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為何沒有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
作者：侯且岸 來源：北京日報
作為黨的創始人和早期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精神領袖，李大釗為何很少出席黨的代表大會，更未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
李大釗作為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在他短暫的有生之年(1889-1927)為何很少出席黨的代表大會？為何沒有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似乎與他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很不相稱。近期，我在北京的一家專業刊物上，發現有研究者對李大釗未參加中共二大，也沒有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存疑，並提出了在二大後不久召開的「西湖會議」上李大釗曾被增補為中央委員(準確地說，應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新見」。我覺得實有必要對此做一番歷史的、理性的解析。
在李大釗犧牲之前，中國共產黨共舉行過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大於武漢召開的第二天，即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而他確實僅僅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在黨的三大、四大上，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四大開幕前，1924年12月，曾經陳獨秀提議，組建中共北方局，由李大釗擔任書記。但在一個月後，四大召開期間(1925年1月)，北方局又被取消了。由此可見，李大釗確實是很少出席黨的代表大會，甚至於在黨的一大、二大上未能進入中央局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黨的三大、四大上也沒有進入中央局、政治局(1924年11月設立)。對於這樣的歷史事實，後人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它是否真的是與歷史當事人的身份不相符呢？我認為：理解如此特殊的歷史問題，必須抱有客觀認知的態度，不能在思想上攙雜任何情感因素、功利目的和主觀臆斷，而是要回歸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文化氛圍，真正尊重歷史事實。
首先需要轉變的是我們業已定型的「會議觀」。那時候黨的會議並不可能像今天這般有組織的程式化，具體的過程亦不會順當，更談不上有任何規格上的考慮。有些黨員沒有出席黨的代表大會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原因有多方面，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有一個被人忽略的事實就很有意思。作為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當年也沒有能參加中共二大，箇中原因按他自己的說法是：「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更何況，像李大釗這樣的人物，當時他並不是職業革命家。他的主業是做北京大學教授。從1920年到1924年，這是李大釗在北大乃至北京最繁忙的時期。在擔任教授的三個月後，李大釗被選為北大評議會評議員(評議會是該校的最高權力機構。評議員只能由教授擔任，並且由教授互選產生，每年改選一次。從1920年至1923年，李大釗連續四年當選)。而從1922年12月起，他又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當時，民國教育法明確規定：各類學校只設校長一人。在根本沒有「副校長」的情況下，此秘書對北大的校政負有專責。因此，可以想見，李大釗在繁忙的教育工作和社會交往中，對是否或能否出席某些政治性會議、擔任政黨的領導職務的確是要有所取捨的，也必須取捨。而這種取捨今人往往難以置信。
我從《北京大學日刊》的記載，看到了李大釗在1920年的忙碌，甚至於整個假期，也全部被各種活動佔用了。我又從幾位歷史見證人(劉仁靜、張國燾、羅章龍)的回憶和《新支那》、《晨報》的報道中，發現了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真實原由。其實，也是和假期有關。利用暑假，他作為北京教職員聯合會主席，留京全力領導已持續了幾個月的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的「索薪鬥爭」。同時，身為評議員，他也要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重要會議。從《張國燾回憶錄》，我知道了李大釗原本是準備出席中共二大的，但因臨時有事不能與會，故由他的學生高君宇代表(後高君宇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五成員之一)。二大後的「西湖會議」，主要是為國共合作做準備，事關全局，責任重大，李大釗還是利用暑期間隙趕去參會，又於會後代表中共抵滬，與孫中山先生會面，最終商定合作大計。我又從《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註冊部布告了解到，為了參與改組國民黨，出席國民黨一大，李大釗不得不臨時停掉了正在給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思想史」和在政治學、經濟學兩系講授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會後，他又及時通知學生複課。
中共在建黨之初，雖規模不大，活動範圍有限，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刻洗禮，黨內充滿民主與平等氣息。黨員把黨內的職位首先視為工作崗位，並沒有當成「榮譽與資本」，更不會看作諸如當今的「級別和待遇」。我試以中共二大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例，來具體說明李大釗沒有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真實背景。按照當時共產黨人的想法，既然黨員不多，中央領導機構的規模也就不宜過大。因此，中共一大選出由陳獨秀(書記)、張國燾和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中共二大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僅由五人組成，即陳獨秀(委員長)、張國燾、蔡和森、鄧中夏、高君宇。其中，陳獨秀和張國燾是上屆中央局成員，蔡和森剛從法國歸來，一方面代表旅歐黨組織，另一方面他要代替李達，負責黨的宣傳工作，並主編黨刊《嚮導》。鄧中夏在中共二大召開前，已經接替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主要組織工人運動。而高君宇則在1922年5月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共二大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顯然是要讓他側重於組織青年運動。況且，他又是代表李大釗出席二大的。還有必要特別說明：張國燾、鄧中夏和高君宇都是北京大學學生，他們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樹立起自己的信仰，也同樣是在老師的提攜之下，他們分別擔任了中共的領導職務。
當然，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層的組織構成，也有他們的設想。在他們看來，中共最急需的是要在工人中間發展自己的組織，以推動工人運動的儘快發展。而他們派到中國的代表所抱怨的問題大多集中於此，據有代表反映，早期的中共組織「脫離群眾」，「試圖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組織範圍之內」，且「積極活動能力較差」，等等。有鑒於此，自中共一大以來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的張國燾和鄧中夏這兩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前後任主任一起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更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至於說到李大釗為什麼只出席了中共三大，並且在三大上首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顯然是和當時迫切需要在「國共合作」的問題上統一全黨的認識有關，因為黨內反對合作的呼聲甚高。在中共內部，李大釗是孫中山最為看中的共產黨人，因而孫總理將國共兩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希望和重任寄託於他。而李大釗則在「西湖會議」和中共三大上明確支持共產國際的主張，調和不同意見，力促「黨內合作」即「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率先加入國民黨，為國共合作的最終實現發揮了無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名垂青史。
應該說，儘管李大釗沒有在黨內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但他的創始人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可動搖的。他是中國第一個富有理性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創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思想傳統。為組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來華所接洽的第一個人就是李大釗。在中國，最早向世人公開表示「馬克思主義觀」的，也是李大釗。而孫中山所指定進入國民黨一大主席團的唯一的共產黨人還是李大釗。
需要知道，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李大釗是他們心目中的精神領袖。就連年長他10歲的陳獨秀也曾自謙道：「『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因此不可想像，李大釗會與他的同仁、學生爭一個「中央委員」的職位。恰恰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從事具體的政治活動看作是青年學生必須經受的歷練和考驗。而他，顯然可以在職位上更為超脫，因為確實有更重要的事業等待著他來承擔。「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才是李大釗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應有地位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