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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宿命,我更相信自己」| 什麼樣的人能獲得創傷後的成長?




當我們談起「創傷」這個詞時,我們容易聯想到的是它給個體發展帶來的各種不良的影響。



然而,近年來心理學家在針對各類創傷事件的研究中發現,

有一部分經歷過長期的虐待、絕症、至親離世、戰爭、恐怖襲擊等創傷事件的人們,反而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積極的個人成長。這些人被稱呼為

「倖存者」。




倖存者這個詞,一方面代表他們經歷了負面的人生體驗,同時更是一種力量的體現——

這個詞強調了「他們有力量度過了那些負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

「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創傷後成長是指一部分人

在和具有高度挑戰性的生命境遇抗爭之後,所經歷的積極的心理變化:

在創傷後,個體發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適應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識。



不是每一個經歷過創傷的人,都會發生「創傷後成長」

,那麼,是什麼讓一些人發生了這樣的創傷後成長呢?它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聊創傷後成長之前,我們需要首先了解,我們所說的創傷是什麼意思。




根據APA(1994)的定義,創傷性的事件是指

與(實際的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

暴露在這樣的事件中會使人感到害怕、恐怖、無助的情緒。




Tedeschi(2012)認為,能夠引發創傷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徵:

a. 事件的發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尋常的;b. 通常包含身體上的傷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會使人產生失控的感覺。在

一些特定人生階段的發生的創傷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

比如

童年及20歲前後。



然而,研究者卻在一些倖存者身上發現,

在與創傷性事件抗爭的過程中,儘管痛苦仍未消失,但

他們也經歷了一些新的、積極的心理變化。

比如,針對被關押在越南監獄長達8年的前戰犯的研究中驚訝地發現,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被釋放後,都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積極的個人成長。而且,

那些經歷最惡劣處境——反覆的折磨、飢餓和肉體傷害的人,積極的成長會比他人更顯著

(Fretwell, 2013)。




Calhoun稱,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約有

35-75%

的倖存者經歷了

不同程度的

創傷後成長(Kushner, 2016)。




這種成長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創傷的直接結果嗎?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2004)認為,儘管名為「創傷後成長」,但在其中,

促成成長最關鍵的因素並不是創傷本身,而是倖存(surviving)的過程——是嘗試與創傷抗爭、最終倖存下來的過程,決定了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長。

儘管我們很少有人會有意識地、系統性地嘗試給創傷賦予意義,或者從中尋找創傷的好處,但當我們做出努力時,這種成長是真實存在的。




在每個經歷創傷的個體身上,

創傷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都是並存的。

只不過在每個人身上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夠不斷通過「倖存」的過程,克服負面影響,讓自己產生更多的正面影響。從這個角度說,

創傷後成長既是一種過程,也是這個過程所產生的結果。




在我們的臨床工作中,也曾見到過一些令人驚嘆的「倖存者」。他們中有的人曾在童年遭受過父母的嚴重的虐待,有的有過給身體上極大痛苦的疾病抗爭多年的經歷,還有的曾經置身於一段充滿了傷害與不安的關係。但在和他們的接觸中,你不僅很難察覺這些創傷留下的疤痕,他們甚至顯得比一般人更加堅強和明亮。







* 當我們與創傷性事件抗爭時,可能會獲得以下3個方面的成長(Tedeschi & Calhoun, 1996):




1. 自我的改變




不知道經受過創傷的你,是否曾經這樣想過:「再壞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了,還有什麼事是我不能應對的呢?」 




在憑藉努力度過創傷後,我們都會發現:自己比想像中更加強大。研究發現,

應對和處理創傷的經歷,讓倖存者們更加能夠自我依靠,獲得自我效能感和價值感的提升,改變了一些對自己的看法。




他們對自己應對困境能力的自我評估會提高,而且也會更相信自己在未來遇到困難時會有能力去處理(Tedeschi, 1996)。這是因為我們會把自己在一次艱難情境中的倖存過程,更廣泛地加以總結和推論。




2. 與他人關係的改變




針對重病新生兒的母親、以及失去父母的個體的研究發現,有60%的人都認為自己從這個過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報告說,這段經歷使得她們的家庭關係更加親密 (Affleck, 1985)。這是因為,創傷經歷使他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係有多重要,以及喪失親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麼迅速的事情,從而更珍惜和他人的關係(Malinak, 1979)。




一部分被父母忽視、虐待過的孩子,也會對家庭以外給予了自己愛的人(朋友、老師、戀人)等,有著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

這種珍惜會讓他們擁有更緊密的關係。




此外,

創傷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找到曾經被忽視的社會支持系統。

受到創傷時,我們願意自我暴露的程度會比以前更多,這種自我暴露則能夠使我們尋找到合適的社會支持。當得到了回應時,我們會

明白當自己處於困難中時是可以依靠他人的,

願意接受他人的幫助。

在被強姦的女性的報告中,有25%的人都說因為受傷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遠的家人增進了關係(Burt, 1987)。




同時,

我們也會因為自己體會過痛苦,而對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們因此變成一個更有關懷的人。

這一點也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關係。




3. 人生哲學的改變




除了對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變,和創傷抗爭的過程還會改變我們對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現出了這樣的變化:

她們開始對人生的優先順序進行調整,對自己該重視什麼有了新的判斷,比如,會更欣賞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活得更輕鬆,更享受生活

(Taylor, 1984)。




從長期來看,與創傷鬥爭的過程最終增強了倖存者們的精神信仰,使他們人生的意義感增強。他們會獲得情感上的釋然,並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比如,

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會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而這並沒有什麼

(Aldwin, 1994)。










關於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創傷後成長模型(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如圖所示,創傷後成長的發生軌跡往往是這樣的:





來源:A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Tedeschi, 2004). 漢化/隋真




1. 首先,當個體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會在三個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戰:




· 在管理悲痛情緒上的挑戰,

即如何控制和處理自己的極端負面情緒;




· 在人生圖式、信念、目標上的挑戰,

即如何處理自己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的懷疑,建立起新的、更高級的價值觀和目標;(當創傷讓你懷疑人生,你還得想辦法重新樹立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 




· 在生活敘事上的挑戰:

如何擺脫痛苦的敘事,建立起新的敘事方法。

敘事,即我們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們關注了什麼,如何解讀細節,不僅展示了我們(已經)是怎樣的人,也同時塑造著我們將成為怎樣的人。

對創傷的敘事,對象可能是他人,也可能是自己,但都會逼迫我們去直面創傷事件,直面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2. 大多數的個體會進入反覆的思考,即沉思(rumination)。

一開始,沉思大多還是無意的(automatic)、侵入性的(intrusive),

這些思緒會自動進入我們的腦海,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反覆進行和創傷相關的思考。




在沉思的過程中,

有一部分人能夠自己

減輕悲痛的情緒,

對被動的沉思過程進行管理,

進入主動、有意的沉思。還有一部分人,則會去外界尋求支持。

他們會通過溝通、祈禱等方式來對他人進行自我暴露,並從其他榜樣人物

(比如心理諮詢師)

那裡獲得關於如何認知、如何處理的模範學習和支持,獲得生活敘事的新視角,從而進入主動的沉思。




3. 進入有意的沉思後,個體就能逐步改變認知圖式(即你認識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敘事方式,進行新的意義發現,從而獲得創傷後成長,並獲得人生

智慧

。獲得人生智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會使我們

「不斷地平衡反思與行動,衡量已知與未知,更能夠接受人生的種種矛盾之處,以更開放的心態去理解與人類存在相關的基本問題」。










Zoellner(2006)認為,在「創傷後成長模型」中包含著幾個重要的認知策略,他們對創傷後成長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 積極的認知重評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積極的認知重評,指的是用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理解產生負性情緒的事件。它是一種「先行關注」的情緒調節策略,即不要等到對情緒做出反應,而是在

產生和接收情緒的當時,就對情緒進行重新解釋。


認知重評是讓倖存者感到強大、能夠控制和管理艱難情境的最有效策略

(Castro, 2016)。




認知重評的過程包括:

當我們遇到一件讓自己感受到負面情緒的事件時,先試著識別自己的負面情緒,給他們打標籤,比如「我開始有憤怒的情緒了」或者「我感到很焦慮」。然後,系統地重新分析這件事對我們個人產生的影響,以新的、樂觀的方式去敘述和評價創傷,分析它對我們現在和今後的人生的積極意義。




· 有意的沉思(deliberate rumination):




對於創傷後成長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對於意義尋求、問題解決、回憶和期待的反覆思考」(Martin, 1996)。如前文所說,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往往會先進入無意的沉思,再進入有意的、建設性的沉思。

當有意沉思和積極重評相繼發生的時候,創傷後成長的程度最高。




· 接受式應對(acceptance coping):




在對9·11創傷人群的研究中,使用「接受應對」策略,即在應對創傷時,平靜地接受已經發生的創傷事件,

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是能夠促進創傷後成長的一項重要策略

(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採用防禦性應對,即對災難性事件表現出否認、憤怒,則不利於個體積極的成長。




· 追求意義感




2013年發表於PNAS的研究發現,

快樂感和意義感往往並不重疊,快樂感往往更注重當下和利己,意義感則更長遠和利他;

並不是快樂感高的人意義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

那些報告負面事件和痛苦掙扎(快樂感較少)的個體,人生的意義感更強,他們需要意義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維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獲得更長遠的、更宏大的人生獎賞。




研究也證明,如果一個人的意義感比較強,他們可能會更好地獲得創傷後成長。在針對創傷人群的研究中發現,如果

個體具有較強的意義感(

覺得世界是有意義的,正面和負面的經歷都是有意義的,並願意去追求意義),

那麼

他們就會更好地獲得創傷性成長

(Zoellner, 2006)。




科胡特曾經說,

「我印象中最具創造性的生命,是那些儘管在早期遭遇了深切的創傷,但(通過各種途徑)能夠找到朝向內在完整性的方法,從而獲得新結構的個體。」

這也符合我們自己做臨床工作、以及在KY觀察到的現實。




還有人說,曾經經歷過的創傷會形成一道傷疤。這可能是真的,但一道傷疤,同時也是一枚勳章。它提醒著你曾經有過的抗爭、取得的勝利。




對於有些人,活著的感覺,像一座山峰連著一座山峰,一場戰役連著一場戰役。似乎比一般人更難,有時覺得看不到盡頭和希望。但如果你停下來看看自己,你會發現這些攀登和戰鬥的結果,已經在你身上留下了「好的結果」,而你也因此長出了一身屬於你自己的鎧甲。







以上。




正文到此結束。




嘗試與創傷抗爭、最終倖存下來的過程也許是艱難的,但每一次克服創傷後可以收穫一個升級的自己,再次被困境擊打時也能夠更快地自愈。

無論正在經歷的事情是順意還是坎坷,都是每個人千金不換的歷練——沒有對錯,只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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