要是通過刻鑿工具來完成的，較之「二王」書風的自然瀟洒，在體現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方面應該在第二義。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強」，又和「富國強兵」的社會政治訴求相連類，以實用精神曲解複雜的文化精神，這是近代以來對中國文化本質認識普遍偏頗的原因所在。劉熙載又說：「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這就點明了「力」與「韻」渾然一脈，方得書法藝術之至美，而作為藝術表現，任何以「力」為強調而無「韻」之功，都是不可能達於人心感動的。其實，就是大力倡「碑」的康有為，在其大量「矯枉」而未能「持平」的議論里，對王羲之書法的評價也有肯綮之說，他在《廣藝舟雙楫．本漢第七》里說：「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筆法之雄奇也，蓋所取資皆漢、魏間瑰奇偉麗之書，故體質古樸，意態奇變」。康有為的文化觀念，較之韓愈，有更多偏頗之處，但對「二王」書法的評論，他則以「雄奇」「古樸」等審美風格特徵的肯定，直接回應了韓愈的偏頗。
觀王羲之晚年病中之書，亦可證明書法藝術的內在精神與體力並非直接關係，長期的修養，技巧功力的純熟，可以超越體力狀態，依然得到剛強有力的藝術表現。歷代書論家早對韓愈的偏頗批評周詳，但直到今天，因為藝術審美心理的疲倦，求變而難得其途者，往往還是對王羲之書風發生歧見。這正是因為對中國文化精神內涵的歧見所致。
王羲之書風的最大意義是開創了文人書法藝術的審美風格，對以後中國書法藝術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無可替代。將時代遭際里的個人命運、個人情趣融會於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環境，以筆墨技法宣洩揮灑，成為一個時代文化心理和文化形象的標誌，在漫長的中國社會裡流衍為大量文化人的精神寄託，「二王」的書法藝術就有這樣的底蘊和作用；他們的書法藝術所代表的文化，並非「高文大冊」的莊嚴沉重，而有心靈抒寫的自由，它揭示著中國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在千古莫易的帝權社會裡成為自尋解脫的潛流，在生生不息的文人心境里成為難以泯滅的主流。精神潛流和文化表現的主流，其間關係複雜幽徊，在日益開闊的世界文化格局裡表現出無比的魅力，也發生經常持久的困惑。總體言之，中國書法藝術的性質，具有中國古代封閉性文化發展的線性特徵，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到「二王」時代具有了幾乎全部外在形式和精神內涵。以後的中國書法藝術，基本上是對「二王」書法的傳承、闡釋和反撥。反撥的因素至當代而愈益明顯，如果說「蘭亭論辯」多出於政治性的發難，其發也速，其解也悄，而當代以「表現主義」、「形式構成」等西方現代美術觀念為底蘊的「現代書法」，則是出於現代文化心理對中國書法文化線性發展邏輯的顛覆。中國書法在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線性發展，其實是迄今為止中國文化心理的綜合性表現，它有表現的、形式的、結構的因素，更有人生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這些內在因素，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中國書法的「基因」，而「現代書法」，可以說是在試驗「轉基因」，因為其「基因」是現代西方表現派繪畫藝術，雖然加入了中國文字的某些結構特徵，它可能形成新的品種，卻無法具備傳統中國書法的內在因素。只是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發揮，就可能離開書法藝術的本質而成為「非書法」。世界文化正是在交流中才發現並且承認不同淵源的自身價值，中國社會的長期封閉性質阻礙了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當交流不可迴避地日益發展之際，中國文化所包括的書法文化，其本質意義當然應該是其原本的「基因」意義，而非被改變了的意義，其實，從文化本位出發的世界性闡釋，出來都是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的本質意義十分尊重的，不尊重民族文化最烈者，從來都是出於民族文化發生的內部困惑。中國社會的近代演變，就經歷了劇烈的精神顛簸和文化困惑。經過了百年文化心理的曲折，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澹定里，對中國書法的本質認識，對其以文人化為表現特徵的個性心理發展在民族文化發展里的價值意義的認識，成為中國書法理論的迫切課題，而對於中國書法發展中有代表意義的「二王」書風的認識，並不因為其歷史的久遠而失去意義。世界文化越是發展，民族文化的標誌性建築就越是彰明，對其外延內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王羲之所代表的書法藝術風範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王羲之《虞安吉帖》
王羲之《虞安吉帖》，7行，56字。草書。《右軍書記》著錄。入刻《十七帖》等。
釋文: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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