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如何搞垮大清帝國？下篇：山寨體制的崩潰
作者：釗君
上篇講到慈禧與朝廷中的滿人權貴們，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了「立憲」的方案，那麼這個方案的實際走向，真的如大家所設想嗎？
壓死大清的最後一根稻草
儘管各方勢力對「立憲」皆是心懷鬼胎，但自1905年起，「預備立憲」的各項工作在慈禧太后的欽定之下，終究還是有條不紊的展開。然而，殊不知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命定的天數，1908年，死神在一天之內接連帶走了慈禧與光緒——這兩位大清國的最高領導者的生命，繼承帝位的是年僅三歲的宣統皇帝溥儀，朝政則由其父親攝政王載灃代理。
慈禧與光緒的去世，對大清而言可謂當頭一棒。儘管對慈禧的評價，今日的歷史學界依然是褒貶不一，但必須承認，在慈禧太后秉政的數十年間，憑藉其精明的政治手腕，清廷至少維持了政權的穩定，滿漢間雖有矛盾也尚未表面化。然而攝政王載灃上台後形勢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載灃識見平庸、目光短淺，缺乏應付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事實證明，沒有了慈禧的保駕護航，由其一手擘畫的「立憲藍圖」最終斷送在了載灃的手上。
載灃一上台就雷厲風行地推出了多項排漢政策，他罷黜了在「新政」中卓有政績的袁世凱等漢族大員，將其軍權皆收歸滿人所有，以求鞏固皇權，保障宣統帝位。而面對載灃所實施的排漢政策，以漢人為主的立憲派們自然大為不滿，他們憤慨於滿人的集權，更擔心滿人對「立憲」出爾反爾，中途變卦。於是，各省支持立憲的士紳官僚在漢人督撫的支持下，紛紛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憲政籌備會等主張立憲的團體，向清廷發起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速開國會。
▲1911年，由慶親王領銜的「皇族內閣」
其實，清廷並非不願速開國會，只是鑒於立憲工作浩大、花費時日，故將準備期限定為十二年。到1908年時，有鑒於士紳與立憲派的壓力，清廷已將預備立憲時間壓縮至九年。可隨著載灃上台後的集權舉措，漢人們對清廷愈發的不信任，他們認為只有速開國會才能遏制滿清權貴，保障自身權益。最終，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逼迫下，載灃決定適當讓步，將預備立憲期由原先的九年再縮短為五年，定於1916年召開國會，並於1911年仿照日本成立責任內閣。
沒想到，恰恰是這個本該安定人心的決定，卻成為了壓垮大清信譽的最後一根稻草。1911年，隨著內閣選舉結果的最終公布，立憲派們徹底是傻了眼！13名閣員中，9人是滿蒙貴族，其中7人是皇族，漢人只佔4人，這是個名副其實的「皇族內閣」。
立憲派雖然對清廷在立憲過程中的拖延、搪塞有著種種不滿，但他們對經由立憲來分享權力一直心存希望，特別是他們認為，通過清王朝的「自改革」能夠切實防範暴力革命的發生，杜絕革命造成的無序和混亂，維持社會的穩定。然而此時的滿清親貴卻因一己之私，拒絕交出手中的權力，最終製造出了「皇族內閣」這樣的奇葩。
「皇族內閣」的出台，標誌著清王朝政治信用的徹底破產。立憲派看清了清廷「假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的真實面目，他們徹底拋棄了對清廷的幻想，其中的大多數人開始轉而支持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行動。載灃炮製「皇族內閣」的這步妙招，雖然暫時提升了滿人在朝中的權勢，卻也將本該成為「帝國肱骨」的立憲群體，推向了清廷的對立面，為自己培養了上佳的「掘墓人」。
一場拙劣的「山寨」運動
「皇族內閣」不僅標誌著清末「立憲」的徹底失敗，更成為滿清覆亡的導火索。數月之後，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接踵而來，早就對清廷喪失了希望的各省立憲派在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紛紛掉頭和革命黨合作，清廷的半壁江山在轉瞬間瓦解。武昌起義最終從一場臨時舉事的新軍起義，轉變為埋葬清王朝統治的「辛亥革命」。
總體而言，清末「立憲」運動只是對日本明治憲政的模仿，而且還是一場極為拙劣的「山寨」。
清末「立憲」運動的起源與動機本就不夠「坦誠」，清廷將「立憲」視為一種延續統治、維持親貴權力的有效手段，這令清末立憲運動在啟動依始就埋下了失敗的隱患。1905年10月，出洋考察回國後的載澤曾向清廷密奏施行「立憲」的所謂功用，稱其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顯然，「皇位永固」是清廷最關切的事。
在維持權力的動機驅使下，清末的「立憲」運動變為了一場對日本憲政的拙劣模仿。1911年，清廷最終出台的《欽定憲法大綱》幾乎是原樣照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內容，不過在模仿的同時，清廷卻又有所保留。《欽定憲法大綱》中對於日本憲法里聲張君主權力的部分，全盤接受，大抄特抄，可對於開民智、解黨禁、行民權的部分，卻不予採用。最終，清政府自日本學來了一部畸形而無用的憲法。
清末這場走樣了的「立憲」雖然全方位保障了滿人的權勢，卻徹底激化了滿漢之間，朝廷與立憲派之間的矛盾，加劇了作為帝國「中間勢力」的立憲派和士紳階層的分離傾向，削弱了王朝原有的統治基礎，並最終導致了清廷的滅亡，上演了一出「救國良方」驚變「飲鴆止渴」的歷史慘劇。
雖然清王朝的覆滅與「清末憲政」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但我們也不能說這場耗時多年的「預備立憲」沒有任何正面的價值，畢竟對當時大多數中國的知識精英來說，「立憲」是效法西方、實現中國富強的一條重要路徑，而在清末立憲的整個過程中，參與其中的立憲派對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對憲政運作的制度規則都有了更加詳盡的認識和探討，這對於此後民國的政治發展無疑是具有深遠影響的。
我們興許可以假設，假如當年清政府能夠秉之於大公，開放政權，切切實實地貫徹「立憲」的主張，也許近代中國就真能打開一條別樣的進路，而1911年後近半個世紀的內亂與紛擾或許也可由此避免。可惜，歷史沒有假如，時間更無法倒流。
質言之，「立憲」本身並沒什麼錯，錯的只是時間與用它的人。對於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來說，其問題已非單純的「立憲」可以挽救，一劑猛葯不能救命，只會加速「天朝的崩潰」罷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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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華慶：<清末「預備立憲」為何模仿日本明治憲政>，載於《北方論叢》1991年第3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 2輯：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