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大熊貓保護？？

天下 12-07

本文於2018年8月6日首刊於：動物當代思潮 | 全球化視野（見「閱讀原文」鏈接）

原標題：台灣黑熊是下一個「大熊貓」嗎？——大熊貓的保護之路帶來的警示

作者：龍緣之

台灣南安瀑布發現失怙小黑熊，引起全民關注，不少民眾甚至到其出沒處流連忘返。近年以來，台灣黑熊保護日漸受到民眾重視，亦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觀光局和高雄市政府等選作吉祥物，甚至成為

「

台灣」的表徵，儼然成為一個具有本土號召力的明星物種。大熊貓和台灣黑熊同為熊科，更是成功行銷全球的國家符號，牠的保護之路是否能作為

現存200到500隻

的黑熊保護之借鑒？

黑熊長這樣！

由於數量的上升，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於2016年將大熊貓由

「

瀕危」(EN)級別調整為

「

易危」(VU)。然而，雖然似乎

「

越來越不瀕危」(現況是否如此，亦有爭議)，人們的熱情及政府的經費挹注卻未降低。大熊貓的群眾魅力所帶來的後果是利或弊？台灣黑熊是否亦將被打造成保護的「符號」？最後，應該如何理解黑熊專家黃美秀指出的，本次小黑熊事件

「

民眾的支持配合與自我剋制更是致勝關鍵」？

大熊貓作為一個

被符號化、廣受人們喜愛的

物種，回顧對其的保護過程，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省思。

西人開啟大熊貓熱和捕獵的濫觴

1869年，法國傳教士、博物學家譚衛道(又稱大衛神甫)在中國見到一頭大熊貓的毛皮，始將該物種介紹至西方。大熊貓毛皮被送至法國後，引發了物種分類學爭議和民眾的興趣，大熊貓成為博物學家、歐美獵人，以及動物園和博物館爭相擁有的對象。其中，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兩個兒子(Theodoreand Kermit Roosevelt)為了成為

「

兩個同時開槍打死大熊貓的人」，受到博物館的贊助狩獵大熊貓，將在中國的經歷寫成《追蹤大熊貓》(1929)一書。哈克尼斯夫人(Ruth Harkness)則首次成功地將捕獲到的幼年大熊貓運出中國，在西方世界得到熱烈的歡迎。

這些由西人開啟起的

「

大熊貓熱」所引發的獵捕，有些得到中國官方支持，還有一些則是由政府主導的抓捕典範。1941年，宋美齡代表國民黨政府將一對大熊貓送給美國，作為對

「

美國援華聯合會」的回禮。新中國成立以後，大熊貓亦作為1972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訪華時獲贈的禮品。這些活動共同構成了從大熊貓個體、種群到物種的威脅。

至此，大熊貓物種的珍稀程度和符號意義，已不僅是西方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獵奇目光，更是中國塑造自我形象的組成部分。近年來，雖有學者試圖找出大熊貓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地位，更稱

「

貔貅」、

「

騶虞」等皆為其古稱，但說服力卻有所不足。歷史學者夏皮羅(Judith Shapiro)認為，當代中國將大熊貓選為國家象徵的原因，正是因為其在中國歷史中皆未曾被突出。

中國1980年代的「愛祖國，愛國寶，搶救大熊貓」活動。

以「搶救」為名的大肆捕捉

1983年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冷箭竹大規模開花。由於竹子開花後枯死的規律，引發政府和民眾對大熊貓將

「

無竹可食」的憂慮。四川省政府很快地建起監測站，在山野間投放羊肉、玉米饃，熏烤的羊骨、豬排等食物，

「

引誘」大熊貓下山，這些活動很快地演變為中外皆極為關注的

「

搶救大熊貓」熱潮。政府除了籌建若干飼養場，用以收容、飼養受災的大熊貓，還組織了巡護觀察組，前後約有600多名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

「

搶救」工作。同年底，

「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成立後，立即開展了國內外募捐。當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夫人南希(Nancy Davis Reagan)於隔年訪華時，亦將美國兒童的

「

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

美國前總統里根與其夫人南希1984年訪華，南希將「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

然而，這場中外關注的

「

搶救」，最終被證實是一場人為建構的

「

危機」。那些

「

不願下山」的大熊貓，被

「

關起來抬著下山」。

至1990年為止，官方統計共118隻大熊貓

「

被救」，

「

救活」其中的82隻，其半數被

「

收養」。政府甚至出動特別小組捕捉幼年大熊貓，有30隻以上的幼年大熊貓被認定

「

遭到母親拋棄」後帶回飼養，其中半數以上在幾年內死亡(後來北京大學潘文石團隊的研究發現，育幼期的大熊貓母親會出外覓食，幼仔可能獨自在家數小時甚至數天)。諷刺的是，中國的圈養大熊貓數量正是因此增加。

是搶救還是獵捕？實際上行為已無法區分。

「遷地保護」優先的本末倒置現象

從保護生物學出發，野生動物保護可分為

「

就地保護」(in-situ conservation)和

「

遷地保護」(ex-situ conservation)兩種。其中，又應以在棲息地內的

「

就地保護」為主，而將動物移置到人工飼養環境下的

「

遷地保護」，則僅僅是緊急情況下的輔助做法。然而，

「

遷地保護」有著易操作、能夠較快地得到成果等特點，研究人員也偏好在城市而非艱苦又費時的野外進行科研，

當動物數量的增加成為最重要的工作指標時，

「

遷地保護」被簡化為

「

圈養繁殖」。

以動物數量的增加為指標的結果，

是「遷地保護」

被簡化為「圈養繁殖」。

資源分配長期不公的結果，更加劇了這種惡性循環。僅以知名的「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例，出生一隻大熊貓，就有五萬人民幣的

「

貓頭費」作為獎勵發放(2010年起，才不再將

「

繁育數量」作為唯一的考核和獎勵指標)。

然而，大熊貓如其他許多圈養野生動物一般，人工飼養環境和自然棲息地差異極大，不但容易產生行為問題、圈養大熊貓難以自然交配繁殖，甚至可能患上精神病。

令人詫異的是，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大熊貓分屬林業和住房建設等兩

個

部門管理，兩者間甚至沒有統一的保護計劃。圈養大熊貓之最初建群者，僅僅是46隻來自野外的大熊貓，2010年時，圈養種群數量卻已達到300隻以上。

「

建群者效應」(指在新種群的創建之中，

「

建群者」所攜帶的基因將決定今後群體的遺傳特質和遺傳結構)明顯，

基因多樣性不足

帶來的問題可想而知，以致於捕捉野生大熊貓的情況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

「

就地保護」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由於某些專家和媒體過分強調圈養大熊貓繁殖的不易，許多民眾誤以為牠們是一種無法自救、需要人類幫助的動物。

同時，棲息地的破碎化，以及過去對大熊貓的捕獵和獵人的下套(目標物種經常是其他動物，卻誤捕、誤傷了大熊貓)等真正的問題，卻經常被忽視。

「野化培訓放歸」無法回應根本問題

2012年，中國正式開始了圈養大熊貓

「

野化培訓放歸」(簡稱

「

野培」)試驗。現行的

「

母獸帶仔」模式，讓圈養大熊貓幼仔自出生開始，就和母親在儘可能

「

自然」的環境中學習生存本領。

然而，這項試驗的前提條件是母獸需有野外生存的能力，這卻又正是圈養環境下成長的大熊貓所不具備的。因此，與基因多樣性不足的問題相似，

「

野培」試驗可能變相地鼓勵了對野生大熊貓的捕捉。

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如無良好的棲息地環境，

「

放歸」的動物也將無處可去。進一步言，絕大多數的圈養大熊貓根本沒有放歸自然的機會，其後代亦然。

圈養大熊貓的保護之路，為何在實踐上產生如此之大的偏離，實與錯誤的知識和信念，以及出於社會需求或偏好的人為建構有關。大熊貓作為中國的形象代表，對其的保護行為受到愛國主義的影響。在缺乏科學家和媒體正確引導的情況下，中外各界對大熊貓從

「

搶救」到

「

野培」的過度關注，一定程度上，使得

「

棲息地保護」等最重要的問題被遮蔽，對自然、人與動物的關係，皆缺乏敬畏和反省。在過去的錯誤未能即時梳理之時，主管部門亦缺乏長遠宏觀的整體計劃，盲目地選擇了嘩眾取寵的圈養和繁殖等舉措。

野化培訓放歸大熊貓。

明星物種建構的悖論

固然，政府對大熊貓保護在人力、財力，以及媒體傳播等各方面的投入，有著重要的

政治示範意義

。

然而，幾經錯誤的保護歷程，如果未經爬梳，也將為科學家推翻過去公眾的認知，以及制訂和實行修正的保護計劃，帶來一定的難度。

僅以

「

竹子開花」這場由自然現象引發的社會活動為例，

「

建構」一場自然災害，為媒體的興趣偏好、民眾的愛國主義找到出口，在國際社會間贏得支持。第一位來到中國參與大熊貓研究國際合作的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博士表示，彼時有些中方的科研人員認為，大熊貓在圈養環境中比在自然環境里過得更好，這正好突顯了

不同的觀念在動物保護議題中的衝突

。

人類社會以

「

保護」為名，實際上卻不時透過種種操作

，

為自身帶來利益。

即使是

「

國寶」級的大熊貓，從動物個體、野外和圈養種群，以及物種層面，其真正的權益經常未能受到重視。

即便是科學家群體，也為其研究項目是否能取得資助、研究是否符合學界規律而易出成果，而經常未向社會傳遞真實的信息。凡此種種，不是在保護大熊貓，而是在

「

保護科學家」。

民眾避免成為「保護」的看客

當動物園中樣貌可愛的大熊貓引發民眾對繁殖成果的肯定，甚至是對這種

「

保護

」

的認同時，人們永遠需要想一想，

動物是否真的是保護活動的受益者？

無論眼前所見的是動物萌態，或者是被符號化的明星物種，

人們是否能關注從個體動物到整個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從而願意理解牠們的權益和福利問題，進一步支持正確的保護工作？

正如潘文石所說，

「

大熊貓歷經數百萬年的演化而生存至今，並不是為了在動物園裡取悅人類。」

台灣黑熊自然不是大熊貓，其保護所面對的社會及自然環境問題亦有差異。然而，今日或可開始反思：建構一個明星物種，賦予牠們引人關注的多種社會意涵，是否對長久的、以

「

就地保護」為主的工作有益?或者，保護活動僅僅淪為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分一杯羹的契機，民眾僅僅是湊熱鬧的

「

看客」，甚至共同參與了這場建構？

近年日漸受到民眾支持的台灣黑熊保護，亦經過一定的與政治、文化、環保議題相結合的符號化過程。以大熊貓幾經曲折的保護之路為他山之石，民眾對保護工作的認識及支持，需要從根本上認同自然的價值，進而改變「將動物作為資源」的思考。從正確的觀念、保護的知識出發，避免成為

「

越幫越忙」的烏合之眾。