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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諸位皇王的邀請,當年丘祖為什麼選擇了萬里西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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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於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正月十八日,率十八名弟子,自萊州昊天觀啟程,開始了往返長達四年之久的萬里西遊。丘處機在西域雪山行宮受到成吉思汗數次接見,為成吉思汗講道,向其進言,深得信賴。成吉思汗接受忠諫,令蒙古軍將帥注意在戰爭中不要濫殺無辜。此後,蒙古軍隊嗜殺之行確實有所收斂。丘處機還燕後,又借成吉思汗所授之權,救活漢族戰俘二三萬人。

這些已是研究道教史、元史的學者們爛熟於心的史實,有關論述很多,如陳銘珪著《長春道教源流》、陳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姚從吾著《元丘處機年譜》、吉岡義豐著《道教と佛教第一》、紀流著《成吉思汗封賞長春真人之謎》、呂錫琛著《道士、方士與王朝政治》等著作和佐中壯撰《長春真人研究抄》、梅崎諦道撰《長春真人丘處機にっぃて》、窪德忠撰《長春真人とその西遊》、黃兆漢撰《丘處機及其〈磻溪詞〉》等論文。對丘處機止殺之功,不少學者給予極高評價,贊為千秋偉業。

但是,丘處機應詔西遊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這個問題象謎一樣吸引了不少中外學者。一百多年來,時有爭辯,高見迭出。大體上,可歸納為止殺動機和興教動機兩種意見。

丘處機決意應詔,弟子尹志平的意見似乎起了推動作用。王惲撰《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玄門掌教大宗師尹公道行碑銘並序》曰:先是,金宋交聘,公堅卧不起。至是,師請曰:「道其將行,開化度人,今其時矣。」長春為首肯,決意北覲。興教乎?止殺乎?亦未明。

《重陽教化集》卷3《三州五會化緣榜》引晉真人曰: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負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

全真教所規定的真行,貫穿著古代人道主義精神,也包涵著發展教團的內容。丘處機一生都在堅持內修真功,外修真行。《磻溪集》告訴我們,丘處機在苦修時期進一步樹立和鞏固了古代人道主義思想。在棲霞時期反戰思想表現得異常強烈,如何止殺救生一定是壓在他心頭的一塊磐石。

另外,棲霞時期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發展教團的工作。西遊前夕,全真教第二代領導人唯有他碩果僅存。如何繼承先師、先師兄們未竟之志,將全真教團引向興盛,一定也是他苦苦思索的大事。在西遊前夕的丘處機看來,制止蒙古軍隊的濫殺和發展全真教團是擺在他面前的最大的兩件真行,是歷史賦予他的神聖使命。他苦苦地耐心地等待著實行這兩件真行的時機。成吉思汗派侍臣劉仲祿來詔見,無疑是天賜良機。

丘處機明白,只有通過最高統治者,他才可能最有成效地完成神聖使命,最有價值地實現最大的兩件真行,才可能既拯救了世人,又成就了自己。這應當就是丘處機西遊的動機。丘處機果敢地抓住了機遇,譜寫出萬里西遊的偉大篇章。

《金蓮正宗記》卷4《長春丘真人傳》之讚詞,記燕台有三人討論丘處機的評價問題。第一人說丘處機修真功的功德最大,第二人說丘處機立觀度人的功德最大。第三人嘲笑前二人見小不見大,說丘處機西遊萬里、止殺救人的功德最大。信教者稱量功德大小,學者則分析歷史意義的大小。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西遊萬里都是最值得讚頌的一個奇蹟。這個奇蹟的發生與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姚從吾先生指出西遊與苦修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繫:丘處機隱居磻溪時期的生活,此事與後日萬里遠行,不屈不撓,能說服蒙古大汗有重大關係。茲就見於《磻溪集》者略舉之。(一)是生活刻苦……(二)曰好學……(三)曰專一。求道專一,故志堅神定。

黃兆漢先生表示贊同:丘氏有了磻溪時期的苦修階段,才能有日後的偉大成就和貢獻。

這種因果關係的見解,是十分深刻的。我們還可以把「因」從磻溪時期擴展到棲霞時期。四十餘年來,丘處機似乎一直在等待著去完成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似乎一直在為迎接西遊而充實自己。

西遊前,丘處機潛藏著應詔西遊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十分強大。如前所述,第一,他具有止殺救人的強烈的古代人道主義思想;第二,他對發展全真教教團懷著強烈的事業心。

丘處機讀書勤奮,知識淵博。苦修時期長期深入社會基層,之後逐漸在上層統治階級中廣交朋友,既了解社會的基本矛盾,又洞曉統治者的治國能力。書本知識與實踐知識相結合,培養了丘處機準確的政治判斷和預見能力,所以他能對成吉思汗是否採納他的忠告作出正確預測,能在蒙古、宋、金三個政權之間作出英明的歷史性的戰略選擇。他的詩人氣質,他的浪漫主義精神,使他敢於甚至樂於去冒西遊風險。丘處機的這些主觀條件一言以蔽之,叫作膽識過人。

長期苦修和性命雙修,養成丘處機堅韌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勞的強健身體。這兩條對於完成萬里跋涉也是必不可少的。

西遊前夕,全真教團已有相當實力,在人民群眾中影響很大。當時,丘處機是全真教唯一健在的第二代領導人,是毫無爭議的教主。丘處機本人也的確具有與教主崇高地位相稱的道德、學問、氣質、氣度和組織能力。丘處機在中原地區擁有的對群眾的巨大號召力,使成吉思汗高度重視他,敬畏他。因此,他成為詔見對象,同成吉思汗談話時自有一種威嚴在。

成吉思汗比丘處機更威嚴。因為手握重兵、馳騁歐亞的成吉思汗終究比全真教團強有力得多。詔見期間,更何況丘處機僅帶十八名手無寸鐵的弟子深入鐵騎兵營,如果不得成吉思汗歡心,丘處機隨時都可能任人宰割。丘處機有應金世宗詔見的成功經驗。他以謙恭而誠實的態度、淵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談話藝術,贏得了成吉思汗的好感、信賴和歡心,把握了完成西遊歷史使命的關鍵。

註:本文選自朱越利《有關早期全真教的幾個問題》,原載《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

道教之音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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