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托爾斯泰：戰爭的真面目只有從下層士兵中才能看到

文｜郭曄旻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應當這樣做。除此而外，我去作戰??」他（安德烈·包爾康斯基）停頓下來了，「我去作戰是因為我在這裡所過的這種生活，這種生活不合乎我的心愿！」

——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就整部《戰爭與和平》的內容而言，戰爭生活與和平生活在小說中佔有同等分量。這裡有著出色的戰爭場景的描繪：從沙皇的宮廷到參謀總部再到游擊隊；從戰爭的全局到士兵的局部；從俄軍的士氣到法軍的陣容；從英勇的進攻到混亂的退卻；從勝利的歡樂到傷亡的慘痛??托爾斯泰的筆下描寫了一幅色彩斑斕的戰爭圖畫，一幅波瀾壯闊而又井然有序的歷史畫卷。

藝術必定來源於生活，成功的藝術創作離不開生活體驗。《戰爭與和平》中戰爭場面刻畫地如此出色，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托爾斯泰如饑似渴地收集他所描寫的那箇舊日時代的各種資料——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報》上刊載了一則廣告，「願以2000盧布的高價收購全套《莫斯科消息報》及其副刊」；另一方面，則在很大程度上與托爾斯泰的個人軍旅經歷不無關係——1851年，托爾斯泰去高加索服兵役；幾年後他又自願參加了沙俄與英法聯軍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可以說，正是戰場上的親身體驗幫助作家描繪出了恢宏的戰場畫卷。

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被炮火摧毀的塞瓦斯托波爾據點 3 號炮台。

托爾斯泰為什麼會加入軍隊呢？答案依然可以在《戰爭與和平》中找到。在全書伊始，妻子麗莎一直忙於客廳舞會、八卦緋聞等虛榮無聊的瑣事就讓主人公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感到厭倦，當好友彼埃爾·別祖霍夫詢問他為何要去打仗時，他的回答是「為什麼？我不知道。必須去。此外，我必須去??還因為我在這裡過的生活——不合我的意！」

小說主人公這種對於自己生活現狀的強烈不滿和反感，倒是與托爾斯泰本人的經歷頗有相似之處。1844年，年輕的托爾斯泰通過補考進入了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由於沙皇政府向東擴張政策的需要，當時這方面的人才很搶手，該系也就成為許多青年學子慕名投考的對象。但是很快托爾斯泰就發現自己對諸如漢語或是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言並不感興趣，而課程的枯燥乏味也使有著活躍思想和強烈求知慾的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他從一開始就斷定，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埋頭做課堂筆記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愚蠢的。於是在課堂上，托爾斯泰經常心猿意馬，有時乾脆不去上課。反正，作為一個出身名門的貴族大學生、世襲的伯爵和前任省長的孫子，喀山上流社會的大門已經為他敞開了——「所有的舞會、晚會和上流社會的招待會，他（托爾斯泰）一律到場，應邀則必往，去了就跳舞」。

到了1847年4月，托爾斯泰終於確信，在大學待下去只是浪費時間。用他後來的小說《復活》的最早一個版本中解釋主人公退學的原因的話說，「他離開大學，沒有學完課程，是因為他認定，大學裡沒有什麼可學的，學過的那些課程都無關緊要，以致在考試中複述它們不但沒有什麼好處，簡直使人感到羞辱??」

退學之後的托爾斯泰先後來到了莫斯科與彼得堡。在紙醉金迷的大都市裡，托爾斯泰染上了一些不良習氣如打紙牌和賭博。這使得托爾斯泰很快便背上了沉重的賭債。後來，托爾斯泰在回憶在莫斯科的生活時說：「過著稀里糊塗的生活，沒有職務，無所事事，胸無大志，漫無目的??就這麼混日子，我喜歡這樣的生活，並且莫斯科上流社會青年人的處境也使人容易懶散。」而在彼得堡，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托爾斯泰在信里坦承，「上帝知道我做了什麼？我毫無理由地跑到彼得堡來，來這裡什麼有用的事也沒有做，只是花費了一大筆錢，還負了債。愚蠢！不能容忍的愚蠢！」他請求自己的二哥趕快寄3500盧布來，否則，不僅要賠錢，更是丟臉。在《戰爭與和平》里，讀者也曾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大學生時代的尼古拉·羅斯托夫嗜賭成性而又揮霍無度，先後賭輸了數萬盧布。他很內疚，感到自己犯了罪，哭著請求父親寬恕，並且下決心回團隊，在5年之內把輸掉的錢償還父親。托爾斯泰的大女兒就認為小說中的羅斯托夫這個形象本身就有其父親年輕時代的影子。

如此荒唐的生活方式終於讓托爾斯泰自己忍無可忍：「我過著野獸一般的生活，雖然不完全放蕩。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放棄了，我在精神上感到極其沮喪??我沉溺於放蕩生活後發現，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這方面卻遠遠勝過我，這使我痛心。於是我確信，這不是我的使命??簡單一句話，我胡鬧夠了。」於是，當1851年春天他那正在高加索炮兵團供職的哥哥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邀請他同往高加索時，列夫·托爾斯泰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邀請，因為這似乎是他擺脫恍惚不定的處境的一條出路——與《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包爾康斯基的選擇如出一轍。

1966年蘇聯版《戰爭與和平》劇照，男主角之一安德烈（吉洪諾夫飾）正在戰場上檢閱士兵。

戰場感悟

從1851年算起，托爾斯泰總共在俄軍中待了4年時間。在這段不算太短的時間裡，他對軍隊與戰爭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恰與安德烈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心路歷程類似。

在小說中，儘管安德烈對好友彼埃爾所說的參軍原因是厭惡上流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庸碌無為。但實際上他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就是成就自己的功名。他非常渴望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和功名，渴望像拿破崙一樣擁有自己的「土倫（大捷）」。用《戰爭與和平》里安德烈自己的話說，「只要我能得到片刻的榮譽，出人頭地，能得到我不認識的，而且也不會認識的人們對我的愛戴」。而在現實生活中，托爾斯泰也曾抱有同樣的想法。正如他在日記里所傾訴的：「有的東西我過於喜歡，那就是榮譽。我的虛榮心非常強烈，而又極少得到滿足，所以我常常擔心，如果要我在榮譽和德行之間進行選擇的話，我可能選擇前者。」在寫給姑姑的信里，托爾斯泰更是直言不諱：「我坦白地承認，在軍隊的全部榮譽中，只有那個小十字章（聖喬治十字勳章）是我希望得到的。」

儘管托爾斯泰在一開始對軍旅生涯抱有著憧憬和幻想，但現實卻讓他失望了。雖然他所在的炮隊得到了聖喬治十字勳章的授予權，但善良的托爾斯泰在上校的暗示下，將它讓給了一個年老的士兵，因為這對於這位士兵而言意味著能得到終身的恩俸。在 1852 年底，托爾斯泰再次擁有了獲得十字章的機會。可這一次卻是因為他擅離職守而被取消獎章。在被扣留期間，托爾斯泰聽見了分發獎章時樂隊奏樂和擊鼓的聲音，感到「完全絕望了」。當晚，托爾斯泰在日記里寫道：「我沒有得到十字章，這使我非常痛苦。我甚至後悔當初不該申請委任狀。」

話說回來，多虧了在蕪雜軍營中的服役，讓托爾斯泰比其他俄國貴族接觸到了更多的下層士兵和普通民眾。讓他對這些社會底層人物充滿了熱烈而又真摯的情感；就像《戰爭與和平》中參加1812年衛國戰爭的安德烈一樣，「新的仇恨敵人的感情在他身上和另一種感情交織在一起，這是一種由於接近真正的英雄——士兵、民軍戰士和戰場指揮官而產生的歡快而鎮靜的感情」。可以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所描寫的真正戰爭英雄不是在莊嚴的閱兵式或輝煌的凱旋式上的「英雄統帥」，而是那些承受著繁重勞役並且在軍事行動中歷盡辛勞的普通士兵。

不管怎樣，戰場上的經歷，終於使得托爾斯泰意識到，戰爭「不是秩序井然的美麗而輝煌的隊伍，音樂和咚咚的鼓聲，迎風飄揚的旗幟、躍馬前進的將軍，而是戰爭的真面目——流血、受苦和死亡??」當他看到戰場上橫躺的屍體，托爾斯泰開始懷疑戰爭的必要性：「一個人是在怎樣一種情感的支配下，才會在得不到明顯好處的情況下，使自己去冒險，去殺害和自己一樣的人??」隨著對戰爭浪漫理想的幻滅，托爾斯泰越來越懷疑戰爭存在的意義。他在日記里記道：「戰爭是一種如此不公正和罪惡的事情，那些從事戰爭的人，企圖抹殺他們的良心。我做得對嗎？上帝啊，若是我做錯了，教導我，饒恕我。」作者的這一思想轉變集中體現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包爾康斯基的臨終時刻。在博羅金諾會戰中，安德烈身負重傷。最後他懷著「愛一切人（對弟兄們，對愛我們的人的同情和愛，對恨我們的人的愛，對敵人的愛，上帝在塵世宣揚的那種愛，瑪麗亞公爵小姐曾經教過我而我沒有明白的那種愛）」的信念，平靜地離開了塵世。托爾斯泰這樣安排主人公的結局，不啻宣告小說作者本人對戰爭本身的立場，已經徹底轉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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