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這是人們探索宗教文物的歷程，從西奈抄本到死海古卷

以色列朱迪亞沙漠高溫難耐，不過在美國考古學家 Randall Price 發現青銅鍋的洞穴里卻很涼爽。「40 年前貝都因人洗劫了這裡。不過對我們而言幸運的是，他們沒有深挖。我們的理想情況是，如果繼續挖掘，能發現終極寶藏。」他說。

對死海附近庫姆蘭著名洞穴有所關注的人都明白 Randall Price 所言的終極寶藏是什麼。

1947 年，一個貝都因的牧羊人在洞穴里見到了 20 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七卷寫有希伯來文的語的羊皮紙，也就是最早被挖掘的《死海古卷》。百餘書卷之後陸續在洞穴中被找到，這些公元前 3 世紀的文字被認為是最早期的聖經抄本（舊約）。

1993 年，在簽訂奧斯陸協議後，以色列政府發起了 Operation Scroll 活動，加快了調查考古遺址的腳步。雖然當時匆忙的調查沒有發現新的《死海古卷》，不過他們標記下了一些貝都因人可能忽略的洞穴。其中就包括吸引了 Randall Price 的「53 號洞穴」，他和後來另外的考古學家發現了屬於不同時代的陶器，還有一些散卷和碎瓦罐，不過還沒有發現新的《死海古卷》蹤跡。

對於那些虔誠的教徒而言，這些古代宗教文字的記載是他們信仰的根基，是上帝的信使，不管這個使者是穆哈默德、摩西還是耶穌。《國家地理》探討了文物搜尋的話題。

富有的收藏家或者贊助者伴隨了搜尋古物的過程。Randall Price 遠征庫姆蘭背後有一位休斯頓的律師/收藏家的幫助。位於華盛頓的 Museum of the Bible 也積極地贊助了其他考古活動。

埃及深受考古學家的青睞，那裡乾燥的氣候為脆弱的手稿提供了理想的保存環境。1844 年，聖經學者康斯坦丁·馮·蒂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在埃及西奈半島南端西乃山山腳的聖凱瑟琳修道院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且保存完整的新約聖經抄本，也就是於 325 年以希臘語撰寫的《西奈抄本》。

據說，蒂申多夫在聖凱瑟琳修道院垃圾箱中發現了這些紙卷，僧侶們正準備拿去火化。他向僧侶提出要帶走所有的紙卷回歐洲研究，不過僧侶只讓他帶走了一部分。1959 年，他又一次來到這裡，這次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而沙皇被認為是修道院所屬的東正教堂的保護者。蒂申多夫也終於得以見到全部的《西乃抄本》。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事情產生了爭議。僧侶稱是把《西乃抄本》「捐贈」給了沙皇，但是人們圍繞皇室權力在其中的影響展開了辯論。不過無論如何，它在聖彼得堡待到了 1933 年，那一年，受到經濟和饑荒困擾的蘇聯將抄本售予大英博物館。

蒂申多夫之後，一對蘇格蘭的雙胞胎姐妹 Agnes Smith Lewis 和 Margaret Dunlop Gibson 也來到聖凱瑟琳修道院探索。她們發現了公元 778 年的敘利亞手抄本聖經。她們沒有帶走手抄本——該手抄本如今仍然保留在修道院里——她們拍下了每一頁的照片，並通過化學方式讓褪色的文字復原。

蒂申多夫和這對姐妹發現的文字是書寫在相對昂貴的羊皮紙或牛皮紙上的，不過更多早期的文字留在了莎草紙上。

1896 年，兩位畢業於牛津大學的考古學家 Bernard Grenfell 和 Arthur Hunt 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庫斯尋找文物時在垃圾堆里發現了一疊莎草紙。經過數十年的研究，學者們陸續破解了內容。多數莎草紙記載的與日常生活相關：賬單、信件、或者是一頭驢的交易證明。約 10% 的文字與文學相關，包括荷馬、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德斯的作品。一些顯著的發現——比如沒有收錄到新約中的福音——則為理解基督教提供了新角度。

《死海古卷》無疑是有著聖字文物中最引人入勝的故事。一個版本是這樣的：牧羊人把七捲髮現賣給了兩個古物代理人。一個耶路撒冷的學者買下了三卷，另外四卷被叫做 Kando 的代理賣給了一個敘利亞東正教教士。

阿以衝突爆發後，該教士把古卷帶到美國，希望出售給大學或者博物館，不過無人問津。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登出廣告後，一位以色列的考古學家代表以色列政府買下了它，成交價格是 25 萬美元。現在全部七卷原始發現都保存在以色列國家博物館中。

隨著這些古捲髮現的消息，又有考古學家造訪了庫姆蘭。到 1956 年，他們發現了 10 多個包含古卷的洞穴，有的古卷需要把數以千計的碎片粘合才能識別。2000 年之後，這些發現全被破譯，其中最激動人心的是《以賽亞書》的抄本，它與另外一本發現時隔千年，內容卻相差無幾——這成為了堅信上帝存在者的論據。

追尋聖物並不只有考古學的意義，也催生出了交易的價值——就像那些貝都因人和 Kando 做的一樣。Kando 最得意的是收購是《死海古卷》中最長的一卷 Temple Scroll 。1967 年的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情報人員從 Kando 家中沒收了 Temple Scroll ，稱這屬於國家財產。這之後，Kando 把殘卷轉移到黎巴嫩親戚的家中，後來又藏到了瑞士一家銀行的保險柜里。

Museum of the Bible 的主席 Steve Green 在 2009 年不斷收購文物。根據 Kando 的兒子（Kando 於 1993 年去世）的說法，Steve Green 就《創世紀》的碎卷向他開出了 4000 萬美元的價碼，不過他拒絕了。按照 Steve Green 的說法，是對方開出的 4000 萬美元價格太高他才放棄。雙方就七卷《死海古卷》在 2010 年達成交易。

Museum of the Bible 的五卷《死海古卷》展品後來被證明屬於偽造。Kando 家族否認自己賣出的是贗品。Steve Green 似乎淡然得多：「你以為聖經的世界會不一樣，不過事實證明，像其他生意一樣，這裡也有隻想賺一筆的人。你能做的只有從錯誤中學習，今後不與他們做生意。」

Steve Green 另外的一個錯誤是，他的古物很多是從搶劫者那裡買來的。這在古物交易中也很常見，買家並不在意賣家的手是否乾淨。他因此被美國司法部罰了筆款。

雖然《死海古卷》受到了悉心照料，但許多其他手稿抄本在自然災害或者動亂中消逝。保存文物無異於與時間賽跑。另外，為了讓文物被更多人看到，破譯和數字化複製的過程也得快馬加鞭。按照耶路撒冷一個多明尼加研究中心人員的說法，80% 已知的、有利於進一步了解新約的文稿都還沒出版。光學字元識別（OCR）則被視作是從文字轉成文檔的迅捷救星。

對於虔誠的信徒而言，聖字文物的價值在於證明他們的信仰是基於事實還是虛構的故事。因此，這些發現多大程度上能作為上帝存在的證據是人們爭論的焦點。現在發現的都是抄本，而即使是懷有堅定執念的學者也承認，沒有兩份抄本是一模一樣的。

Misquoting Jesus的作者 Bart Ehrman 在研究的過程中得出的結論是，《聖經》是歷史的產物，是經過人們所改變的，因此我們無法得知最初的版本到底是什麼。

新約研究者 Daniel B. Wallace 有不同的看法：「Bart 喜歡說我們沒有親筆原文，只有抄本，但是對於希臘羅馬文學，我們也沒有親筆完整原文，只有一些片段。」

Wallace 與 Ehrman 展開了三場公開的辯論。他不否認抄本之間的差異，但認為這是辭彙的豐富造成的，學者也能夠通過抄本還原本真的含義。Wallace 同時指出，一個文字性歷史文物真實與否的判斷標準是它與事件相隔的時間，而新約最早的抄本與記載的事件只隔了幾十年。

2012 年的一場辯論中，Wallace 拋下了一枚「重磅炸彈」：一份新發現的《馬可福音》片段手稿被證明出自公元 1 世紀。這比此前發現的最早版本還要早上 100 年。他當時說，一份詳細的研究會在 2013 年發布。不過，研究並未在一年後問世。

在牛津大學的 Sackler Library 里，《國家地理》的記者見到了這份手稿。但根據研究人員的介紹，它正確的時間應該是出自 2 世紀末期或者 3 世紀早期。他們沒有發表官方聲明的本意，但鑒於各種謠言，研究在今年 5 月發表。

Wallace 就事實的錯誤和泄露的行為道了歉。Ehrman 則表示，一份發現也無法說明問題，如果在不同地點發現不同早期的手稿，而它們都一致，那才有說服力。

題圖來自：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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