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980 沈志華 | 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1944-1947）
原標題：No.980 沈志華 | 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1944-1947）
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1944-1947）
沈志華 | 文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目 錄
一、「聯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二、「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實施
三、「聯合政府」政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實施
四、斯大林「聯合政府」政策的破產及其原因
關於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國際學術界大體上形成了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受到革命的意識形態的主導，蘇聯的對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進攻性，美國的傳統學派和新修正學派都持這種看法。另一種觀點認為，斯大林關注的主要是國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戰後蘇聯國力的衰弱使其對外政策表現出保守性和防禦性。筆者對戰後蘇聯外交史的研究結論，總體來說，與後者相同。不過，如何分析和認定這種防禦性的外交政策及其發展趨勢，研究者之間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筆者認為，從戰爭結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對外戰略的總體構想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合作，並通過建立和維持勢力範圍來保證蘇聯的安全，通過與西方的經濟和貿易往來保證蘇聯的發展。而為了實現這一構想，斯大林通過對共產黨的指揮，在蘇聯的周邊國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區，推行了一種「聯合政府」政策。
其實，斯大林在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曾努力推行「聯合政府」政策，主張各國通向社會主義應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問題在於，這項政策的實施究竟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構想，還是一種暫時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標誌著蘇聯開始實行冷戰政策，並徹底放棄了「聯合政府」政策，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問題在於，這裡的因果關係究竟是斯大林為了推行冷戰而拋棄了「聯合政府」政策，還是因為這項政策的破產導致蘇聯走上了冷戰道路？這是冷戰史研究者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判斷戰後蘇聯對外政策性質的一個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對「聯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實施的過程進行全面而細緻的梳理。
一、「聯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942年1月，與羅斯福設計聯合國方案的同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的建議，決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為首的「外交材料準備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1、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國的現行協定及有關政府、政黨、僑民團體和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的資料；2、根據上述資料研究並整理邊界問題和與之相關的民族問題，首先是涉及歐洲大陸，特別是涉及與蘇聯相鄰國家的此類問題，國家間組成的聯邦、集團和聯盟的各種設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統治地和勢力範圍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歐或全世界國際組織的各種方案。與此相聯繫，還應研究和整理有關建立國際武裝力量的各種方案、削減和限制武裝的各種設想以及在這方面實施國際監督的形式；3、研究和整理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戰後經濟安排的設想；4、研究和整理對於有爭議的、在此次戰爭結束時必須加以解決的領土、民族和其他問題。最後，寫出有關戰後世界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綜合報告。1943年9月又決定，在外交部屬下分別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為主席的和約與戰後安排問題委員會、以國防委員會委員伏羅希洛夫為主席的停戰問題委員會。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指出，戰後蘇聯外交的目標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維持」。為此，就必須保持同西方夥伴，首先是同美國和英國的友好的關係。報告特別提到，「如果戰後初期在歐洲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那麼蘇聯與美英的關係「必然會緊張起來」。作為一個以對西方持強硬立場著稱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輕外交官，蘇聯駐美大使葛羅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關於蘇美關係問題》的報告中，葛羅米柯在列舉了未來蘇美關係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後，很嚴肅地總結說:「儘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難」，但蘇美「兩國在戰後繼續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擺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將來的關係是由其本質決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戰爭期間正在成形」。11月15日，李維諾夫委員會又提交了一份有關《蘇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礎》的備忘錄。同邁斯基的想法一樣，李維諾夫認為，英美的對抗是戰後世界的基本特點並將因此為蘇美合作提供好的機會。同時，對於必然出現的蘇英在歐洲的利益衝突，可能會「迫使英國和我們達成一種協議，而雙方只有根據相對接近的原則嚴格地劃分出歐洲安全範圍的界線，才能在這一基礎上達成協議」。
人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為此蘇聯必須與西方合作。正如俄國學者佩恰特諾夫所言:這三位蘇聯外交官「都希望一種真正的戰時聯盟的延續——的確，他們認為這是戰後蘇聯維護其利益的先決條件」。他們都認為，美國、英國和蘇聯可以將世界劃分成一些不同的勢力範圍，而蘇聯的勢力範圍「主要是從傳統的地緣政治上來考慮的」，並不是那個「很難被西方盟國所接受的蘇維埃化模式」。
斯大林
這些建議和報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願，或者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蘇聯軍隊準備大舉反攻向歐洲推進之際，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產國際，目的就是要排除蘇聯與西方合作的這個「障礙」，「為各國人民將來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聯合掃清道路」。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換蘇聯國歌的決定。人們早已經熟悉的《國際歌》現在不再是國歌而只能作為黨歌了。斯大林親自挑選和修改的歌詞，突出了「偉大的羅斯」。這些無疑說明，在表現出一種與西方合作的強烈願望的同時，戰後的斯大林更加偏離了一個世界革命領袖的形象。
葛羅米柯後來回憶說，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聯合國憲章的橡樹園會議期間，給他下達過明確的指示:蘇聯贊同把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而不是歐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國積极參与國際事務。當時給葛羅米柯的強烈感覺是:「斯大林確確實實期望在戰後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長期的合作」。此外，從與斯大林的多次會談中，英國外務大臣艾登和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樣的印象。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代表團會談時強調指出，「資本主義世界被劃分成了敵對的兩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而對於蘇聯來說，最危險的國家是德國。「資本主義危機主要是由於腐朽和兩個敵對陣營的相互削弱，這有助於歐洲社會主義的勝利。但是，我們必須放棄只能通過蘇聯制度才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勝利的觀念。它也可以體現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議會共和制，甚至君主立憲制。」負責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則在一次會議上談到了戰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為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莫斯科必須減緩在國外宣傳和推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
上述情況說明，斯大林在戰爭後期集中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繼續維持和鞏固與西方的同盟關係，其目的不僅是要儘快消滅法西斯，也不僅是考慮到戰後蘇聯國力衰落的現實，而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避免再次使蘇聯陷入戰爭的泥沼，保障國家的安全和經濟發展。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思想的指導下，斯大林在戰爭後期向各國共產黨提出了所謂「聯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將要打敗和已經打敗法西斯的國家應該建立起民主制度，共產黨必須與其他各黨派實現聯合，共同組建政府。當然，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實行這一政策的內容是有所區別的。
二、「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實施
戰爭期間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組織有了很大發展，歐洲8個小國（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瑞士、奧地利、芬蘭、比利時），共產黨員總數由戰前的10萬多人增至戰後初期的70萬人。甚至連歷來很小的英國黨，其黨員人數也從1939年的1.8萬人擴展到1944年的5萬人。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的勢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發展到近100萬人，意共則達到200萬人。不僅如此，很多共產黨還掌握著武裝力量。在法國解放前已成立的71個省解放委員會中，共產黨領導的就佔半數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據法共的倡議，抵抗運動各種武裝力量統一為「法國內地軍」，人數達50萬人，其中法共掌握的義勇軍游擊隊就有25萬人。到6月，法共還建立並領導了人數眾多的愛國民兵。1943年底，意共開始組織武裝鬥爭，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擊隊合組為「自由義勇軍」，在民族解放委員會下設立統一的總指揮部，人數據稱有40萬，其中意共直接領導的「加里波的游擊隊」也有25萬之眾。民族解放委員會還在各解放區建立人民政權，初步實行了各項民主改革措施。在大戰期間，希臘共產黨發展到72500人，並已成為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和希臘人民軍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勢力範圍內，為了表示合作的誠意，蘇聯堅持主張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應該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進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蘇聯與英、美國政府同時正式承認了以戴高樂為首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法國的議會選舉中，共產黨獲得了26%的選票，社會黨與其附屬黨派獲得了25%的選票。11月19日，長期僑居國外的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回國前，斯大林接見了他。談到黨的任務時，斯大林指出，必須與社會黨建立起左翼聯盟，以便開展政治鬥爭。至於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說:「應當考慮到目前法國已有了為盟國所承認的政府。在這種條件下共產黨人很難擁有平行的武裝力量。」斯大林強調，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這個政治組織的綱領，「首先應當包括恢復國家經濟和鞏固民主」。回到巴黎後，多列士提出了「團結、戰鬥、勞動」的口號，並以法共中央的名義「一再重申:『只能有一個政府，一支軍隊，一支共和國軍隊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隨即下令內地軍服從政府命令，分散編入法國陸軍。同時，許多領導解放委員會的法共黨員，則把權力交給了戴高樂委派的地方官員。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對義大利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見即將回國的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時，確定了同法國一樣的合作方針。為爭取國內反法西斯民主主義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領導人曾要求維克多-艾曼努爾三世國王立即退位，還要求彼·巴多利奧元帥的政府必須辭職。斯大林在談話時建議徹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針:（1）不要求國王立即退位；（2）共產黨人可以進入巴多利奧政府；（3）主要致力於在反德鬥爭中實現和鞏固統一。陶里亞蒂離開莫斯科後，3月14日，蘇聯政府便宣布與巴多里奧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於是，陶里亞蒂一回到義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後，義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里奧為首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亞蒂還一再向盟國諮詢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墨菲表示，「共產黨的目標」是「要消滅法西斯主義，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正因為如此，在10月9日蘇英領導人會談中，當丘吉爾表示擔心盟國軍隊撤離義大利後意共會發動內戰時，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對英國在義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輕鬆地保證說，「埃爾科利是聰明人，他不會去冒險的」。
1944年5月蘇英達成協議，為了報答英國對蘇聯在羅馬尼亞政策的認可，作為交換，莫斯科決定不插手希臘事務。應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臘解放區，勸說民族解放陣線參加流亡在開羅的帕潘德里歐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區已經掌握的政權。9月22日英國政府通知莫斯科，準備近期向希臘派遣軍隊，以幫助希臘政府。第二天維辛斯基回信說，蘇聯將繼續遵守五月協議，不反對英國向希臘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裝部隊到那裡。9月26日，就在希臘政府即將遷回雅典時，希臘人民解放軍和民主聯盟領導人與希臘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國的策划下簽訂了卡塞塔協定，按照協定，「所有在希臘活動的游擊隊一律服從希臘民族團結政府的命令」，而「希臘政府把這些部隊交由盟軍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將軍指揮」。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與丘吉爾炮製的那個劃分東南歐和巴爾幹半島勢力範圍的著名「百分比協議」，對於希臘而言，不過是確認了既成事實而已。
在北歐幾個國家，情況也大體相同。比利時共產黨的力量雖然遠遠不能與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戰爭結束時，通過抵抗運動，也控制著10萬名武裝人員，而當時國內的警察只有1萬人左右。由於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的影響，經過改組的皮埃洛臨時政府在比利時歷史上第一次吸收了兩名共產黨員入閣。
當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將抵抗運動武裝力量有條件地納入正規軍時，儘管比共在具體做法上有不同意見，甚至以退出內閣相威脅，但在盟軍駐比部隊的壓力下，最終還是交出了全部武裝。因此，在1945年2月組成的以社會黨人范阿克爾為首的「全國團結」政府中，共產黨繼續保留了兩名閣員的位置。在戰後的選舉和政府組成中，荷蘭、丹麥、挪威共產黨也都佔有一席之地。不過，其原因主要不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擁有相對強大的實力，而是執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態。
中國的情況與上述歐洲國家不同，這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亞洲大國。在戰爭期間，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因此，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里，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佔權益的戰略目標。為實現在遠東的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核心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對此並不了解，儘管早在6月份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毛澤東本來以為此乃中共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8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屬部隊在日本投降之際，迅速佔領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11日，延安總部又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卻心如火燎，作為緩兵之計，他接連兩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毛澤東對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隊配合蘇軍奪取華北、山西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華中局在上海發動起義的方針，並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條件也「照此辦理」。
（從左至右）赫爾利；蔣介石；毛澤東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中國半壁河山的關鍵時刻，8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無論國共衝突的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中共盼望的「國際援助」沒有出現，卻等來了一道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取消上海起義計劃，把兵力集中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總體戰略也只能由「革命」轉向和談。8月25日，毛澤東決定親自赴諭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三、「聯合政府」政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實施
在蘇聯的周邊國家，情況有些不同。根據「百分比協議」和多次會議的談判，西方承認了蘇聯在其所佔領的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勢力範圍。不過，雅爾塔會議通過的《被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規定，必須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與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即在這一地區推行選舉制和「聯合政府」政策，儘管具體做法在各國大相徑庭。
保加利亞是戰後歐洲共產黨控制政府的第一個國家。1944年9月5日蘇聯突然向保加利亞宣戰以及三天後的順利進軍，導致保政府迅速癱瘓，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羅夫遙控的工人黨為首的愛國陣線藉此機會成功地發動了不流血政變，並成立了以格奧爾吉為總理的祖國陣線政府。通過對軍隊及政府各部門的清洗，工人黨迅速控制了權力。接近1944年底時，工人黨在愛國陣線委員中的比例已達54%，在84個城市中有63個市長，在1165個村莊中有879個村長，是由工人黨員擔任的。然而，工人黨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請求斯大林接見即將返回索非亞的科拉羅夫，並商談保加利亞問題。斯大林以工作繁忙拒絕了，但卻對保加利亞出現的緊張局勢提出了嚴厲批評:「共產黨人的調子太高」，科拉羅夫現在回國只能加劇局勢惡化——「他們完全會發瘋的」。季米特洛夫隨即給工人黨中央發去密電，指示他們對同盟者「要表現出最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不要唱進攻性的高調，不要擺出共產黨人在政府和祖國陣線中起領導作用的架勢」。電報強調，「必須避免政府危機，更不能去促成這種危機」，「在當前局勢下只有對國家事務實施集體領導才是可行的，這就要求我們實行某些自我約束」。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訴保加利亞人:「當我們認為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時，這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國或在一定情況下建立立憲郡主政體——也能實現社會主義。」「你們已經建立起愛國陣線政府，這是一件好事。它應該得到加強，可能的話還要擴大一些。不要拒絕任何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能夠利用的人。」到1945年夏天，為抗議工人黨企圖壟斷權力的做法，反對派提出推遲選舉，並得到美英等國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對此憤怒不已，莫斯科則表示必須做出讓步。此前，斯大林已經否定了季米特洛夫準備把農民領袖佩特科夫趕出政府的主張。
面對可能出現的國際政治危機，斯大林又建議工人黨同意推遲選舉，並允許反對派合法化，以便能夠掌握和利用他們:「反對派的存在關係到你們的切身利益，如果你們能夠做好工作，那麼你們就能夠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對派並在許多場合利用他們。」正是由於這次讓步，波茨坦會議才在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問題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滿意的決議:「實際上承認了這個地區是我們（蘇聯）的勢力範圍」。推遲選舉以後，10月30日斯大林接見了保加利亞工人黨領導人。斯大林再次告誡說:「你們應該提出這樣的觀點，沒有反對派任何一種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於國家的發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記，在你們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可能會有所不同——通過議會。這條道路很漫長，但實現的目標是一樣的。」後來，季米特洛夫的遊說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亞的反對派已經執行了反蘇路線，從而導致莫斯科決心在那裡開始採取強硬立場——對反對派不予理睬，也不再進行任何談判，而用巧妙的行動加以摧毀；拒絕佩特科夫進入政府，而挑選其他黨作為反對派取代之。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沒有從總體上改變其基本方針。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當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為「所處時代的形勢完全不同」，保加利亞將「經由一條特殊的道路——不用無產階級專政而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要模仿俄國共產黨人」。
由於戰前受到西方綏靖政策的傷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對蘇聯具有好感，強烈的「慕尼黑情結」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腦貝奈斯幾乎是自動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懷抱。以至1943年深秋貝奈斯向莫斯科提議:「我們兩國的外交政策是協調一致的。我們應該知道你們對德國的政策，以便我們針對美國和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實行共同的路線。因為此時布拉格應該實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軍事上也進行密切合作，使我們的計劃適合你們在軍事科學上的成果，統一武器裝備，建立空中直接聯繫」。在1943年訪問莫斯科期間，貝奈斯與蘇聯領導人詳細討論了邊界問題、移民問題、對外政策問題，以及戰後雙方的經濟和軍事合作問題。12月12日，《捷蘇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在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順利簽訂。貝奈斯對此十分滿意。接著，貝奈斯還會晤了捷共國外局的代表，進一步討論與紅軍進行軍事合作，以及戰後的國家制度問題。後來擔任總書記的哥特瓦爾德向貝奈斯轉達了共產黨關於領導國內民族解放鬥爭和戰後政策基本原則的建議。共產黨人認為戰後組建民族陣線是適宜的，希望解放後的共和國對內以「真正」的民主為基礎，對外同蘇聯建立穩固的友誼。共產黨人還聲明，將努力通過「民主方式，在廣大人民的積极參与下」逐步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蘇聯推行的「聯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確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於貝奈斯明顯而真誠的友好立場，莫斯科非常滿意，並以此作為典範。1944年1月11日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報告中論證說:由於親蘇情緒和蘇捷條約的存在，「組建一個強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對蘇聯是有益的」，「應該把它視為我們在中歐和東南歐擴大影響的前哨」。波蘭對於蘇聯來說「生死攸關」，正如斯大林與丘吉爾爭論時所說，是否能夠控制波蘭，對英國只是國家榮譽問題，對蘇聯則是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斯大林才親自張羅成立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並以此作為未來國家政權的基礎。但是，這絲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蘭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給波蘭共產黨國內領導人芬德爾的密電中，身為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蘭現階段，「確立工人和農民政權」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鬥爭的基本口號應該是「確立人民民主政權」。在翌年4月28日與美籍波蘭人奧爾列曼斯基談話時，斯大林也說，「蘇聯政府絲毫無意干涉波蘭的內部事務」，「波蘭將存在什麼樣的制度，不論是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這是波蘭人自己的事」。蘇聯人只是希望未來的波蘭政府「能理解並且珍惜與它東邊鄰國的良好關係」。儘管在雅爾塔會議期間，圍繞波蘭政府的組成問題斯大林與丘吉爾進行了激烈爭論，但最後還是達成協議，蘇聯同意吸收流亡倫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參加政府。會議公報稱，應在廣泛的基礎上對盧布林臨時政府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
此後，共產黨和社會黨始終掌握著政權，但是作為反對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農民黨的影響也很大，並在英國的支持下，與執政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為此，共產黨和社會黨都感到一種政治危機，共產黨甚至主張把米科拉伊奇克從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對波蘭緊張的政治形勢，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與波蘭總統貝魯特（共產黨）、總理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社會黨）舉行了會談。在詳細聽取彙報後，斯大林回答了波蘭人提出的問題。關於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斯大林雖然認為波蘭的安全機關還很薄弱，但明確指出:「波蘭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裡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目前波蘭，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們不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而接近社會主義」，因此「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於如何對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農民黨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動派陣線」，而「波蘭的民主陣營沒有反對派也不行，這個陣營需要合法的、聽話的反對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評政府但不從事推翻政府活動的那種反對派，這樣的反對派對波蘭的民主陣營是有利的」。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同反對派「達成協議」。「在未來的議會中，應該提出給米科拉伊奇克的黨25%的席位，給科瓦利斯基的黨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絕合作，「當然有必要採取鎮壓措施，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從肉體上消滅他的黨的成員，因為這個黨是合法的」，而「應該從政治上孤立」他們。斯大林最後指出，「不能不認真對待這些事情。讓米科拉伊奇克進入政府是簽訂過協議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動派就有了反對波蘭民主的新理由。」
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匈牙利共產黨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從莫斯科回國的200名黨員，匈共黨員總數不過2500人。
因此，當蘇聯紅軍推進到匈牙利境內時，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來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產黨）代表團指出，「蘇聯政府準備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機構的想法，其首腦由在座的匈牙利代表團成員和將軍提名」。代表團成員對蘇聯極其友好和尊重的態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滿意，但為了讓弱小的匈共在未來政府中佔有一席之地，他還是一再強調，匈牙利政府「應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並吸收所有政黨、所有政治派別的代表參加」，又小心謹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許他們參加組建的機構是有益的」。可見，在匈牙利不是共產黨如何掌權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共產黨的代表進入政府的問題。
在蘇聯的建議和監督下，12月21日，匈牙利臨時國會在德布勒森市召開，成立了由小農黨、社會民主黨、全國農民黨和匈牙利共產黨組成的臨時聯合政府。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員傑卡諾佐夫向斯大林報告說:「匈牙利政府的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們制定的計劃。」1945年7月，在蘇聯的干預和壓力下，實現了內閣改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新內閣13名成員中佔有6個席位，莫斯科對此結果感到滿意。
以拉科西為首的匈牙利共產黨對此並不滿足，他們進而採取了更為激進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強烈不滿。是年秋天，蘇聯駐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評說，匈共脫離了蘇聯制定的「建立經選舉產生的民主力量聯盟」的「共同路線」，並指出，「共產黨不僅要同社會民主黨，而且必須同民族農民黨結成聯盟，還必須同國內最有影響的政黨小農黨結成聯盟。」盟國駐匈牙利管制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也向斯大林報告說，共產黨的「『左』傾情緒十分強烈」，「拉科西缺乏領導群眾性大黨的經驗和國家工作的經驗」，對小農黨採取了「過火行為」。但為時已晚，匈共由於其自負和過激行為，在隨後舉行的大選中遭到失敗。在議會中的席位，共產黨佔17.4%，而小農黨佔到57%。蘇聯不得不再次干預新政府的組成。莫斯科要求，「確保為蘇聯政府所能接受的小農黨和社會民主黨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員」，同時努力爭取由共產黨擔任內務部長的職務。總之，「新政府的行動綱領必須無條件地保證對蘇聯的友好關係」。結果在蘇聯的壓力下，各黨聯席會議達成協議，在以小農黨蒂爾迪為首的18名內閣成員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各有4名（包括內務部長）。
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出，為了保證蘇聯與西方的合作基礎，為了確立在俄羅斯周邊建立起穩定的安全帶，斯大林在戰後初期全面推行的確是一項「聯合政府」政策。不過，在西方的勢力範圍內，這一政策表現為勸告共產黨放下武器，加入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則是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進入由共產黨掌控的聯合政府——在當時稱新民主或人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無論什麼政府，都應確保其實行對蘇友好政策。
四、斯大林「聯合政府」政策的破產及其原因
「聯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敗發生在中國。斯大林為了保證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一方面聲稱要把東北的行政權交給國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軍事力量的存在制約國民黨，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於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蘇軍撤離之前感到，國民黨的反蘇情緒以及美國的介入已經威脅到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動中共接管東北政權，而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也對中共佔領區開展了肆無忌憚的大舉進攻，於是形成了國共在東北乃至全國的激戰局面。中國內戰的全面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制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當然，莫斯科關注的中心在歐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
但是，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對國際局勢的變化並非沒有影響，從這個角度觀察，「聯合政府」政策在中國的失敗，似乎已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面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
在西歐，對斯大林「聯合政府」政策的挑戰，並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首先出現在法國，而是在比利時。在1946年3月范阿克爾再次受命組成的內閣中，比共的成員由原來的2名增加到4名。8月政府改組後，情況依舊。是年秋天，作為議會的第一大黨，代表右翼的天主教黨改變了以往試圖單獨執政的方針，宣稱準備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恰在此時，共產黨無意中犯的一個錯誤，為天主教黨提供了機會。1947年3月，因抗議政府停發煤礦補貼和提高煤價的政策，內閣中的4名共產黨人同時提出辭職，並導致首相辭職。再次組成的天主教黨和社會黨的聯合政府，排除了共產黨。這兩個執政黨在眾議院共擁有162個議席，而反對黨只有40席。
不過，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動和恐慌的挑戰確實出現在法國。不同的是，比利時共產黨在形式上是主動退出政府的，而法國共產黨卻是被右派蓄意趕出政府的。在1946年11月的大選中，法共獲得佔總數28.2％的選票，在議會總共619個席位中奪得182席，再次成為第一大黨。
法共自持在議會中席位居首的優勢，要求由黨的總書記多列士擔任總理並組織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黨的堅決反對，以至引起內閣危機。最後，只得請出德高望重的社會黨「教皇」、74歲高齡的雷昂·布呂姆組閣。1947年1月22日，以社會黨人保羅·拉馬迪埃為總理的第四共和國首屆內閣組成。社會黨佔有9個部長職位，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黨各佔5個。多列士出任副總理，弗朗索瓦·皮佑（共產黨）任國防部長。但是，表面上陣容強大的三黨聯合政府，實際上內部矛盾重重。
衝突主要反映在戰後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資政策兩個方面。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戴高樂支持的人民共和黨，以及總理拉馬迪埃和海外事務部部長馬里尤斯代表的社會黨右翼，決心對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軍事鎮壓，以此來恢復法國對那裡的殖民統治，遂於1946年11月23日炮轟海防市，並對越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而共產黨和左翼社會黨人則主張結束戰爭，通過與胡志明談判解決問題。1947年3月20日，共產黨發言人雅克·杜克洛發表講演警告說，戰爭政策「將會耗盡法國的資源，導致法國依賴其他大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從而喪失法國的民族獨立性」。不過，法共並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當政府就對戰爭撥款問題要求議會進行信任投票時，法共議員投了棄權票，而法共部長們卻投了贊成票。但是在緊接著出現的另一個殖民地問題上，法共則表現出強硬的立場。3月29日馬達加斯加島人民發動武裝起義，法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軍事鎮壓，並要求取消4名馬達加斯加議員的豁免權。在4月16日的內閣會議上，法共部長嚴厲譴責法軍在馬達加斯加的大屠殺，同時譴責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並中途退出會議以示抗議。三黨聯合政府的內部關係日趨緊張，在美國的支持下，右翼黨派決心把共產黨踢出政府。
早在3月間，奧里奧爾總統就認為「如果目前這種政府形式維持不下去，不如分裂」，並指責拉馬迪埃「行動遲緩」。改組內閣的密謀和計劃由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4月下旬，拉馬迪埃與布呂姆商議此事，一致認為「解除共產黨人的職務對法國及共和國是生死攸關的」。 剛從莫斯科參加四國外長議會歸來的人民共和黨領袖喬治·比多也向拉馬迪埃施加壓力，要求他採取行動。4月25日晚，拉馬迪埃向其密友、國民教育部長馬塞爾－埃德蒙·納日朗透露:「我已下定決心，要將共產黨人趕出政府。」4月30日，拉馬迪埃悄悄地徵求了法共部長以外所有內閣成員的意見，並取得了—致贊同。與此同時，社會黨領導機構——指導委員會在社會黨議員的壓力下經過激烈辯論，以10票對9票通過決議，敦促拉馬迪埃改組內閣。拉馬迪埃還召見了三軍參謀長勒韋爾將軍，命令他增調部隊，加強對巴黎安全保衛的部署，以防不測，法國各軍區司令也奉命讓軍隊處於戒備狀態。
拉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即在工資政策上的爭論。1947年初，法國經濟每況愈下。煤炭產量持續下降，糧食供應不斷減少，麵粉和黃油儲備已經用光，肉類來源幾乎斷絕。面對通貨膨脹和工資凍結的嚴重局面，4月25日，雷諾汽車製造廠基層工會自發地組織了工人罷工。法共和法國總工會都先後表態，支持雷諾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在5月l日晚奧里奧爾總統出面召開的緊急內閣會議上，多列土聲明法共反對政府凍結工資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長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擴大的罷工運動，狄戎還補充說，三個月來法共在所有問題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結果，內閣會議不歡而散。此後，法共部長們既不出席內閣會議，也不辭職，試圖以此逼迫政府改變政策或集體辭職。5月4日，拉馬迪埃在國民議會要求就此問題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議員及內閣成員都投票反對政府。第二天，拉馬迪埃便在《政府公報》上發表公告，終止5名共產黨內閣成員的職務，並於5月9日成立了沒有法共參加的新政府。
義大利的情況與法國類似，只是排擠共產黨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義大利總理加斯貝利在對美國進行非正式訪問中，了解到美國對義大利尋求經濟援助的要求反應冷淡，主要原因是擔心共產黨在義大利政府中發揮作用。5月1日，美國新任國務卿馬歇爾更直接暗示加斯貝利，只有將極左翼從他的政府中趕出去，才有可能談到美國的援助問題。美國駐意大使鄧恩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於是，5月13日加斯貝利以政府內出現眾多意見分歧為由提出辭職。當5月31日組成新政府時，共產黨和社會黨都已經被排除在外。
在法國和義大利接連發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歐已經破產，這使克里姆林宮感到極為不安和惱怒。6月3日，莫洛托夫給駐巴黎的蘇聯大使館發出指示，要求約見多列士並向他傳達所附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寫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但原件要立即銷毀。日丹諾夫在信中說:「聯共(布)中央對近日法國發生的將共產黨人排擠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擔憂。蘇聯工人多次請求我們向他們解釋法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對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以及法國的力量對比已不利於共產黨感到很擔心，這一變化造成的政治後果也令他們不安。但是由於缺乏信息，我們很難給予他們明確的答覆。……許多人認為，法國共產黨人的行動是與聯共(布)中央協商過的。你們自己清楚，這是不正確的，對於你們採取的這些步驟，聯共(布)中央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後，日丹諾夫強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報信息。顯然，斯大林擔心的不僅是「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歐已經無法繼續，更令他不安的是那裡的共產黨擅自行動，有脫離莫斯科指揮棒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諾夫這封信的內容也通知了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因為受莫斯科主張通向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的影響，東歐黨各行其是的現象亦有所抬頭。
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聯合政府」政策的命運同樣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如果說在西歐這一政策的破產表現為共產黨被排擠出政府，那麼在東歐則表現為共產黨(多數情況下與社會黨聯合)把其他政黨排擠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那裡的權力已經完全被共產黨壟斷，其他東歐各國共產黨都有其要對付的政敵。為了把農民黨、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以及右翼社會黨人驅逐出政府，甚至取消他們作為真正的反對派的資格，各國執政黨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技術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謂技術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偽造選舉結果。捷共領導人對待作為體現國內政治民主生活的選舉制度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哥特瓦爾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當地表示，「工人階級、我們的黨和勞動人民手中掌握著足夠的手段、工具和方法，來糾正這種機械式的投票……以便獲得對工人政黨有利的結果。」已經公布的俄國檔案證實，至少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波蘭1946-1947年的選舉中就發生過這種現象。以羅馬尼亞為例。1945年3月6日，在共產黨的壓力下，羅馬尼亞國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羅查為首的人民民主陣線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斯大林與西方達成妥協，吸收民族自由黨和全國農民黨的領導成員入閣，並準備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礎上進行自由的議會選舉。然而，對於姍姍來遲的1946年11月的選舉結果，當時所有的西方觀察家和羅馬尼亞反對黨的政治活動家都一致認為是偽造的，美英兩國也公開指責選舉沒有代表民意。
現在檔案材料披露的羅共領導人的言論，可以證明這些指責不是沒有根據的。選舉前，喬治烏-德治信心充足地對莫洛托夫說，為了確保取得選舉的勝利，「已經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納拉希在蘇聯使館的談話更加明確:「我們希望在投票時得到的實際選票可以達到55-65%，但是我們需要得到的是90%的選票，而做到這一點，將要藉助於選舉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種『技術手段』。」
所謂非常措施，就是製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權力機關打擊反對派。這是比較容易也更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於共產黨的力量較弱，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在1945年11月的普選中，小農黨取得巨大勝利，在議會中佔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壓力下，為了履行建立「聯合政府」的承諾，小農黨同意增加共產黨在內閣中的席位，而共產黨以退出政府相威脅，取得了內務部長的職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農黨的分裂，共產黨不僅控制了最高經濟委員會、國防部等關鍵部門，而且還讓更為好鬥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過於書生氣的納吉·伊姆雷擔任了內務部長。到了10月，作為小農黨的領袖，納吉·費倫茨總理實際已被架空。兩個月後，國防部和內務部在在既末通知總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況下開始了大規模逮捕。
在隨後幾個月對這起「反共和國陰謀」案件的審訊中，大批小農黨核心或骨幹人物受到牽連，納吉·費倫茨的密友、小農黨總書記科瓦奇·貝拉也遭到指控，並被蘇聯人神秘地逮捕。1947年1月在與蘇聯大使普希金的談話中，費倫茨承認小農黨議會黨團中確實混有反動分子，但是「共產黨人千方百計地誇大陰謀，試圖利用自己在偵察機關的優勢敗壞小農黨領導人的名聲並引起該黨的分裂。」「共產黨正在沒有任何根據地中傷和迫害獨立小農黨的某些成員。」費倫茨還向蘇聯人提出，為了給「聯合政府的工作創造一個健康的基礎」，「希望共產黨也做出讓步，准許我們小農黨的成員進入警察系統和地方政權機關」。費倫茨哪裡知道，匈共的矛頭最後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對莫洛托夫的彙報中，拉科西指出，不僅納吉·費倫茨總理是陰謀集團的領導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國總統蒂爾迪·佐爾坦也與該陰謀有牽連。拉科西還坦言:「很遺憾，在陰謀分子那裡沒有發現武器倉庫，否則我們就可以更加徹底地揭露他們了。我們需要某種緊張的局面。至少，我們希望把關於叛國陰謀的問題再次提到首要地位。」一個月後，拉科西便利用費倫茨出訪瑞士之機，在突然召開的部長會議上提出對他的叛國指控，費倫茨被迫辭職，流亡國外。
在波蘭選舉前的幾個星期，掌握政府權力的工人黨和社會黨對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採取了2000多次行動」，逮捕了幾千名農民黨領袖和黨員，並舉行了幾次審判，旨在證明農民黨與波蘭流亡分子、地下集團和美英使館等都有勾結；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選區內農民黨候選人資格，禁止波蘭農民黨組織在22個縣裡開展活動。結果，農民黨在1947年1月的選舉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損傷」。工人黨向莫斯科報告說，鑒於米科拉伊奇克還有很大影響，「今後仍然必須對農民黨施加壓力，對它採取攻勢」，除了繼續實施意識形態方面的進攻外，更重要的是「從國家機關，首先是行政-政治機關中清除波蘭農民黨成員」。其目的正如社會黨領導人貝爾曼所說，就是要「建立一個在對待政府態度上能夠循規蹈矩的反對派」。
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後發生了清洗和排擠反對黨的類似情況。總之，到1947年春天，東歐各國聯合政府的社會政治基礎大大縮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內的非共產黨部長，也只能是俯首貼耳。作為一項政策，「聯合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如前所述，東歐各國共產黨接受來自莫斯科的這種「寬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帶有被迫性，而黨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們在政府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因此，破壞「聯合政府」的行為最初大多是東歐各國共產黨主動採取的。與此同時，蘇聯也開始漸漸對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這種要求採取了支持的立場，因為在莫斯科看來，處於反對派地位的各黨基本上是持反蘇立場的，只有共產黨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針和方向，才能保證對蘇友好政策的實行。在莫斯科認定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的目的之一在於誘使東歐國家脫離蘇聯控制以後，特別是當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借口共產黨無法替代政府做出決定，而試圖違背蘇聯的旨意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時候，斯大林終於決心放棄「聯合政府」政策了。此後，隨著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斷加強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併，從而為共產黨一黨執政打開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變之後，所謂聯合政府在東歐已經不復存在。
總體說來，蘇聯戰後初期的對外政策，對於東歐確有擴張性，但對於西方卻不具進攻性。「聯合政府」政策是蘇聯戰後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與西方的友好、同盟關係。同時，作為一種制度，斯大林也確曾設想以這樣一種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國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因此可以認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國反覆共產黨領導人解釋的，這一政策推出伊始並非一時之計，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卻陷入了一種難以調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雙重因素的影響下，蘇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充滿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東歐各國共產黨吸納內心對蘇聯持有敵意的資產階級政党參與政府，又要各國政府保證與蘇聯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選舉過程中，每個國家的各個政黨則都要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爭鬥。因此，「聯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對於冷戰的起源而言，「聯合政府」政策的破產一方面源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又成為冷戰爆發的導火索之一。在這一過程中，斯大林在戰後初期倡導的各國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也就順理成章地轉向了統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模式。不過有一點必須強調，共產黨情報局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標誌著蘇聯冷戰政策的最終形成，但並不意味著共產國際和世界革命戰略的根本復活，至於斯大林冷戰戰略的本質和特性，筆者將另文論述。
沈志華：《冷戰的起源：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原載《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5、6期。後收入沈志華：《冷戰的起源：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因篇幅原因，原文注釋省略，引用請參紙質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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