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
原標題：文一：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
為探索中國高速發展實踐背後的理論之謎，踐行當代經濟學基金會「鼓勵理論創新、繁榮經濟科學」的宗旨，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於9月11日舉行主題為「四十年中國奇蹟：經濟學理論探索」的閉門研討會。
謝長泰、宋錚、許成鋼、滕泰、文一、陳平、聶輝華等教授分別發言，本公眾號將分期推送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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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對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和對中國為什麼能夠崛起的不同看法。我的題目是「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副標題是「新制度經濟學批判」。我要做一個聲明，這只是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的立場沒有任何關係。
現在整個地球都感受到這麼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工業化地平線上所造成的巨大振動。這是一件震撼當代人類歷史的大事件，而這個震撼還遠遠沒有過去。它究竟是好事、壞事？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認為是壞事，因此想要阻止它。無論是好是壞，在我看來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它對整個人類21世紀和以後的經濟發展，包括文明進程和地緣政治格局，帶來的影響不亞於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
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的人口是千萬級的，中國卻是以十億級的人口規模來開啟工業化的。英國工業革命至今不過使13%的世界人口（包括歐洲、北美、日本、亞洲四小龍等）進入完全工業化的狀態，而中國僅僅自身完成工業化就會使世界工業化人口變成目前的2.5倍，何況它還會拉動其它國家的工業化，給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髮達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會。
第二，歐洲從中世紀晚期開始迅速崛起，到現在是500多年。雖然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和潛力還遠沒有到頂，但是中國已經在過去40年走過了歐洲花了近500年間走過的道路和許多工業化關口。這大大加速了整個人類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進程。
第三，我們沒有完全模仿西方的增長模式。所有工業化的歐洲國家還有美國、日本，當年全是靠殖民、奴役、掠奪和戰爭起家的，是通過有組織的國家暴力和國家主導的「打、砸、搶」開啟工業化過程的。歐洲的工業化依賴於對南美洲的黃金白銀、北美印第安人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洲千百萬黑奴的掠奪與奴役，和對東方香料、絲綢、茶葉、陶瓷、棉布和各種手工品市場的全球壟斷。他們的工業化是以這個暴力的原始積累為基礎的。他們工業化的能源和原材料很大程度上是搶來的、廉價或免費獲得的，而中國現在工業化的成本巨大，需要按照目前市場波動價格進口原油和原材料。即使在歐美已經完成工業化以後的二十世紀70年代，還被中東的石油漲價搞得很慘，而中國卻要以比他們當年高得多的多的價格進口這些能源和原材料。在這種情況下，以養活這麼巨大人口的壓力推進工業化，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難怪二戰以後全球一二百個發展中國家以和平方式搞工業化，多數是失敗的，這個事情背後的深刻原因後面我會詳細講到。
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是在特有的政治制度下取得這些成就和超常增長的。這使得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吃驚和迷惑不解。以至於很多人，包括很多的中國知識精英，都認為這個奇蹟不可持續。這不是因為這些知識精英意識到歐洲美國日本當年是通過國家暴力崛起的，恰恰相反，他們誤以為歐洲美國日本是通過「民主、自由、法制、私有產權保護」的市場經濟崛起的。因此，這些知識精英認為除非中國能夠移植西方現在的政治制度，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其經濟發展不可持續。這是我所認識的國內很多知識精英的看法，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斷言。
因此在目前很多種解釋中國奇蹟的理論中，以下兩種觀點很有代表性，其它很多觀點都介於兩者之間。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超常增長不過是一個強政府利用各種行政資源和初步市場化改革紅利，以廉價勞動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國企投資為手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製造的一個「振興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續。
這背後的原因也就是今天上午許成鋼老師講的，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都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帝制國家，因此目前為止的短期增長與西方自文藝復興後的全面崛起有本質性的區別。比如：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民主、法制、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傳統，沒有現代法律體制，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西方式的知識產權，沒有真正的技術創新，只能不斷複製甚至剽竊西方技術（美國到現在還是這樣說的）。一句話，沒有一系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那你這些因素都沒有，你怎麼可能崛起，你這個崛起如果有的話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就是一個「振興假象」。
按照這個觀點，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中國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官本位，和裙帶資本主義就是很好證明。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貌似相反的第二種觀點。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後1800年領導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不過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崙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覺醒就會再次震撼世界。
在我看來，以上兩種觀點（尤其是第一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都很欠缺。
首先，一個缺乏正確激勵機制，有效社會管理體制和包容性開放經濟結構的國家是不可能在建國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長，目前為止避免了貫穿整個歐美工業化歷史的不斷的金融危機，從一個貧窮積弱、一盤散沙的農業國迅速轉變成為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的。
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盤西化」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擁抱「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市場經濟改革後也沒有做到。為什麼？
其次，如果燦爛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那麼清朝的時候也是同樣文化傳統，怎麼當時不行呢？民國的時候也不行。這個觀點無法解釋中國近代為什麼落後，也無法預言中國何時會再次崛起。當年的「五四運動」不是提倡徹底清算傳統文化以後中國才能現代化嗎？而且還有那麼多不是中國文化的國家和古代文明，他們能夠崛起嗎？中國文化如此優越，為什麼沒有產生現代科學？中國建國初期來自於蘇聯的技術援助被公認為很重要，說明中國的確需要像西方學習。
但是如何學習？學習什麼？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更加關鍵的是，我們長期被洗腦後接受的關於歐洲近代文明史的觀念是錯誤的、扭曲的、極度美化了的，因此才產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種觀點。它給歐洲工業革命披上了一層華麗外衣和神秘面紗。如果我們不揭開這層華麗外衣和神秘面紗，我們就不僅無法正確解釋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也無法正確理解正在中國發生的工業化奇蹟，因為兩者都遵循同樣的經濟學規律。
我們來看看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否是因為「民主、自由、法制和私有產權保護」的傳統而產生的。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Sven Beckert 精闢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美國最著名的的經濟史學家Mokyr也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這聽起來是很恐怖的，現在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治安和法制狀況恐怕都沒有糟糕到英國工業化初期這個地步。所以說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中國和印度，不是因為西方當年的法制特別健全，人權和私有產權保護特別好。
可惜對西方文明的這種誤解（即前面提到的第一種觀點）長期誤導經濟學家和國內知識分子很多年，因此第一種觀點才十分流行。認清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我們既無力解釋西方，也無力解釋東方；既不能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也不能解釋中國今天的奇蹟。
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回答張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和挑戰，就是怎麼解釋中國經濟奇蹟。他說「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僅僅指出中國的問題，比如法制、人權和私有產權保護不健全和充滿貪腐和裙帶資本主義這些當年在歐洲工業化歷史上到處泛濫的東西，根本不算什麼經濟學家。你要指出中國什麼地方做對了，以至於產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偉大奇蹟，這才是最關鍵、最重要的，才能對以後的繼續改革開放提出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才能對別的發展中國家提出有指導意義的政策。你光說發展中國家貪腐有用嗎？歐洲歷史上處於工業革命階段的各國皇室貪腐得很，私有產權保護不到位得很，法律和人權不完善得很，而且經常發動戰爭把國家的債務推高到GDP的150%-250%，為什麼還能開啟和完成工業化？為什麼美國在獨立宣言發表將近二百年以後，在開啟自己的工業革命一百多年以後，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並進入福利社會好多年以後，還會在1960年代爆發大規模的黑人為維護自己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而發起的流血鬥爭？為什麼啟蒙運動一百多年後的歐洲還會爆發兩次毀滅人性的、摧毀落後國家主權和私有財產權利的世界大戰？他們的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契約精神、私有產權保護哪裡去了？難道是這些口號的缺乏才使得落後農業國家無法實現工業化嗎？
這種錯誤的理論和觀念通過教科書和媒體到處傳播，以至於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精英階層也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崛起的原因，認為這種價值觀的的缺乏是自己貧困的根源。
所以我不同意前面兩種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觀點。我這裡要提出一個我自己的觀點。在我看來中國經濟奇蹟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已經引爆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終於自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後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但是一系列問題接著來了：什麼是工業革命的秘訣？如果有秘訣的話，為什麼中國以前（比如洋務運動時期）沒有找到它？為什麼目前還有那麼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找到它？
在我看來只有從工業革命的角度出發，才能夠真正理解和正確評價中國的經濟奇蹟。而且，如果我們對於中國奇蹟的理論解釋是正確的話，它也一定能夠解釋工業革命當年為什麼產生在歐洲而不在中國，為什麼在英國而不在義大利和荷蘭的根本原因。
可惜這些問題到現在歷史學家都沒有搞清楚，難怪經濟學家們無法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蹟，也無法去發展中國家指導別人的經濟發展。著名經濟史學家克拉克2012年公開承認說，「解釋工業革命仍然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為什麼英國工業革命已經二百多年了，經濟史學家們還是無法解釋？原因就在於這些經濟史學家如果不是受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認為歐洲政治制度比中國先進是工業革命的原因，就是受新古典經濟學影響，認為更好的資源稟賦和要素自由流動是工業革命爆發在歐洲的原因，或者受文化決定論的影響，認為歐洲有古希臘的文化傳統而中國沒有。但是這些流行理論都被歷史學家們自己的歷史研究而相互否定了，比如發現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比同時代的歐洲和英國還好（彭暮蘭的《大分流》），或發現中國唐、宋、明朝的科學技術比同時代的歐洲發達（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無論如何，按照歷史數據，自從1760年前後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之後，目前為止能夠成功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國家只有少數，包括西歐（1820年-1960年），美國（1820年-1940年），日本（1870年-1970年），亞洲四小龍（1960年-2000年）。亞洲四小龍並沒有都完成工業化。但是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全部加起來也就是13%的世界人口，還是很少的。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多次嘗試過模仿英國的工業革命，卻只有少數國家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理論就是「新制度經濟學」，比如阿西莫格魯的《國家為什麼失敗》這本書。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秘訣很簡單，就是需要一個好的政治制度。這個理論把政治制度分為兩種，包容性制度（比如民主制），和攫取性制度（比如專制）。它們又分別決定了包容性經濟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著限制精英階層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力，因此意味著良好的私有產權保護、法制和市場經濟，因此意味著財富積累、創造發明和經濟增長。
反過來，如果是一個榨取性政治制度（比如獨裁統治），則意味著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私有產權保護，沒有法制，因此意味著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不會創新發明，因此意味著貧窮。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提出的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實行普選民主。
這就是《國家為什麼失敗？》這本書為工業革命提出的解釋和為落後國家開出的工業化藥方。這個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從邏輯上聽起來都沒有問題，甚至可以用數學模型來表達。使用數學是經濟學家們擅長的技巧。
記得這本書寫作的時候埃及正在發生阿拉伯之春。因此阿西莫格魯在前言和書的中間都預言：實現了民主選舉制度的埃及會從此走上工業化的坦途。但是它們失望了，埃及到現在沒有走上工業化的坦途。其實你只要想一想，就會發現這個理論很符合西方的意識形態但卻與大量的事實相矛盾。
首先，這個邏輯體系和歷史經驗不吻合。歐洲列強當年崛起根本不是靠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前面引用了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和西北大學歷史學家關於英國工業化初期的人權和法制狀況的論述。其它歐洲國家的人權和法制也不會比英國好。他們的私有產權保護也不比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好多少。而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葉開始崛起的時候是權威性政府，也不是靠民主、自由和人權。希特勒掌權時期德國的工業化飛速發展，那可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時代。
其次，這個邏輯體系也與當代實踐不符。當代的發達國家拿著這個理論企圖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時候，把民主灌輸和強加給它們。灌輸與強加的結果怎麼樣？不管這些國家以前是貧窮的農業國還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結果都不行。你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南非、烏克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就知道了。而且俄羅斯按照這套理論進行改革以後是失敗的，日本明治維新也不是按照這套思路崛起的，它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的道路。
而且這個理論甚至都不能解釋阿西莫格魯他自己生活的城市（美國的波士頓）的貧窮街區現象。美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同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但是有的社區非常貧窮，打砸搶隨時發生；另外一些社區卻非常富有，也非常遵紀守法。義大利全國是同樣的制度，同樣的憲法，同樣的選舉制度，但義大利南部比義大利北部貧窮很多。為什麼？
所以這個邏輯上合理的理論一旦和現實一比，就破綻百出。這就需要我們重新來系統地認識歐洲的崛起。既然歐洲不是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所講的那樣崛起的。那它是以什麼方式崛起的呢？
我們至少可以先通過對歷史的描述來看一看當年歐洲崛起的歷史軌跡。15-16世紀的歐洲君主國首先通過相互間的延續不斷的戰爭和激烈軍備競賽，獲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然後以這個國家能力為基礎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最貪婪、最狡詐、最具規模的商業競爭和海外市場擴張，通過國家主導的特許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傾銷、原材料掠奪和奴隸販賣市場，並由此厚積薄發300年才於1800年前後引爆了以規模化大生產為競爭特徵的工業革命。這個過程將歐洲原來的400多個國家蕩滌成為20多個強悍國家，每一個都可以打敗缺乏組織能力的大清王朝和義和團。
歐洲國家間的戰爭頻率有多大？14世紀的歐洲發生過至少44場大規模戰爭，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戰爭，其中包括著名的長達116年的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15世紀一共發生過60場戰爭，幾乎每年都處於戰爭狀態。16世紀發生62場戰爭，平均每次戰爭延續時間超過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過兩、三場戰爭同時展開，延續時間超過8年的戰爭有15次。
從1500到1700年的整整200年期間，歐洲有95%的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而相反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以後屬於戰爭的時間可能只有20%，甚至可能還不到。歐洲1700年之後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武器的大規模殺傷力愈來愈強，一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你看要死多少人，要把多少國家牽扯進來？所以歐洲國家是這樣千錘百鍊出來的，與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相像。所以能夠與歐洲列強匹敵的不是大清王朝，而很可能是秦朝或漢朝，然後就是朝鮮戰爭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戰爭和工業化有什麼關係？戰爭促成了中央集權和由中央集權主導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而中央集權和重商主義才是歐洲崛起的秘密。以下我們來詳細論述。
為了長期維持專業化的更大規模的軍隊，必須使用有組織的國家暴力完成民族國家統一和稅收制度改革，不斷增加新稅種和創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國債）管理體系。稅收體系於是從臨時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稅收體系演變成更加標準化的和中央集權化的體系。這是支付不斷擴大的軍費開支的唯一方法。
為了提高財稅收入，歐洲各國皇室紛紛走上了商業立國的道路。而這條道路需要動用軍事化的國家特許壟斷公司、特許私人武裝和特許海盜集團來輔佐，以開闢殖民地，壟斷地區與全球貿易並不斷發掘新航線。這誘導歐洲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的「重商主義」的「全民皆商」道路，發現了富國強兵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我把它叫做「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因為歐洲國家都學會了用戰爭手段來推進貿易，賺取更多的商業利潤，再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戰爭。他們走的是這樣一條道路。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也是受這一國家發展戰略指導和推動。歐洲國家也紛紛互相效仿開辦大學和研究機構來研究炮彈物體運動力學，航海天文學，火藥燃燒和冶煉的化學等學科，法國的路易十四就親自創立了法國科學院和火藥研究局，這些也都是國家出於贏得戰爭的目的，從而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就像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CIA）通過推動計算機、互聯網、太空科技發展而刺激了的這些領域的科學研究一樣。
而歐洲各國要維持這個成本巨大的「戰爭?貿易」加速器的運轉，需要美洲的黃金白銀（當時的全球貨幣），非洲的奴隸（廉價勞動力），東方的香料、茶葉、絲綢、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進手工業技術，並由此打造出一個由堅船利炮築成的巨大世界市場。這個市場的「規則」由歐洲列強制定，利潤由歐洲列強瓜分。
因此，歐洲崛起的秘密絕對不是與封建社會截然不同的嚴格的私有產權保護。今天的發達國家當年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的產權保護並不比中世紀封建農業社會有實質性的進步。他們那時產權保護的力度還比不上今天的好多發展中國家。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歐洲國家在戰爭中完成向中央集權的轉化之後，其稅收能力和決定那些群體的產權需要保護、那些不受到保護的權力，比過去強大了千百倍。
歐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自由貿易」。在每個歐洲國家進入自己的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普遍產能過剩之前，16-19世紀的歐美各國推行的並不是自由貿易，而是都在大力利用關稅保護為本國製造業和產業升級服務。他們都要求別的國家向自己的製造業產品開放市場，卻盡量向外國製造業關閉自己的國內市場。他們都要求別的國家向自己出售原材料，卻用高關稅阻止自己的原材料出口和流出。這就是重商主義。而強大的海軍和貿易壟斷是實行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貿易秩序的手段。解決國家間衝突的方式是戰爭。
因此，歐洲崛起的秘密是強大中央集權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國家力量出來主導，一個民族休想開闢全球市場並以這個市場為基礎引爆工業革命和實現工業化。因此我才說，「工業化永遠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但是國家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它還必須採取和執行正確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才能夠成功實現工業化。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缺乏和對於重商主義產業政策的重要性缺乏理解，導致了很多二戰以後獲得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實現工業化。這個重商主義發展戰略究竟是什麼？馬克思告訴我們，歷史的起點才是邏輯的起點。因此我們必須通過考察歷史來分析歐洲的重商主義演化和產業升級的秘密。
從歷史來看，這些成功國家的工業化都走過了一些基本階段。
一、建國。首先是單一民族國家的誕生，打出來這麼一個有組織的力量。1450到1650，從上百年戰爭中打造出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統一的財政，統一的軍事，統一的運河、商業、關稅體系。有了這個組織力量之後你還得想法賺大錢才能養活國家財政、專業化軍隊和大量人口。只靠農業和畜牧業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出去「打砸搶」和經商，去美洲搶黃金白銀，去非洲搶黑奴，去亞洲搶市場。因此1450-1650年這個階段是國家主導的地理大發現和商業繁榮階段。全球三角貿易在那個時候開始流行。
二、原始工業化。黃金白銀是不可再生的，搶完、用完也就完了，而且西班牙和葡萄牙老牌帝國已經霸佔了全球的黃金和香料市場，荷蘭、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作為後起之秀，除了大力發展海軍與葡萄牙和西班牙爭奪世界殖民地和香料市場之外，還必須尋找新的生財之道才能崛起。二三百年的戰爭使他們都認識到「國民財富意味著世界強權」這個政治經濟學道理。
因此從大約1600到1760，歐洲普遍進入國家主導的手工製造業繁榮階段。當時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大量的鄉鎮企業繁榮，通過大西洋三角貿易和太平洋三角貿易而發財的一大批富裕商人，把黃金白銀花光了以後，意識到還是要用製造品和中國、印度、非洲交換，所以要發展製造業。另外，在歐洲國家相互間的激烈競爭中，他們的政府紛紛意識到國民財富才是國家強大和軍事力量的基礎，而國民財富的積累需要佔領價值鏈高端的製造業，而不僅僅是原材料和黃金白銀本身。比如為了鼓勵製造業的發展，英國至少從都鐸王朝（1485-1603）開始就實行重商主義的發展戰略，以鼓勵發展本國製造業和對外貿易，鼓勵製造品出口，限制原材料出口和製造品進口。在引爆工業革命前的200年期間，英國不僅採用一系列重商主義立法和產業政策保護國內製造業，而且從中國剽竊、山寨大量中國的手工技術，直接在英國生產自己仿製的中國陶瓷、絲綢、水車、生鐵、茶葉和印度的棉布等手工品。這些商人企業家們因此需要大量的本地勞動力，於是他們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利用起來，告訴他們：你給我生產（山寨）這個東西，原材料我給你提供，工具我都可以租給你，產品我來負責去全球銷售。農民（包括婦女兒童）就只是負責出力幹活，拿一點零花錢，大頭被商人剝削去了。這個階段有了大量的手工用品出現，全國各地大量的商店和銷售網路，大量的夫妻店就應運而生。這個過程孕育了國內統一大市場，雖然偷盜橫行，政府隨時可以出動軍隊清匪反霸，打擊違法亂紀集團。
三、第一次工業革命。當統一的國內和國際市場由於工場手工業繁榮而發育和形成以後，大量的市場需求和政府主導的運河網路的完善就使得規模化大生產技術有利可圖，而且才能進一步贏得市場份額的激烈國際競爭。於是在1760年前後英國爆發了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生產方式來量化生產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珍妮紡織機在那個時期出現。
四、工業「三位一體」繁榮。隨著第一次工業革的深入和對技術的相互模仿，採用規模化生產方式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大量產品的遠距離、大規模的及時運輸的巨大需求，也就對基礎設施和能源提出了新的要求。馬車在泥濘路上走，運河的小船靠人力劃，既耗時也不夠用，所以刺激了鐵軌在交通運輸上的應用，輪子在上面跑可以大大減小摩擦力。大量修建鐵軌需要大量煉鐵，對煤炭需求量大大提高。鐵軌上跑的貨車最早是用馬匹來拉的，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刺激了蒸汽機的改良和在長途大宗物品運輸中的應用。蒸汽機最早是發明來從很深的煤礦井底提升重物到地面的，後來由於大宗物品運輸的巨大需求才被改進來作為交通動力。煤炭和煉鐵這些技術在中國宋代好多都知道，但是沒有巨大市場需求，不盈利，所以沒有刺激這方面的進一步研發，也就不可能出現蒸汽機這樣笨重的新型動力和能源轉化器。
總之，由全國性鄉鎮企業繁榮導致的統一市場和規模化大生產的出現，和由這個規模化大生產導致的巨大物流運輸需求，對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運輸」的工業「三位一體」基礎設施瓶頸提出了要求。重商主義政府必須出面提供全國統一鐵路和道路規劃，還有資金和政策的方便，來開啟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很多國家政府（比如法國、德國）甚至乾脆依靠國企直接投入到這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建設中來，以迅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形成國家競爭力，全國資源還有軍隊的調動能力。
五、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輪新的重工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對重工業產品的巨大需求於是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1830到1850年英國爆發了鐵路建設大繁榮，煤炭開採大繁榮，煉鐵工業大繁榮。基礎設施屬於中間品，必須有最終消費品的需求才能盈利，而且必須量化生產才能滿足需求，於是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比如蒸汽機和零部件需要量化生產，不量化生產你無法滿足國內外需求。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對幾乎所有重工業產品包括機械工具和零部件進行標準化、規模化大生產，採用新型的能源驅動。這為以後石油的發現和利用，以及電的發明和利用都形成了良性刺激。
重工業革命爆發以後，因為產業鏈漫長，各種各樣的新工藝和發明，包括化工產品的製作工藝和創新，就被刺激出來了。所以進入重工業革命以後，很多國家都可以進入創新階段，因為有太多的創新機會。這也是中國在90年代末進入重工業革命階段以後專利發明申請開始飆升的原因，而在這之前主要靠技術引進。
而且只有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些國家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因為農業自古以來都是土地密集型，靠天吃飯，而現代化農業卻是資本密集型，機械化耕種。因此必須讓各種農業機械都變成白菜價，農民才負擔得起，這就需要發達的重工業。
六、福利社會。農業現代化一完成，工業經濟就形成了一個自我反饋的迴路，不僅能量化生產所有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內的最終消費品，而且能夠量化生產所有的中間產品、交通運輸工具、通訊網路，和對原材料實行機械化開採。這樣一來，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都實現了機械化，這樣的國家才能利用巨大的勞動生產力去支撐一個為越來越稀缺的勞動力資源服務的福利制度，以及現代服務業的巨大擴張。福利適度包括經濟福利，比如失業保險、免費醫療、教育和退休養老金制度等等；政治福利，包括婦女解放，囚犯的權利，廢除死刑，一人一票的全民選舉，等等。
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是在20世紀完成重工業革命的時候，而且由於反抗殘暴冷血的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和倒逼，才開啟各種經濟福利和政治福利（包括普選民主）計劃的。因此民主是一種政治福利，它根本不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我們千萬不要搞錯了。你在發展中國家用普選民主推動經濟是起反作用、推不動的。沒有工業化支撐的民主只能成為腐敗的新的源泉和溫床。
無論是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還是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還是亞洲的日本，都是按照這樣一條工業化道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有的國家，比如19世紀的埃及，一開始就企圖稿重工業，結果欲速則不達，失敗了好多次。更有甚者，20世紀80年代以後好多落後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蠱惑下，連第一次工業革命都還沒有開啟和完成就急忙引進西方普選民主制度，結果可想而知。
美國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後發國家，他18-19世紀是被歐洲人看不起的，他之所以能夠後來者居上，就是因為走了一條與英國類似的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道路，在重商主義產業政策驅動下從鄉鎮企業和紡織輕工業起步，慢慢才在高關稅下推動自己的重工業。而且美國歷史上的法制和產權保護也很糟糕，19世紀的假冒偽劣產品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美國19世紀初開始利用高關稅保護自己的製造業，先是紡織業，然後是鋼鐵和鐵路產業，利用產業政策逐步搞製造業升級，而且還通過大量偷取歐洲技術，才在19世紀末利用自己超大的國內市場超越大英帝國成為製造業中心的。即便這樣，它的農業在1920年代還十分落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農村。但是在政府的推動下只用20年時間就在1940年左右實現了農業現代化，開始進入福利社會。然而福利社會不是說資本家想給就給的，都是要靠倒逼的。美國60年代黑人運動風起雲湧，要爭取最基本的人權、就業、教育、醫療和居住條件。現在美國每年槍殺死那麼多人，是怎麼死的？都是在貧民區相互打死的。美國現在還沒有廢除死刑，而廢除死刑是歐洲福利社會的基本標誌。
日本的工業化比英國晚了100年，但是也是經過這樣一個循序漸進路勁實現工業化的，而不是一開始就搞重工業和民主。日本明治維新加強了中央集權，打造出一個以天皇為意識形態和權力象徵的國家權力結構，實行和普及全民皆兵式的國民教育，政府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來以出口換外匯，以購買先進機械設備提高小商品生產的競爭力和技術含量。同時學習歐洲列強用國家力量來開拓世界市場，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實行逐步的進口替代和產業升級。進入20世紀初葉才利用自己培育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紡織業所獲得的巨額利潤推進電氣化鐵路建設和重工業起飛。因此日本很成功，成為亞洲20世紀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因為它在強政府主導下採用重商主義市場經濟，走了一條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道路。日本明治維新時的條件一來不允許他上馬重工業，重工業需要巨大的市場，沒有輕工業的支撐不行，還需要資金，日本當年沒有任何的發達國家借大筆錢給它稿重工業建設。這迫使日本走上了一條正確的工業化道路。否則，如果日本像委內瑞拉和沙特一樣有很多自然資源，靠出賣資源就可以致富，那日本最後不可能成功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這就是資源詛咒。資源貧乏迫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發動全部的農民搞鄉鎮企業生產，把小商品賣出去，換成外匯，再用外匯進口生產輕工業品的機器，等到輕工業革命爆發以後，大約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府再用國內高儲蓄依靠重型基礎設施建設搞重工業突破，比如在全國修建統一的電氣化鐵路網、電信網、隧道和汽車公路網等。西方有什麼新技術，日本政府開始都是組建國有企業把它先學過來，然後再私有化，他選定私人資本家，你一旦買了我政府的企業，國家有難你要首先出來幫忙。所以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上，政府都是鼓勵和提攜愛國資本家的，如果作為大資本家你只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務、一有風吹草動就外逃，那可不行，一定會給你小鞋穿或被整治。
因此這樣一來，通過歷史分析，你就比較好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奇蹟般地崛起。然而這個奇蹟般的崛起卻使全世界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吃驚和迷惑不解。為什麼？因為這些學者忘記了歐洲工業化歷史，誤以為人家是依靠「普世價值」崛起的，而且也不懂得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已經獲得了一個有強大執行能力的國家和行政組織網路，而且通過農村掃盲、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化運動，為後來在市場經濟原則下的鄉鎮企業崛起鋪平了道路（具體經濟分析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第二、三章）。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的計劃經濟中也走了很多彎路，但是這正是麻痹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地方。加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幸好沒有採納主流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休克療法，結果中國走出了一條和歐洲工業革命背後蘊藏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高度吻合的道路，而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搞改革開放的東歐國家和俄羅斯卻失敗了。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頭10年，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無意中重新發現（重走）了英國歷史上、美國歷史上、日本歷史上都經歷過的鄉鎮企業道路。但是中國卻沒有通過殖民、奴役、掠奪和對弱小國家發動帝國主義戰爭來完成自己的原始工業化積累，因為中國早期的鄉鎮企業都是集體企業，而且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這種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鄉鎮企業的組織成本和集資成本，使得鄉鎮企業就像引爆了核反應一樣繁殖和分裂，其數量在1978-1988年期間就增長了12倍，產值增長了13.5倍，8億農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鄉鎮企業這把火在90年代繼續猛烈燃燒，使得中國的統一國內小商品市場的發育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達到了一個臨界點，以致於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各種大型的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生產小商品的工廠體制變得有利可圖，大量的私人資本開始進入。
因此中國在1990年前後引爆了一場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大生產為特徵，遠距離銷售為目的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這個時期最關鍵的事情發生了，在1995中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消費國，這個桂冠歷史上只有那些成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穿戴過，英國最早，後來是法國、德國、美國、日本。
經過20年的鄉鎮企業繁榮和10年的以規模化生產方式為特徵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巨大的產能和物流運輸需求使得中國在90年代末遇到了能源、動力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巨大瓶頸，於是有遠見的政府就開始大力通過各種產業政策鼓勵甚至親自操刀搞新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各種大型火力、水力發電站等等的建設進入高潮。這又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化工材料，這個過程就引爆了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重工業革命。這場重工業革命使得中國的鋼鐵產量一下達到美國的800%，全世界鋼鐵產能的50%。與建國初期全國大鍊鋼鐵的重工業建設高潮不一樣， 這一次是由巨大輕工業市場需求拉動，由國內巨大儲蓄融資，因此成為一場可持續的工業革命。可見工業化的道路如果順序走對了，就不會出現勒緊褲腰帶靠人力大鍊鋼鐵的情況了。
有一種理論認為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而不是古代私有產權和科技更為發達的中國，是因為英國擁有大量豐富的煤炭儲藏，而工業革命是靠煤炭這個新能源推動的，因此中國由於缺煤而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這個理論也是明顯不對的。中國的煤炭儲藏量在1990年代並沒有比宋朝和明朝變得更多，為什麼20世紀90年代中國引爆了重工業革命？這是因為宋朝明朝甚至清朝的時候都沒有對煤炭形成巨大的工業需求，因此不會刺激國家和民間資本的積極進入去開採煤炭。中國90年代對能源的巨大需求首先是80年代的鄉鎮企業大繁榮刺激出來的，然後尤其是90年代初引爆的第一次輕工業革命刺激出來的。有了巨大需求以後大家都在挖煤，就連小煤窯都賺錢。這個需求是要靠輕工業化和全國商業化帶動的。
中國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各種重化工業產品種類繁多，都有市場需求，很多重型機械生產都能量化生產，零部件就也需要量化生產，這裡面就有很多創新的需要，中國的專利申請一下就上去了。
技術是在實踐中發現的，創新的最大學校和課堂是製造業。一個國家如果不把製造業拿過來，你永遠學不會創新的，無論有多少諾獎獲得者。而如果一個國家掌握了製造業，你在裡面摸爬滾打都能成為發明家。製造業可以產生大量的創新發明。當年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瓦特，美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愛迪生，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都是實踐中孕育出來的發明家。所以在90年代末我們的專利申請開始飆升一點也不奇怪。當然剛開始只是數量，隨後才是質量。
這樣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快速工業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嗎？很多人會想當然地回答「Of Course！正是由於改革開放以後政府退出，引進市場機制，實行私有產權，才有了今天的中國奇蹟」。這個答案只是對了一半。市場因素的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場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讓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創造性破壞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
然而市場這個因素一點也不充分。那些引進市場比中國早、比中國時間長、比中國徹底的國家多了去了，為什麼他們就沒能發展起來？人類幾千年都在市場經濟下，為什麼要等到殖民主義和奴隸販賣盛行的18世紀才在歐洲爆發工業革命？
因此，否定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道理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卻又是對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能否成功至關重要的。市場首先是個公共品，是要被國家力量創造出來的，它不是天然存在的。市場有三個基石，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直接決定了市場的時空結構，決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沒的地方沒有市場，欺詐橫行的地方沒有市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方沒有市場。然而創造市場，創造政治穩定，創造社會信任，創造基礎設施的成本極其高昂。而且市場要有效運作，還得要有嚴厲複雜的監管制度，要不然貪婪和金融詐騙會破壞市場本身。這些東西都需要國家暴力，需要集權的力量。因此，一個強大有為的重商主義政府是市場賴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政治前提和保障。因為巨大的外部性和巨大的長期固定投入成本，產業升級也還不斷需要國家正確的產業政策扶持和引導。
正是上述幾種高昂成本的存在和克服這些巨大市場成本的「國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縱然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這也就解釋了，雖然私人產權保護制度都已就位，但歷史上的明朝、清朝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沒能在18、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的特點是規模化大生產，但是規模化大生產需要規模化市場才能夠盈利和自負盈虧。那規模化市場從哪裡來？早期歐洲列強是用國家暴力（包括殖民和戰爭）創造的。
比如17世紀初著名的荷蘭商人和軍官Jan P. Coen，它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任總督，在為荷蘭爭取對亞洲貿易的壟斷權時就向皇室進言到：「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這就是我講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歐洲列強早就發現了這個創造全球市場的秘密。沒有屬於自己的全球市場，就沒有屬於自己的工業革命，哪怕複製別人的工業革命也不可能。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開放型的，都是面向全球市場得，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的。閉關鎖國不可能引爆工業革命。
這一「曠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強，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日本帝國，不斷重新發現並付諸實踐。比如美國19世紀末最偉大的全球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在談到歐洲17世紀以後迅速崛起的原因時指出，一個國家的強大取決於其海外貿易，海外貿易取決於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則取決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
英國首相張伯倫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會上闡述了國家、戰爭、貿易之間的關係：「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於尋找新市場，守住舊市場。戰爭部和海軍部的要務是隨時準備捍衛這些市場，並保衛我們的商業，商業關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所以，是數代英國皇室和由她們引領的半國營的大型企業（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國家在16至18世紀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棉花供應鏈和貿易網路——這才是引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秘訣，而不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所謳歌的君主立憲和「光榮革命」。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Sven Beckert指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凡採納英國式的、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來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階層並為本國製造業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場的，都如法炮製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比如美國、法國、德國、北歐其它國家和亞洲的日本。
但是，時至二戰以後的今日，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特權」 來靠國家主導的打砸搶、武裝貿易和炮艦外交來培育商人和創造世界市場。因此，落後國家該如何辦才能按照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
答案是「獨立國家」+「有為政府」+「正確的循序漸進的符合工業革命規律的產業政策」。首先，國家必須為市場經濟提供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基礎設施。其次，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必須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漸進的市場開拓和幫助百姓組織企業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劑」的作用。這恰巧是中國的一個秘密。換句話說，今天的落後國家如果想靠戰爭來創造市場和推進貿易，是行不通的了。美國一國獨大，發動戰爭者必將遭到滅亡。所以現代國家要走出一條新的和平與獨立自主得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偉大意義。
東歐國家實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後的再工業化失敗，就是因為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規律。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舊房子，但是他們的第一斧、第一鎚子就揮向了它的承重牆，把通過幾十年建立的國家行政體系給解體了。國家沒有了，其它也就談不上了。他們不知道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化也只能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建立市場經濟也同建設計劃經濟一樣，都需要國家力量，需要頂層設計和強大的國家能力。所以東歐國家把承重牆和調動國家資源的神經中樞破壞了，這是它們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廢武功。他們盲目相信了西方經濟學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假大空」理論，裡面假設統一大市場是天然存在的，假設普選民主能夠剔除官員腐敗，假設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私自利謀私利，工業革命就自動發生了。結果是東歐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官員貪污和選舉腐敗，盜竊國家財產據為己有，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欺詐和黑社會橫行，工人大面積失業，工廠大規模倒閉，產業鏈遭到巨大破化無法修復，物價飆升，政府機構癱瘓，科學家們為了生存去擺地攤，醫院和學校缺乏經費維持，人均壽命斷崖式下降，整個社會就連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無法生產和供應，只能夠靠出口自然資源維持基本生活。
俄羅斯這個國家是有很多歷史底蘊和文化積累的國家，從彼得大帝開始就緊追歐洲發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時候其原始工業化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規模化紡織企業，斯大林時期又完成了重工業化，但是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改革開放以後卻一敗塗地，就是因為他們的精英集團誤以為引進市場經濟，保護私有產權，實行民主選舉，政府主動退出一切經濟領域，就可以自動重新工業化，成為工業化強國。這是不對的！可惜歷史是不可逆的，機會失去以後不會再來。哪像課堂里教的西方經濟學模型，裡面的機會都是可以通過抽籤方式永遠重複的，早晚會抽到。這樣的模型不禍國殃民才是怪事。
現在我用剩下時間簡單談一下中國未來面臨的重要挑戰。第一個是國企改革問題，第二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第三個是農業現代化問題。這些問題相互關聯而且與我上面的討論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
首先，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關係到國家和國民經濟存亡的問題。我們看一看歐洲國家早期創造和開闢全球市場期間以及後來在引領技術創新和企業制度創新方面的歷史就會明白這一點。威尼斯是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後最早崛起的歐洲國家。為了獲得和控制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地區的商業通道，威尼斯建立了當時歐洲和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海軍。它當時的最大規模企業是威尼斯兵工廠，一個國家擁有的國企。這個國企僱傭威尼斯全國的技術工人為威尼斯建造和維修軍艦，以歐洲所有企業中最高的工作效率為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斷的艦隊，並能夠保證在每一次海戰中使得沉沒和破壞的艦船得到及時的維修、替換和更新。這個兵工廠還是最先發明和使用亞當斯密觀察到的「勞動分工」原理來通過流水線作業製造軍艦的。
繼威尼斯之後，葡萄牙是最早在歐洲成立國有化的海外特許公司的國家，承擔巨額風險為葡萄牙環球探險和開創全球市場服務。葡萄牙為了實現環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先後派出的十幾次探險艦隊都是國家注資的。即便到了後來的荷蘭和英國海上霸權時代，為了吸引民間資金入股為國家開闢全球市場，政府也擁有特權任命和罷免特許公司的CEO，決定和取消特許公司的壟斷權力。這些擁有巨大資本和私人武裝的特許公司的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
進入工業革命以後，歐洲國家關乎國計民生和戰略資源的大型企業好多都是國企，或受政府嚴格掌控的民營企業。美國的電訊大佬AT&T雖然開始成立時是私企，但是美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毅然決然地將其國有化了，以便在戰爭期間更好捍衛國家安全和美國的國家利益。日本最早的重工業幾乎都是以國企形式起家的，後來才逐步將一部分民營化的。
國企與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戰略目標。民企只為個別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務，而這些利益並不總是與國家利益緊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闆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鋪張浪費，不把資金用於資本再積累，而且一有風吹草動和金融危機，民企資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壞國民經濟的不良作用。而國企必須為國民經濟背書，上繳利潤也最大。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情況是，民運企業在國外一般是收購別人的房地產和電影院，而國企則收購別人的高端技術和股權，為國家長遠利益服務。
從理論上，沒有任何現存經濟學理論能夠證明民企一定比國企更有效率。因此，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並不決定企業的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管理才是決定企業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的最關鍵的東西。計劃經濟時期的國企沒有效率是因為企業的戰略目標不是為了盈利。改革開放以後這個戰略目標變了，把盈利動機加進來了，但是也沒有讓其成為唯一目標。國有企業需要提供很多私企無法和不願意提供的公共產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國防和很多廉價公共服務，因此如果國企只以盈利為動機的話，就失去了國企的意義。而黑板經濟學家老以國企和民企的利潤回報率來簡單粗暴地衡量國企的效率，是無知的表現。歐洲的很多大學是國立的，學費很便宜，美國的密西根大學是公立大學，學費比哈佛低，但是教學質量並不一定比私立大學差。英國的鐵路公司私有化以後效率便差了很多，而且更貴了。日本和台灣的自來水公司也出現類似情況。關鍵是，歐美好多國家都是二戰以前就已經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了，曾經都有過很多國企，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義蠱惑下實行國企私有化。而發展中國家本來國家力量就很薄弱，不分青紅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國企，或沒有勇氣在需要時做大做強關乎國家戰略利益的國企，會帶來工業化停止和失敗的嚴重後果。正確的做法是在競爭性日常生活產品領域更多地引進私企，在外部性很強的領域，比如教育、醫療、國防、能源、交通運輸、基礎科研，甚至好多高科技領域，堅持國企為主，或者實行軍民融合，政府採購。這也符合歐洲美國日本的歷史經驗。
其次談一談中等收入陷井問題。中國目前雖然取得了偉大成績，但人均收入仍然是一個低中等收入國家。那中國有沒有可能陷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無法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按照歐洲工業化歷史經驗，這取決於中國是否敢于堅持正確的產業政策。按照中國目前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已經處於完成工業革命的下半段和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門口。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目前也有學者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而把電氣化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將所有或主要的產品生產與服務過程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因此中國在目前所處的工業化階段和面臨的國際局勢下，應該採取的正確的發展戰略就是大膽出台一系列產業扶持政策，吸引民間資金，一方面啟動農業現代化，另一方面推進晶元設計和人工智慧的全面應用，搶佔國內國際市場，捷足先登。
農業現代化是所有歐美國家在接近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推行的發展戰略。為什麼要等到第二次工業革命呢？因為農業現代化本質上是農業機械化，而機械化的成本很高，除非國家有能力量化生產各種農業機械。而量化生產機械產品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徵。因此只有等到這個階段，推行農業現代化的時機才成熟。否則越速則不達。美國1885年左右就已經超越大英帝國成為頭號工業國了，但是1920年，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高峰已經過去的時候，農業還非常原始，1920年大約50%的美國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用的是原始的耕作。但是正是因為重工業推動下，美國能夠把所有的農業機械產品搞成白菜價，農民能買得起，所以1920年前後政府一推，農業機械化就迅速展開，1940年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我國在70年代，幾乎每個生產大隊或公社都有手扶拖拉機站，每個縣都有拖拉機製造廠，其成本很高，因為不能量化生產，也沒有市場機制來對他們實行優勝劣汰。那個時候拖拉機的好多零部件幾乎是手工打磨出來的，沒有辦法標準化和量化生產，因此無法形成規模化大生產，無法克服固定投資成本。因為農業是土地密集型的，農業機械化一定要等到重工業革命後把農業機械通過量化生產變成白菜價，才會發展起來。中國目前的這個條件已經成熟了。但是與任何歐美國家一樣，有了機械化條件也仍然需要政府和國家政策推動。不要什麼都等市場自發完成。要學會創造和利用市場，跟進市場，而不是等待觀望市場。不過中國因為人多地少，千萬不要學習美國和拉丁美洲搞大面積機械化耕種，而要學習日本、韓國、台灣地區這些與中國農業條件相似的地區，還有以色列和北歐，他們的土地資源貧乏，但是照樣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因此中國目前需要高校大辦農學系培養大批農作物栽培、育種、改良的人才。農業現代化也意味著億萬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到那時你可不能像拉美國家一樣讓農民都去大城市找工作，那裡不可能吸收他們，結果演變為大量的城市貧民窟。因此必須通過大小鄉鎮本身的城市化來就地吸收農業人口，而這又需要鄉鎮一級政府招商引資來一起建設新城市，把更多房地產公司、企業和服務業吸引過來，也可以把高校吸引過來。而這又需要大力推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公路、水管、下水道、網路、商場等等都要具備，否則企業為什麼要過來？
由於時間關係，關於晶元和人工智慧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說了。這是中國佔領新興產業和引領喜下一次工業革命的關鍵一環。需要組織國企和民企通力合作，爭取用十多年時間奪下這一第三次工業革的制高點。
我總結一下今天的發言：中國崛起無疑是人類歷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歷史事件。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尤其是關於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卻無力解釋中國的崛起。我認為只有徹底重新闡釋被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所誤讀的工業革命和西方崛起的歷史，才能真正解釋中國的增長奇蹟，以及為什麼中國義無反顧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與此同時，中國從一個貧窮積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超級大國的驚人轉型所蘊含的「發展政治經濟學」邏輯，不僅從一個側面深刻揭示了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缺陷，而且也為非洲難以逃離的貧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華和不斷滋生的債務危機，19世紀的大分流和歐洲的異軍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國工業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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