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中醫臨床人才的一條捷徑

我們培養的對象，是未來的醫生。為了使受教育者畢業後，能夠開方治病，迅速在臨床上站穩腳跟，在安排各門課程時，必須突出重點，必須給學生指出一條臨床成才的正確方向，讓他們能夠充分發揮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沿著這個方向去努力，不至於被各種知識充塞了腦子，將來一到臨床，就暈頭轉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強調《傷寒論》對於中醫臨床的指導作用，強調學習和運用經方的價值，以方劑為重點，把經方、時方、驗方統一在《傷寒論》「六經辨證」、「方證對應」的方法論之下，在全面學習其他中醫知識的同時，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於引導，不失為培養中醫臨床人才的一條捷徑。

幾年前，西雅圖亞特蘭大出版社有意向在美國出版我的英文版著作，出版社要求我準備一篇《序言》，我想當然地認為：畢竟中醫姓「中」，由於文化習俗的差別，西方讀者一定比國內對中醫的了解要少。《序言》應該圍繞中醫是否科學、中西醫有哪些不同、中醫的優勢在哪裡等重大問題，進行詳細的闡述。豈知出版社的答覆是：「西方讀者對於中醫是否科學不感興趣，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你完全沒有學過西醫，是怎麼能夠看病的？」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了解一個純中醫的思維方法和成才之路。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好回答。西方有句俗語：「條條大路通羅馬」，從古到今，中醫培養人才的方式有多種，我的成才之路不過是其中之一，有很大的特殊性，無法簡單地複製。但我畢竟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了大半生，不算是很成功，至少沒有失敗，臨床療效頗高。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個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蘊含著普遍性。既然國外讀者渴望了解什麼是「純中醫」，我不妨把自己學醫成才的真實情況介紹出來，既然中醫教育改革面臨著如何突破瓶頸的難題，我走的「讀傷寒、用經方，以治病為目標，以方劑為核心」的成才之路，不失為一條培養中醫臨床人才的捷徑，可供中醫高等教育的領導者、在校學生們以及願意學習中醫的人們參考。

——我的「心得體會」，就是從這裡開講的。

一、從讀《傷寒》入手，走進中醫之門

我雖然有中醫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時代並沒有立志學中醫。高中畢業，又經過幾年的動蕩生活之後，才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跟隨伯父學習中醫。當時，已經24歲，用中醫的行話來說，已經沒有「童子功」了。要強記許多內容，實在難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閱歷，比一般青年學子要勝過許多。伯父當時是湘雅醫學院祖國醫學教研室主任，作為一個中醫臨床家、教育家，在對我的「因材施教」方面，顯然是有所考慮的。他不讓我讀其他中醫古籍和現代教材，甚至先不讀《黃帝內經》，直接讀《傷寒論》。

這是一種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養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簡單：每個人接觸新的事物，總是「先入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學中醫，方向要選對，第一步走好，以後的道路就廣闊了。他反覆強調陸九芝的名言：「學醫從傷寒入手，始則難，繼而大易；從雜症入手，始則易，繼而大難。」雖然此說與陸九芝的原話有些區別，但經過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還說：「我從醫幾十年，到老來才大徹大悟，讀《傷寒》、用經方，是學中醫最好的捷徑。」這種久歷滄桑之後悟出的人生真諦，多麼值得後人重視！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幾天時間，虔誠地把《傷寒論》從頭到尾溫習一遍。這種堅定的信仰對我影響很大，我相信伯父給我指點的是一條中醫成才的捷徑，只要心無旁騖地走下去，一定能夠到達成功的彼岸，不必問「為什麼」。

除了熟練背誦《傷寒論》原文之外，與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陸淵雷的《傷寒論今釋》，195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說，近百年來，《黃帝內經》中的理論和觀點總是遭到質疑和批判的話，那麼，《傷寒論》在近代則處境好得多。因為《傷寒論》是一本臨床著作，經方在醫生手中天天創造療效，看得見，摸得著，任何人都不敢信口開河、隨意否認。在《傷寒論今釋》中，陸淵雷先生運用當時的西醫原理，對《傷寒論》大部分原文進行了深入的解釋，非常透徹，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醫治病的道理，並非用現代科學語言講不出一個「為什麼」，中醫與西醫在臨床方面，其實有許多共同語言，並非格格不入。在陸淵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論述之外，還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漢方醫家的觀點，多達600多處，近40餘家。

我進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國，近代有一大批主張中醫「科學化」的學者，他們具有淵博的東、西方文化知識，有的出身於西醫，有的是中醫臨床家。他們在闡述《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科學道理，推廣、發展仲景學說的臨床運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為止，我仍然認為陸淵雷的《傷寒論今釋》、《金匱要略今釋》是學習《傷寒》、《金匱》最好的入門著作。

二、學會識證用方，即可臨床看病

伯父告誡我讀《傷寒論》時，不必陷入原文的爭論，不必「死於注下」，一定要掌握「方證對應」這個核心。他說：「古人云『有是證，必用是方』。有『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必用小柴胡湯；有『頭痛，發熱，汗出，惡風』，必用桂枝湯。使用經方治病，勢必如此，要方證對應。」

有「證」就可以用「方」！從這裡，我領悟到了西醫與中醫治病的根本區別：西醫之所以要學習人體解剖，熟悉人體的生理結構，一旦患病，則必須了解病理變化，找出致病因子，才能給以有效的治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醫是「辨病」為主，以病為核心。中醫看病，不必了解身體出現了哪些病理改變，不必查清楚致病因子，醫生甚至不必具備解剖、生理學的知識。之所以不需要這些，是因為人一旦有病，身體自然會有反應，多數有證候表現，根據這些證候表現，就可以選擇相應治療的方劑。這個過程，中醫叫做「辨證施治」。中醫是「辨證」為主，以證為核心。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認識疾病的方法論。強調學會辨證，而不是辨病，就避免了學中醫的人一介入臨床，即滑落到西醫的知識系統中去，最終被西醫體系所俘虜，成為一個徒具虛名的中醫，「半吊子水」的中醫。毋庸置疑：西醫的方法論是科學的，因為解剖學、病理學等，全部都是建立在「還原論」的基礎之上，追求清晰，細緻入微。

同樣，中醫的方法論也是科學的，因為辨證施治的本質，是一種信息處理的方法，「辨證」，是用望聞問切，收集人體的信息，「施治」是開方遣葯，向人體輸入信息。「辨證」的目的，是要分清楚疾病的表裡、寒熱、虛實；「施治」則要根據辨證的結果，選擇恰當的藥物組成相吻合的方劑。

因此，中醫臨床醫生的功夫，主要體現在「識證」與「用方」這兩個要素上。

不懂得運用望聞問切四診來全面了解證候、分析病情，只讓患者做檢查，根據檢驗報告來開藥的醫生，決不是真正的中醫，那是西醫或西醫化了的中醫；沒有掌握大量有效的經方、時方、驗方，不善於學習、吸取古今名醫的成就，只根據自己有限的經驗，將藥物隨意湊方的醫生，決不是好的中醫，那是庸醫，難以治好病，難以避免醫療事故。

幾十年來，我雖然沒有學過西醫的解剖、生理、病理，卻毫不畏怯地上臨床，看門診，療效頗佳，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醫療失誤，關鍵就在於掌握了中醫這套「識證」、「用方」的本領。

想來這其實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古代中國哪有西醫？不是仍然要治病嗎？中醫除了有數千年經驗積累之外，在於有自己一套獨到的、區別於西醫的方法論。憑什麼說：只有使用「還原論」的方法論，建立在解剖基礎之上的西醫是「科學」？而通過「信息」交流的方法，動態地認識人體和治療疾病，就是「偽科學」？中醫的方法論，不僅是科學的，而且是超前的，接近21世紀「後現代」的科學方法。

何況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人類社會變化再大，古今疾病譜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換句話說，現代人有的疾病，例如癌症、心腦血管病、糖尿病、流感等，古代都有，古代醫家已經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規律，積累和總結了不少有效的經驗。他們在幾千年歷史中所創造的成就，並不亞於只有幾百年歷史的近現代西醫。

例如：張仲景不僅堪稱全世界「抗擊流感第一人」，他所運用的經方，今天仍然有效，而且，我認為：這種思維模式，很值得向全世界推廣，替代目前西醫運用的這一套非常被動的免疫措施。如果能夠這樣做，必將對人類衛生保健事業做出新的貢獻！我已經撰文論述了這一點。

中醫兩千多年來所創造的獨到的、與西醫完全不同的方法論，歷代醫家積累的豐富的臨床經驗，是當今中醫後繼者最寶貴的財富，為什麼中醫院校在培養中醫人才時，不把這些視為重點中的重點，反而舍此他求，要系統學習西醫的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內容呢？

說到底，是因為受到近代科學的影響，從骨子裡不相信中醫能看病，怕出醫療事故。按照這樣的教育思想，這樣的教學方式，篤定培養出來的中醫接班人，不可能成為「鐵杆中醫」，不可能真正繼承和發展中醫事業！

中醫看病主要靠方劑，方劑是中醫的核心。我在央視10台「健康之路」講解《千古名方》時，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即中醫看病，不光是靠葯，更重要的是靠葯組成的方，這是中醫與西醫的又一個重要區別。就像打仗，士兵多，作戰勇敢，固然重要，但要贏得一場戰爭，打人海戰術，沒有用，要靠將軍把士兵組織成一支精銳的隊伍，其中，有進攻，有防守，有策應，有迂迴，有配合，才能夠克敵制勝，發揮整體效益。中醫組合的這支隊伍，就是方劑。所以古代醫家有「用藥如用兵論」。

既要懂得每味葯的藥性和治療作用，又要善於將各種藥物調配成能夠發揮整體效益的方。中醫師在看病時，如果不察病機，不懂組方的原則，試圖選取幾味有效的藥物拼湊成方，不會有卓越的療效；同樣，在進行中醫科研時，如果不去研究方劑，把著重點放在單味藥物的研究上，試圖找到某種對疾病有效的成分，這仍然是西醫的「線性思維」，還原論的方法，即使取得成果，也只是停留在「術」的層面，遠遠沒有達到中醫「道」的高度。

因此，方劑是中醫臨床的核心與精華，組方需要高超的思維技巧，豐富的臨床經驗，不是一般醫生看病時，把幾味葯隨意拼湊起來，就可以美其名曰「方劑」的。早在《漢書?藝文志》中，就有「經方十一家」，那就意味著，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醫就確立了組方治病的原則，然而，直到現在，許多學中醫、搞中醫科研的人還是不明白：中醫的理、法、方、葯四個環節，核心是「方」。不是基礎理論，也不是藥物，而是方劑！要在臨床上下真功夫，要在科研上做大文章，都要圍繞著方劑，否則，就失去了重點，選錯了方向。

在最初通過熟讀《傷寒論》，建立了牢固的經方思維之後，幾十年來，我按照伯父的教導，把讀書的重點始終放在方劑上，包括經方、時方、經驗方三大類。十分留意收集和運用古今有效的名方，並遵循伯父的教誨，凡是適合運用經方治療的病證，盡量使用經方；感到經方不足以解決的，則合用或選用後世所研製的「時方」，以及民間有效的經驗方。

時方、驗方，是對經方的繼承、補充、發展的關係，三者不應當偏廢。因此，一個從事中醫臨床的醫生，既要熟讀《傷寒》、《金匱》原文，熟練掌握二百餘首經方的使用標準和範疇，並不斷施用於臨床、驗之於實踐；又要經常閱讀後世醫家、特別是當代名家的著作，從中收集和儲備大量有效的治療方葯；最重要的，還要將時方、驗方也納入到「方證對應」的思維繫統中，明確這些後世方所適合的證候與病機，用以豐富自己的臨床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總之，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礎之上，尋求每一首方劑的「方證對應」切合點，大膽運用於臨床，而不是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空洞的理論探索方面，我認為這是培養一個中醫臨床家的重要途徑。

三、回歸六經辨證，掌握三分思維

迄今為止，歷代中醫所創製的方劑超過十多萬首，經方只有269首，但經方所展示的群體的療效，是後世方難以超越的。這是為什麼？因為《傷寒論》《經匱要略》所載的經方，是東漢以前眾多名醫集體創造的成果，大多數出自《漢書?藝文志》中的「湯液經」。經方的形成，經歷了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錘鍊，是數十代醫家臨床積累的精華，代表了中醫學體系形成時期方劑學的最高水平。換言之，張仲景不是經方的創造者，而是經方的收集者、運用者、集大成者。

因此學經方，用經方，不能看著是學習張仲景一個人的經驗，而是學習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群體醫家的經驗，經方的療效與一般形成時間較短、經歷臨床考驗機會較少的後世「時方」相比，顯然要高出很多。

張仲景對於經方的貢獻，不在於創製了經方，而在於將經方納入到「六經辨證」體系中，使得269首經方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群體的效用。在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六經辨證的方法，不僅用於辨治傷寒這種外感病，也用於辨治其他各種雜病。這意味著，對所有疾病的治療，都是採用統一的辨證論治方法。

在王叔和整理的《傷寒論》中，尚保存了六經辨證的方法論，而在800年之後，宋代整理的《金匱要略》中，已經完全見不到六經辨證的蹤影，用的是按病歸類，分篇論述的方法。當代有的醫家認為：「仲景以六經辨傷寒，以臟腑辨雜病」。這是一種誤判！在《金匱要略》的各篇中，根本找不到系統的臟腑辨證的證據。宋代在整理《傷寒雜病論》時所造成的歷史失誤，導致六經辨證的輝煌成就，從此黯然失色！

上個世紀初，日本卓有見識的經方派醫家，試圖恢復《傷寒雜病論》的原貌，特別是湯本求真編寫的《皇漢醫學》，1927年一經出版，就在中國就產生了巨大影響。

章太炎曾經感慨地說：「仲景若在，則必曰，我道東矣！」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把《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的經方合為一體，統一在「六經辨證」之下，這是試圖恢復《傷寒雜病論》原貌的一種大膽嘗試。湯本求真本來是西醫，中年時，因為女兒死於痢疾，痛感西醫之無術，乃發奮學習中醫，認為：「中醫數千年來就億萬人體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葯能，歷千錘百鍊之後得出結論，立為方劑，故於實際上每有奇效。」此書直接啟迪了近現代眾多名醫如惲鐵樵、胡希恕、劉紹武等人、包括我的伯父彭崇讓先生的治學之路。

胡希恕先生說「所閱之書既多，則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後得《皇漢醫學》，對湯本求真氏之論，則大相讚賞而有相見恨晚之情，於是朝夕研讀，竟豁然開悟，而臨床療效從此大為提高」。湯本求真的工作屬於一項開創性的建設，尚不完善，當代著名經方大師胡希恕及其弟子馮世綸等作為承繼者，正在努力完成，其中還有許多難關有待突破。

為什麼「六經辨證」如此重要呢？因為它來自於一種十分高超的哲學思維：「三分思維」。這是人類認識史的一次飛躍。對於疾病這種「複雜事物」，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維基礎上的六經辨證，才能準確地把握住其客觀規律。

中醫同當代西醫不同，中醫屬於自然哲學，哲學思維對於這門學科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一個中醫臨床醫生，必須具有中醫哲學的思維頭腦，才能創造更高的療效，否則，一輩子可能停留在一個經驗醫生的水平。

《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其實應該稱之為「三陰三陽辨證」，即在陰陽學說的基礎上，再三分陰陽，將疾病的位置、階段、過程、性質分為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六組概念，太陽、少陰屬表，陽明、太陰屬里，少陽、厥陰屬半表半里。

太陽病屬於表證、熱證；少陰病屬於表證寒證。陽明病屬於里證、熱證；太陰病屬於里證、寒證。少陽病偏於表裡不和，厥陰病偏於上下寒熱錯雜、虛實夾雜。

請注意：這就是「三分思維」！是一種立體思維，顯然高過於陰陽學說這種「二分思維」，即平面思維。《傷寒論》能夠在1800年以前，對於當時發生的嚴重的流感，進行有效的治療，創造了一種與現代醫學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至今為止，眾多的經方仍然是我們抗擊流感的有力武器，與張仲景所採用的哲學思維、科學方法論密切相關。

這種思維方法，不但可以運用於辨治流感，也可以運用於辨治所有疾病。對於生命與疾病這種不斷處在變動狀態的「複雜系統」，建立在「三分思維」基礎之上的「六經辨證」，始終是一種科學的認識方法。

然而，後世卻以「八綱辨證」代替了「六經辨證」，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和思維水平的倒退。八綱辨證的雛形，在《漢書?藝文志》中就有了，產生在六經辨證之前。然而，隨著《傷寒論》在宋代以後的式微，明代醫家重新歸納出了八綱辨證，並且認為：六經辨證也包括在八綱辨證之內。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八綱辨證只是一種「二分思維」，正如只知道黑與白，不知道黑白之間還有灰一樣，缺少了對半表半里、寒熱錯雜、虛實夾雜這種第三種狀態的認識，就會使得臨床思維簡單化，無法把握住生命活動和疾病變化的複雜規律，導致臨床治療水平下降。

我在臨床治病，喜歡使用經方，而經方中的柴胡桂枝湯、半夏瀉心湯、烏梅丸等寒熱並用的處方，用得特別多，療效很好，學生覺得不理解。我解釋說，因為大部分疾病，特別是慢性病，經常呈現出寒熱錯雜，虛實夾雜狀態，組方必須溫涼並用，攻補兼施，才能夠取得療效。這就是得益於「三分思維」的方法論。

四、強調方證對應，經方時方並舉

「中醫的生命力在臨床」！中醫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應該是一大批會看病的醫生，這是確定無疑的。然而，長期以來，中醫教學的內容，過於龐雜，課程繁多，抓不到要點，始終沒有一條主線，沒有一條清晰的思路，告訴學生將來怎麼看病。大部分學生讀書五年、七年，腦子裡塞滿了各種中醫知識，畢業後一到臨床，茫然失措，不知道從何處著手看病，不知道怎麼選方。開出的處方毫無章法可言，自然治不好病。他們因此對中醫失去信心，覺得中醫的療效靠不住，最後選擇改換門庭，投奔西醫。現在全國許多中醫院的中醫師，還是以西醫為主，以中醫為次，沒有在中醫臨床方面練出過硬的本領。這不能不歸咎於中醫教育的失誤。

中醫治病的辨證體系，在最初建立的階段，主要有兩套，一個是來自於《傷寒雜病論》的「六經辨證」，一個是來自於《黃帝內經》的「臟腑經絡辨證」。

作為一部臨床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六經辨證，是知行合一的，即「方證對應」，每個證有相應的方。作為一部基礎理論著作，《黃帝內經》的臟腑經絡辨證，是知行脫節的，即《內經》只有辨證理論，並沒有相對應的方劑。所有治療臟腑經絡疾病的方劑，都是後世所補充的。

如宋代的錢乙，就根據五髒的寒熱虛實，創製了二、三十首補瀉方。而李東垣、朱丹溪、張介賓等醫家，每人創方都在數十、上百首。他們都是引領一個學派的醫學大家，由於對《黃帝內經》的臟腑經絡學說有不同的理解，其所創製的名方，呈現出斑斕駁雜、百花齊放的局面。歷代醫家所創製的方劑，更多達十萬計，多數出自其人的臨床體會，有一定的價值。多，固然是好事，但也給後人留下霧裡看花，無從選擇的難題。

六經辨證中「方證對應」的好處，是其確定性，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就保證了臨床療效的可靠，學者也容易掌握。臟腑辨證的弊端，是其不確定性，因為《黃帝內經》只有證候、病機，並無方劑，後世補充的大量方劑，呈現多元化傾向，猶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沒有統一標準，使人盲無所從。即使辨證對了，也不知道該選何方、何葯？初學者一旦接觸臨床實踐，就昏了頭，會產生「多歧亡羊」的迷亂。

顯而易見，重視《黃帝內經》的「臟腑辨證」，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六經辨證」和經方思路教育，這是導致學生臨床思維混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兩千多年以來，「臟腑辨證」一直作為中醫臨床認識疾病的主導方法，自宋代以降，「六經辨證」，已經式微，從溫病學派出現之後，「六經辨證」則更被局限到只用於外感病中的傷寒病，降格到與「衛氣營血三焦辨證」的同等位置，幾乎被擱置不用。《溫病條辨》則上升到與《傷寒論》同等的位置，成為現代中醫教育新的「四大經典」。其實，前者只是對後者的補充，在寫作體例上模仿後者，但就思維水平而言，《溫病條辨》是遠不能同《傷寒論》相比的。

源於《黃帝內經》的「臟腑辨證」固然重要，但源於《傷寒雜病論》的「六經辨證」，則直接來自臨床，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重要。將兩者相比較，在對疾病證候的動態觀察方面，在整體聯繫的把握方面，在對疾病發展趨勢和預後的判斷方面，「臟腑辨證」不及「六經辨證」深刻和靈動。更何況《傷寒論》是採取「方證對應」的原則，所謂「有是證必有是方」，見到什麼證，該用什麼方，有極其嚴格的規定。而臟腑辨證則在「辨證」和「用方」之間，缺乏定向思維，有著多元選擇，導致了臨床療效的不確定性。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今天大力提倡掌握《傷寒論》的六經辨證思維和方證對應的學習方法，雖然極其重要，但並非要否定《黃帝內經》的臟腑辨證，否定後世創製的數量龐大的時方、驗方。當今有許多「經方派」醫家，在努力提倡經方思維和在繼承、拓展經方的運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令人欽佩。但有的人自詡只用經方治病，不屑使用後世方，這種觀點似乎流於片面、狹隘，會對初學者起到誤導作用。

《傷寒雜病論》的「六經辨證」，達到古代思維方法的巔峰，經方創造的臨床療效，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張仲景必然有歷史的局限性，他的成就不可能終結中醫臨床的發展。不能籠統地說「時方」一定比「經方」差，而且也不應該在臨床中只用經方、不用時方治病，這無異於作繭自縛。

優秀的時方、驗方，是對經方的補充和發展。大部分「經方」之所以在「時方」面前能夠顯示出較大的優勢，除了本身構方精鍊和合理之外，更在於每一首經方，都處在六經辨證綱領的統一指導之下，與其他經方前後聯繫、互相呼應，形成一個有機的鏈條，發揮的是群體效應之下的個體效應。而時方往往只是孤立的個體，只適合於辨證論治的一個斷面，這是「後天不足」所造成的。

然而，許多時方與經方同樣，也具有高超的構思技巧，也具有不錯的臨床療效。我們在學習和運用時方的時候，如果有意識地將其納入到「六經辨證」的思維方法中，採取同經方一樣的「方證對應」的原則來理解和使用，則能夠大大豐富和補充經方的不足，創造更加廣泛、卓越的療效。從我自己幾十年來讀書臨床之路來看，這種學習方法是切實可行的。

還要指出的是：一個優秀的臨床醫生，絕不能輕視單方、驗方。這些具有簡、便、廉、驗的處方，往往出自民間和名醫的經驗積累，非常珍貴，每方多數只有一、兩味葯，以辨病為主，不必辨證，容易掌握。本草著作中對每一種中藥治病效果的認識，其實就是從單方、驗方的使用開始積累的。俗話說：「單方氣死好郎中」，「一招鮮，吃遍天」，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傷寒雜病論》中不僅有269首經方，還有好幾十首單、驗方。我國現存最早的驗方集，是東晉葛洪的《肘後救卒方》，這本書，相當於一部古代危急重症的救療手冊，歷代醫家都很重視。我在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健康之路》節目中，介紹感冒和流感初起，可以不辨寒熱陰陽，只要發熱、無汗，統統可以使用一首「千古名方」，哪怕高燒40°C，一碗葯喝下去，往往「一汗而愈」，指的就是《肘後救卒方》中的「蔥豉湯」。這首方只有兩味葯：蔥白，豆豉。

用青蒿一味葯治療瘧疾病，也是《肘後救卒方》最早記載的。根據今年9月12日的報道，中國中醫科學院屠呦呦教授因為發明青蒿素，獲得美國2011年度臨床醫學拉斯克獎，這是中國醫藥界迄今獲得的至高榮譽，30多年前，她從《肘後救卒方》中，找到幾首治療瘧疾病的單方，最後選擇了青蒿做試驗。試驗了許多年，總是無法從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後來又從《肘後救卒方》中的記載「青蒿一握，絞汁」中領悟出，青蒿素需要低溫提取，不能加熱。現在有人說：「這不是中醫的成果！」如何看待？

客觀地說，這種從天然植物中提取生物鹼或某種有效成分的方法，的確是西醫使用了兩百多年的常規手段。比如治療瘧疾病最早的原生藥物，是金雞納樹皮，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在遙遠的時代，從當地的猴子那裡學來的，用於治療瘧疾病發高燒。17世紀，歐洲人學會了用這種葯，後來從中提煉出金雞納霜，弄清楚了其化學結構之後，利用大規模工業生產，製作出了奎寧，奎寧的名稱就是從金雞納霜的印加語翻譯過來的。奎寧曾經是治療瘧疾病的王牌葯，使用了兩百多年，如今產生了耐藥性，而瘧疾病仍然沒有被消滅。

屠呦呦從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從方法論來看，當然與從金雞納樹皮從提煉奎寧鹼，如出一轍，至於青蒿素今後是否也會像奎寧一樣出現耐藥性和副作用嗎？我認為：這是必然的。因為這仍然是建立在對抗治療之上的線性思維方法。不斷否定，又不斷創新，就是西醫和當代科學的特徵。不管今後如何，青蒿素的發明，目前畢竟挽救了數百萬瘧疾患者的性命，這是最現實的。但在青蒿素的發明過程中，是從中醫古籍《肘後救卒方》中找到根據、受到啟發，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中醫治病的思維層次，有「術」和「道」的不同：如果只會用幾個單方、驗方治病，哪怕是號稱所謂「祖傳秘方」，儘管也可能有效，充其量是停留在「術」的水平，範圍狹窄，療效有限；如果懂得辨證論治，用方得當，就可以上升至「道」的高度，治病的範圍廣闊，能夠獲得普遍的療效；如果能夠把「道」和「術」有機結合起來，既會「識證」、「用方」，又能夠精選一、兩味對治療某種病有特殊療效的單方、驗方，融入對證的方劑中，則可以達到至高的境界。

許多古今名醫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當代科學，僅僅在「術」的水平，對單味中藥的研究，就能夠讓屠呦呦教授獲得最高臨床醫學獎，如果當代科學，在方法論上進一步提升、發展，上升至「道」的水平，對中醫的方劑甚至整個中醫藥體系，進行突破性的研究，將為人類的醫療衛生保健事業創造出何等偉大的奇蹟呢？我們憧憬著這一天！

更要指出的是：為了培養一個全面的中醫人才，中醫的各門課程，都應當學好，包括醫學史、醫古文、中醫基礎、中醫診斷、中藥、方劑、經典著作、各家學說、臨床各科、針灸推拿、養生保健，也包括必備的西醫知識等等。但作為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我們培養的對象，是未來的醫生。為了使受教育者畢業後，能夠開方治病，迅速在臨床上站穩腳跟，在安排各門課程時，必須突出重點，必須給學生指出一條臨床成才的正確方向，讓他們能夠充分發揮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沿著這個方向去努力，不至於被各種知識充塞了腦子，將來一到臨床，就暈頭轉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強調《傷寒論》對於中醫臨床的指導作用，強調學習和運用經方的價值，以方劑為重點，把經方、時方、驗方統一在《傷寒論》「六經辨證」、「方證對應」的方法論之下，在全面學習其他中醫知識的同時，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於引導，不失為培養中醫臨床人才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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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我是鐵杆中醫：彭堅學術觀點與臨床心得集（增訂本）》，作者/彭堅，編輯/山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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