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莫道明：習特會與中美關係的未來

2018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同時也迎來了中美建交的四十周年。中美關係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壯大，這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是美國，而中國則是這波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中美兩國關係已經不僅僅是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了，而具有了全球性意義，這是歷史的進程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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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決定

中美進入激烈競爭中謀求合作的基本格局

必須客觀地看到，中美之間的確存在一種激烈的競爭關係。美國擔心中國的經濟規模有一天會超過美國，縱使中國的人均GDP要超過美國還要走相當相當長的一段路。應當強調的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競爭是合作的基礎。將競爭和合作割裂和對立起來的靜態思維存在明顯弊端，在發展中動態地看問題，才會有更加符合實際的領悟。比如，一項技術，如果只有美國有而中國沒有，那麼就不存在競爭問題，因為中國沒法跟美國競爭；中國有了這項技術，才能跟美國去競爭。但為了減少無謂的競爭，雙方會逐漸探尋以合作和互動來達至帕累托最優；所以說競爭是合作的基礎，我們不要懼怕競爭，只要競爭不升級為敵對，競爭肯定會通向合作。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無疑是當今世界舞台的兩大支柱，而以貿易戰作為突出表現形式的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呈現出在競爭中謀求合作的基本格局。貿易戰傷害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個國家，全球的經濟也因此面臨風險。所以，中美兩國元首這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會談達成了貿易戰暫停90天的協議，體現了中美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降低全球性風險。經濟界很多人已在擔心本輪經濟增長即將步入衰退期，如果疊加貿易戰的負面效果，那麼風險是哪個國家都承擔不起的。

我們注意到，中美元首達成的共識基本都是一些即時型方案（即尚未上升到基本規則協調的高度），比如中國承諾採購美國的農產品和能源、中國承諾打擊毒品芬太尼的生產和流通、中國承諾未來將批准高通收購案等。這些方案的促成，一方面，體現出特朗普政府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儘管出席此次峰會的美方代表大多數是對華鷹派人物，但特朗普團隊依然理性地沒有把貿易與政治、軍事放在一個籃子里說，避免了中美關係跌入全面冷戰的危險。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國在堅持逐步開放的基本原則下有彈性、有策略務實地應對問題的態度。由此可見，雙方都在不忽視大國之間競爭格局的同時也都充分地意識到競爭不必然導向對抗，反而可以成為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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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美亟需在分歧管控方面

取得實際進展

雖然90天期限內中美能就貿易問題最終達成一致尚有待觀察，但是可以觀察到中美高層已經在著手推進對分歧的有效管控和溝通協調機制。從美國方面看，特朗普團隊實際上已經把中美關係的一系列問題排列出優先次序，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被他列入最優先順序的序列。兩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問題暫時被特朗普放到了後面，如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等。

過去多年來，中美之間一直舉行經濟與安全對話，幾乎把所有的問題一次性擺到檯面上討論。客觀而言，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過於籠統和模糊，兩國政府的執行層很難找到突破口。特朗普上台後，對中美之間的這種全面對話模式產生了疑問。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總統，他的執政理念淡化了過去總統那些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成分，趨向於更加功利和更看重現實效果的角度看問題。

2017年特朗普總統上台之初，曾為解決中美兩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提出了一個「百日計劃」，試圖解決逆差問題。但遺憾的是，當時的「百日計劃」沒有收到積極的效果。儘管兩國元首之間達成了共識，但這個共識沒有反映到兩國的官僚層面。這一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特朗普政府又提出了「90天計劃」，各界自然會擔心重蹈覆轍，這就需要我們也從中國方面看問題。

當初中美兩國元首初步達成的意向是好的，但遺憾的是中方的執行層未能切實地把「百日計劃」推行下去。這很可能是由於一些人當初對特朗普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決心沒有足夠的重視。我們的一些人對中美關係存在誤解，比如說把中美關係描繪為「夫妻論」，將中美之間相互依賴絕對化，誤以為美國不會同我們「離婚」。這些誤判很大程度上導致特朗普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百日計劃」無疾而終。

不得不說中國一些政府官員和學界都需要檢討，如果當時工作做到位，今天的貿易戰或許可以被消滅在萌芽狀態。而這一次「90天計劃」能否落實的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政府的執行層如何在現實效果和高要價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保護知識產權和分享科技成果之間取得平衡，並希望雙方不要動不動就把一般經濟活動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中國的官僚機構能否真正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將共識轉化為行動，對此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圖片來源：網路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中國有很多人目前對中美貿易戰的嚴峻性認識不足，認為貿易戰打到現在，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個200億，或者再多幾百億的事情嘛？但實際上，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前，很多中美雙方的企業都已加速儲備商品，所以過去近半年時間的貿易量不降反增，就是說貿易戰的惡果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大家切不可麻痹大意。更重要的是如今雙方在很多方面已經有了滑向局部冷戰的跡象——雖然不是說像以前美蘇冷戰那樣在核武器對峙的背景下啟動全面冷戰，但是中美之間很多科技交流和產業項目已經步入停滯，再加上現在美國還在討論把中國留學生五年的簽證減少到一年等等。這些變化其實是非常致命的，會對以後產生深遠的影響。

最後，正如前面所說，中美元首達成的共識基本都是一些即時型方案，尚未上升到基本規則協調的高度。90天的「緩刑期」後，中美貿易之間的關稅調整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勢必衝擊兩國企業對於進出口業務的信心，進而也影響到投資和股市。兩國企業家們需要一個明確的信號來提振士氣。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表態將會更加開放，但如何將這種開放落實到政策層面和操作層面尚未明確。科學化的政策制定不能憑一時的決策衝動或者利益算計，而是基於其背後成體系的、穩固的規則，這就需要進一步在規則協調的高度來探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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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

在於協調規則

關於協調和制定規則，首先有必要明確一下什麼是對於國際規則比較公允的認識。國內目前有一種很流行的看法認為當今世界的規則就是美國的規則，甚至是美國的霸權規則，那中國為什麼要服從美國的規則？然而，將美國規則和世界規則簡單等同起來的觀點與現實世界是矛盾的。具體說，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老大」，的確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若就此將國際規則視同美國規則，則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現在要從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中退出。執意要從自己參與制定的規則中退出，說明美國覺得這些規則已經嚴重地損害到它的利益，然而又無法左右局面，只能扮演一個不負責任的形象。

因此，我們要對美國參與制定的國際規則有一個公正的認識，不能將其等同於美國規則甚至是美國霸權。否則，我們會在如何對待規則上陷入尷尬——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在國際上扮演（至少是區域）領導者的角色，別人該怎樣看中國；中國參與制定的國際規則到底是中國規則呢，還是世界規則？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正是充分利用這些國際規則來實現自我發展的結果。當然，當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可能會在一些方面出現調整某些規則的訴求。這不僅是中國所關心的問題，也是美國關心的問題。不排除說中國的訴求可能一時難以被美國接受，於是兩國就會出現第一節中談到的競爭問題。但美國也不是一點道理都不講。實際上，它也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態度，所以我們也強調說，這種競爭也必然伴隨合作。

有關中美協調規則的另一重要問題是：中國在謀求更多參與制定世界新規則的過程中怎樣處理與舊規則的關係。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來，中美關係歷經滄桑，兩國也越發了解對方的路徑。原先美國期待中國經濟發展後會走上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路線。但是現在大家都很明確中國會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發展的模式，於是這就形成了處理新老規則關係的問題。

首先，一個基本判斷是：對於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無論是參與制定新的世界規則，還是調節與既有規則的關係，都要格外注意量力而行。畢竟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規則也是要根據力量的對比來調整的。

其次，要尊重對方在世界不同區域的重大利益關切，特別是在原本沒有重大政治訴求的地區問題上不要釋放出強烈的政治意味。比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質上是促進開放的經濟倡議，就不宜將其渲染為帶有政治意味的國家戰略；中國在東歐以及南太平洋島國等的經濟活動也必然牽動歐盟和澳洲的神經。將經濟主題政治化是很危險的。當中國被這樣認為的時候，必然引起美國國內一些勢力將與中國的經濟問題都政治化，甚至是動輒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這無疑會激化中美關係中的敵對成分，限制合作基礎。

與此同時，尊重對方在世界不同區域的重大利益關切的意識還需要不斷向外拓展。國際規則的任何細微變化都牽涉極其廣大的利益，並不容易取得多數贊成，因此中美在協調規則時要格外注意不能簡單地把世界歸結於中美共治，而是要充分考慮歐盟、日本、俄羅斯、東南亞等經濟體的核心利益關切。

作者：

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莫道明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廣東省政協委員

本文選自：微信公眾號：IPP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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