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爵士樂是未來的音樂

來源：BlueNoteBeijing爵士俱樂部

ID：BlueNoteBeijing

12月6日和7日兩晚，Blue Note Beijing即將迎來兩場極為特別的演出。首先，這是崔健和他的樂隊成員在多次造訪Blue Note Beijing、觀看演出之後，首次以表演者的身份登上這個舞台。其次，兩晚的出演以「上、下場」形式呈現——演出曲目各異，在配器編排上也各有側重。樂迷不僅能在Blue Note Beijing的藍色舞台下近在咫尺地欣賞崔健和他的樂隊原班人馬演奏，更有機會聆聽那些經典之作的全新演繹，這樣的崔健現場堪稱史無前例！

極少接受採訪的崔健與著名媒體人曾克暢聊了一番，回答了我們最關心的幾個問題。在他演奏我們最熟悉的那些旋律之前，先來聽聽他怎麼說。

採訪人/曾克

中國著名主持人、媒體人、音樂策劃人，中國十大原創DJ、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得主。在二十五年職業電台DJ生涯中，見證了中國當代流行音樂發展的全過程。2016年加盟汪峰工作室，創建iwini自媒體，後出任互聯網音樂平台「碎樂」首席內容官，先後主導拍攝製作百餘集音樂人訪談視頻。現任北京皆大喜樂文化傳媒科技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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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作為一個舞台上的藝術家和音樂人，演出對於自己是個常態，您是怎麼看待過往和以後的演出的？

崔健：我一直對媒體和團隊說，我們是以音樂生活為主的一種狀態，並不是以做音樂事業為主。實際上，有一部分人會在錄音棚里生活，還有人在家寫歌，我們大量時間都會去有音樂現場的酒吧，這是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不像明星一樣，去一個地方演出之後就不能再去了，要隔一段時間再去巡演，用這樣的方式來維持和觀眾的關係。

當我們面對新老觀眾的時候，必須要做個選擇，也要捨棄一部分東西。有大量的人都沒聽過我們的音樂，站在舞台上的我們對於他們是新人，如果不演唱他們聽過的歌曲或許有些失禮。在創作方面，總是跟隨聽眾想要什麼，就會感覺有點頹廢。音樂產業上有三個方面：創作、表演和製作，創作和表演我們做的比較多，因為如果過度銷售自己的作品而不去更新創作，就會有墮落的狀態。還有要和觀眾保持好關係，這是一個責任，就像和戀人的關係一樣。

曾克：我剛開始接觸搖滾樂時，我認為搖滾樂帶著一種普世價值，從最早您80年代第一次登台到現在，從舞台角度來看觀眾，他們是否真的有時代的變化，他們的情感和直接反應，和您最初看到的觀眾有什麼不同？

崔健：在舞台上首先要考慮音樂的完成度，特別是原創音樂人，因為他們不是一直在翻唱別人的歌曲，可能兩三年才出一首歌。對於他們來說，經典歌曲就是那10首或20首，他們工作的特點就是在重複，那怎麼在重複的過程中投入新意就是要思考的了。像我們在舞台上演出的時候，看到觀眾就發現為什麼觀眾的歲數不漲，感覺到不是一代人，有些人想聽到老歌，如果不唱的話他們覺得介入感得不到滿足。其實不好平衡唱新歌還是老歌，但我們拿出了足夠的真誠給觀眾，觀眾也會給予我們最熱烈的反應。

每次演出也會有即興，代表著音樂家實時的情感表達，這也是作品和藝術家表演融合的魅力所在，音樂家演出的內容不光是個作品，也是肢體的表達。

曾克：一首作品在創作的時候，包含了兩種比較矛盾的東西，一種是現場需要生理上直覺的反應，一種是創作者需要理性主義來指導自己的創作。有時候理性的歌音樂人讓它承載著很多東西，在現場就變成了音色、節奏和聲場，那這兩者矛盾的東西會讓你在創作的時候難以取捨嘛？

崔健：我覺得沒那麼多顧慮，演出時很單純的。爵士樂中的經典作品在每次演奏中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每個人會把同一個作品演奏成完全不一樣的呈現，但是根是一樣的。這有點像練功夫，你訓練多少東西才能在舞台上拿出多少東西，也能說台下訓練到100%，台上只表現出60%，他們的百分之60%也已經比其他人的100%高了許多了。當你真正認識到音樂的時候，你會從內心裡崇拜音樂，音樂對我來說是至高無上的，上不封頂地投入你的信仰和精力，你不會去利用它。有些人認為搖滾樂正是在泄露這些東西，但其實不是，搖滾樂是有根基的，有技術和文化的，有很好的音樂熏陶環境下才能出現對這種音樂理解的觀眾的。我也很感激有機會和高水平的音樂家合作，音樂本身的養分是遠遠大於我的名譽的。

「我只是想分享音樂，

不是那麼想分享搖滾樂是什麼，

歌詞有什麼含義的。

當Blue Note Beijing找到我來做演出的時候，

我毫不猶豫答應了，

因為Blue Note Beijing帶來的音樂

證明了我潛在對音樂的崇敬，

和與商業模式的互動。」

——崔健

曾克：您在Blue Note Beijing 12月的演出，是連著兩場，可以說這兩場演出您表達方式有所不同，為什麼您會這麼安排呢？

崔健：要是在國外經常看演出，會發現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我覺得北京這麼做的話有一點突兀，也許大家並不需求這種形式，但是我們音樂曲目是足夠做兩場的，希望把之前沒有機會演奏的歌曲在這個小現場呈現給大家。很多觀眾糾結到底看哪場，其實兩場都可以。我們在音樂節演出的時候，選曲目也很糾結，觀眾總是想聽老歌，但我也很想唱新歌或者唱我想唱的歌。在每次唱完新歌之後，觀眾們也會思考我的歌詞，後來大家慢慢的接受了我的新歌。比如《紅旗下的蛋》就真實的代表我現在的狀態，遠遠比《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要更代表時代和我的關係，我們的樂隊有更多即興的東西，也更多地展現了我們樂手的才華。

曾克：無論觀眾來自於哪個年代，聽您的哪張專輯和哪首歌曲，都會有很強的時代感受。對於我來說專輯《紅旗下的蛋》中的《北京故事》很觸動我，當時我在北京，玩著搖滾樂邊緣的東西，對我來說是有著青春回憶的，不同時代的人會跟著不同對他印象最深的歌一起唱，這詞歌曲的編排是您這次特別的想法還是之前已經有對搖滾、爵士、嘻哈和電子音樂的組合方式及演奏方式的考量？

崔健：其實我從來沒脫離過爵士和電子音樂，只是容易被大家忽視。我在做的《光凍》這張專輯時，暫時沒什麼興趣做實驗性電子或者說唱，我突然覺得想要表達一些旋律和情感，就是根源上的東西，但這也可能是階段性的。

「我喜歡爵士的原因是聽起來沒什麼壓力，它不是什麼文學上的東西，而是心理上的自由互動，爵士樂能夠帶給我更多啟發。有人曾經說過：『爵士樂是未來的音樂』，我覺得確實如此，同時也有著很強教育方面資源的投放，相比其他音樂，不可被替代。爵士樂在演奏過程中是在創作和訓練，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也希望中國在音樂上的教育不能只關注古典，而忽視對現代音樂，對爵士樂的教育。」

——崔健

曾克：您提到過對現代舞寄予了非常深的情感的，這表面上看似相差甚遠的藝術形式是怎樣進入到您的關注視野的？

崔健：任何一種藝術都是體現人對於創作藝術的狀態，當好的藝術品出自一個藝術家，你會發現她的延續和縱深感豁然開朗，和他聊天時，他給你的藝術和啟發是大於對作品的想像的。現代舞的生存狀態很感人，看他們作品的時候像是在釣魚，等的時間很長，但釣到大魚的時候是喜悅的，是對生活的新的感情的釋懷，發現生活很有意思，很感動，發現生活很真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你周圍最美的人在做最美的事。有一次他們讓我寫評語，後來發現其實就是如此：「虔誠的像教徒，辛苦的像民工，理性的像哲學家，瘋狂的像瘋子」，就是這麼一幫人。現代舞很有可能是文化產業里最不容易受商業影響的一些人，演員的各種配合及不斷創新，是不允許沒有新作品的，否則就沒有收入來源。這要比搖滾樂難做，苦的多了，所以我每次看到他們的狀態時就很感動。

曾克：您反覆提到過一個作品——楊麗萍排的一版《春之祭》，為什麼這部作品這麼深刻的打動您？

崔健：是這裡面的音樂，太有濃縮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到現在還沒釋放乾淨。有些人可能不喜歡，但對於喜歡的人就是一發不可收拾，會一直喜歡下去。只要是音樂一響起，我就像打雞血一樣，從頭到尾興奮到底。這裡的演奏和表達方式都代表著什麼，我會去思考，很多版本的《春之祭》我全都看過，而且是反覆看。我認為《春之祭》是個音樂作品，沒有其他形式和這個作品發生互動，只有聽，不能和搖滾樂相比，搖滾樂一定時候不再是課題研究的項目形式，不是說要去研究作品的深度和含義，就是生理上的反應，爵士樂和布魯斯也是一樣，我在車上聽，感覺就是在奔向海邊，很輕鬆舒服。

曾克：我看過一個南美洲的作家說到，我希望我的作品不要被大眾閱讀，我理解他的含義，他不想創作一個大眾和通俗的作品。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很年輕的時候都有點救世主情結，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世界的一部分，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想法並沒有消弭，當您站在比觀眾高的舞台上時，是會有這樣的感受？

崔健：我覺得救世主情結在某種程度上人人都有，我甚至覺得應該存在，人要是長期背負壓力沒有信心，是不健康的。首先有救世主情結的人認為自己是被救贖過的人，或者說正在被救贖的人，所以才能存在這個意義，也許不能叫救世主，可以說是有自省功能的人。人在自我懷疑的過程中會發現自己的問題，人會做錯事，但人一直在追求理性、情感和智慧三者之間平衡，任何一者大於另外兩者組合的時候是危險的。一個企業、家庭都會有這樣的動蕩，當你有自我救贖的情結的話沒有錯，做音樂時我認為社會有問題時就要站出來表達，但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表達，如果不敢去表達，就會造成你的智慧體的膨脹，會逐漸寬容對方。

「音樂家站在舞台上是一種自我的完成，

不是吹毛求疵地說這首歌在講什麼，

非要傳達什麼信息，

要敢於去表達，去和觀眾互動。」

——崔健

攝影 | 宋曉輝

以上內容整理自《說唱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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