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史里的「超連」史！

將近20年前的世紀之交，網路技術已經露出崢嶸之角，這一新技術可能給信息交流乃至社會文化帶來的變化既令人憧憬，又夾雜著不確定性。

術語「超連」就這樣應運而生。

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借用「超連」作為主題詞，提出新方法和新公眾議題。

但這實際上是博物館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從真正意義的博物館出現以來，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尋找公眾、聯繫公眾和代言公眾就是博物館的首要職責。

在長達三個世紀的進程中，近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的種種改進和變革，幾乎無一不是圍繞這個主題，未來的博物館還將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也就是說，這並非簡單的技術帶來變化的問題，博物館人的回答自然也不應被花哨的技術表面迷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究博物館對於公眾的意義。

如果站在宏觀歷史的高度，我們會發現，博物館史就是「超連」史。

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中期，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相繼開放揭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博物館事業的帷幕。

博物館誕生之前，不同的偉大文明傳統中不乏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和歷史收藏，但無一不是服務於一家一姓的私寶，而博物館則擁有此前從未有過的角色和任務。

作為社會文化機制，博物館的誕生沒法簡化到一條昨非今是的時間界限。

相反，它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哪怕是看起來最細枝末節、波瀾不驚的改進，都有可能是博物館邁向更多「連接」的努力。

三個世紀以來的博物館史就是博物館不斷地打破自身禁錮，拆除門檻，「連接」更多人群的歷史。

最早的大英博物館僅僅面向舉止得體的紳士開放，數道門禁幾次三番地盤問，確定訪客的「得體」身份後才能准予入內。

19世紀初，普蘭塔執掌大英博物館後，才逐步取消身份檢查。

其他的人群——年輕的學生、勞工、女性，也是更晚才次第獲得進入博物館的平等權利。

免費政策拆除了公共博物館在可接觸性上的最後一道障礙。

與拆除森嚴壁壘相映成趣的是，三個世紀以來，博物館也通過添加和擴展的手段，主動實現更多「連接」。

添加無障礙通道，是為了更好地「連接」行動不便者。

開放時間的延長，甚至很多博物館已經定期實施的博物館之夜，是為了更好地「連接」朝九晚五的全職工作者。

機場博物館、車站博物館和移動博物館的設置，是為了更好地「連接」受到地理限制的潛在受眾。

「超連」時代的博物館也許會帶來令人炫目甚至始料不及的變化，但本質上卻是博物館公共傳統的延續。

「超連」術語創造之時，博物館人意識到網路和數字技術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造就無遠弗屆和永不落幕的博物館。

將近一個世紀前，當梅原末治和陳夢家搜尋流散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時，即使在獲得古董商和收藏家不可或缺的支持下，仍然不得不舟車勞頓地挨家挨戶登門拜訪。

而現在，這一切都可以端坐家中點擊滑鼠實現。

3D掃描技術不僅解決了諸如敦煌、龐貝、查科等遺址博物館在保護和開放之間的兩難問題，也使觀眾可以清晰地放大、旋轉展陳品，享受身處展廳之中的遊客無法享受的便利。

「超連」術語創造之時，即使是最具前瞻性的技術人士，也無法清晰預見到移動端應用如何改變今天的社會。

正是通過移動應用，博物館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受眾範疇。

尤其是在中國，博物館公眾號的流行，大量年輕面孔湧現在博物館就是明證。

然而，如果將博物館的「超連」僅僅理解成新技術帶來的新場域和新公眾，則未免低估了博物館人的連接觀。

博物館的「超連」並不是技術的結果，相反，是技術的推手。

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博物館運動中，如果沒有心系更多公眾，就不會出現全新的「連接」技術。

這樣，面對每一次技術性「超連」機會時，博物館人就會本能地注意到「超連」背後的「不連」。

技術層面上，「超連」越有力，就越強烈地抑制了無法連接的群體。

因此，「超連」的價值是提醒我們不僅要關注聚光燈下，更要關注照射不到的暗角。

博物館裡設置了供行動不便的觀眾出入的坡道，那麼，其他不便的觀眾該如何連接起來？

博物館是否考慮過視障甚至色弱者？

盲人是否就應該預置性地排除在博物館之外？

這成為多家博物館近期嘗試努力的方向。

在移動端應用大行其道的今天，該如何連接那些不會使用和無法使用的人們？

數年前，有愛心組織對那些不會網上購票，甚至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的返鄉民工施以援手，成為寒冬臘月里最溫暖的亮色。

「超連」時代，同樣的問題也在考問博物館人的心智和公允。

對於博物館人而言，「連接」問題是「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因勢利導，更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於承擔。

上世紀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發展水下考古事業。

中國第一個水下考古科研機構——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現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於１９８７年成立。

此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對外交流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水下考古事業也得以不斷發展、壯大。

２０１０年，中國水下考古開始走出國門，遠赴東非肯亞實施水下考古合作項目。

王春法說：「客觀地說，如果談中國水下考古的歷史，作為國家博物館的人是有資格的，因為中國的水下考古事業是從國家博物館來起步的。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應該是相輔相成，應該是相互促進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化的意義，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

如今，借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東風，中國國家博物館也在積極探索與相關國家博物館之間進一步深化合作的機制。

王春法館長表示，未來中國國家博物館將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加大與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聯繫，深化開放合作、推進互利共贏，增進民心相通，為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在新時代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做出新貢獻，「我們在倡導，有沒有可能舉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博物館舉辦一個聯展。

每個國家拿出幾件有代表性的文物，我們來展覽展示，讓公眾切身的體會感受不同國家文明的精美之處。

我們希望我們的考古機構，特別是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方面能夠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進行考古合作，共同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過去、現在，使我們對人類文明交流的歷史和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王春法說，博物館在連接中外、溝通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未來，中國國家博物館將順應時代潮流，運用先進技術研發數字博物館，使國內外觀眾足不出戶便可盡覽中國古代珍寶之炫目瑰麗，中華文明之大氣磅礴。

「我們在同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中，不僅能夠欣賞到精美的文物，欣賞它的外在的美，更重要的要深入的鑒賞它內在的豐富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內涵。

這個只有在交流互鑒的過程中我們才能體會到，我們才能把握到。

各種文化都有它的優長之處，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以豐富提高自己的發展的空間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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