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的新「三人團」：兩副擔架一匹馬，同是天涯淪落人

文｜黃金生

湘江戰役的慘重失敗，「使人們對於李德那一套由懷疑到憤怒」（伍修權）。彭德懷批評李德等人「把革命當兒戲，真是胡鬧!」朱德在看到湘江戰役的損失報告後，也悲痛地說，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這麼多，這支部隊是我們從井岡山帶出來的，一步一步發展壯大起來的，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犯罪！紅軍此時的處境，正如伍修權在一首詩中所描述的那樣：

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

經歷過慘烈的湘江之戰後，「三軍今日奔何處」之問，不僅是中央領導層思索的問題，也是紅軍廣大指導員到普通士兵都在思考的問題。

當時紅軍戰略轉移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而一開始都把這次戰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與長征出發時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相對應，長征途中還有一個「三人團」。離開蘇區時，由於毛澤東在於都河勘察水文地理時，染上一場惡性瘧疾，幸得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趕來救治，病情才得到控制，但身體仍十分虛弱。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由於醫療條件有限，一直未愈。所以博古等人在研究轉移人員的安排時，曾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養傷，把毛澤東也作為身體不好者而留下。據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回憶，許多同志為此據理力爭，說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毛澤東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馬上為他爭辯，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堅持要他一起行動。博古這才同意他們一道隨軍轉移。本來博古早已和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商量好，把隨軍西征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里去，而毛澤東竟親自去找了一趟博古，並說服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同意中央主要領導人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這樣，毛澤東便與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進行長征。毛澤東和王稼祥兩個人同在擔架上行軍，在一起交流的機會比較多。而張聞天當時在黨內地位雖然很高，相當於二把手，但因為得不到博古的信任也被排擠出「三人團」之外。「同是天涯淪落人」，相似的境遇使得張聞天開始向毛澤東靠攏。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就這樣，毛、洛、王形成了一個新「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的兩副擔架和騎馬行軍的張聞天從長征以來，一直結伴而行，三人時常討論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處處被動的經驗教訓。這就是後來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調侃的「擔架上的陰謀」。

渡過湘江後，毛澤東等人更為紅軍的處境及今後的戰略方向憂心忡忡。蔣介石在搶渡湘江以前，就察覺中央紅軍有北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意圖。為了阻止中央紅軍實現「與賀蕭合股之目的」，蔣介石於11月17日在南昌行營發布了《湘江以西區域剿匪計劃大綱》。這個大綱規定，在「黎平、錦屏、黔陽之東，黔陽、武岡、寶慶之南，永州、桂林之西，龍勝，洪州之北」，布下重兵，構築工事，「堵匪北竄」。在行軍途中，毛澤東對王稼祥說：「蔣介石已經布下了一個大口袋，要我們去鑽，只有傻瓜才去鑽呢！」看著王稼祥不解的神情，毛澤東指著西邊說：「那邊是貴州，敵人力量薄弱，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去，為什麼一定要鑽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王稼祥聽後深受啟發，當即表示同意。然後王稼祥又找了張聞天，張聞天聽了，也明確表示同意，三人逐漸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必須改變紅軍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也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突破湘江防線後，按照博古和李德的計劃，是沿著桂（桂林）黃（黃沙河）公路向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由於敵機的轟炸，無法前進，只好躲進桂北山區，來到資源縣的油榨坪，此地背靠連綿的群山，面對湘江流域的一片平原，軍委本來打算讓部隊在這裡休整幾天，不料從全州方向來了兩個師的湘軍，不得已第二天又繼續進入西延的主峰——越城嶺，又叫老山界。老山界主峰海拔兩千多米，是紅軍從江西出來以後所過的第一座難行的高山。康克清在《回憶錄》中說：「這裡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敵軍被甩在後面。敵機難以偵察，可以稍事休息。一個多月的緊張奔波，總算可以喘口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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